淡色中国是北京共识的延续

　　见习记者 王露

　　“中国目前最重大的战略挑战都与其‘国家形象’有关。”继2004年率先提出“北京共识”概念之后，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再次提出理解中国的新角度。

　　提出“北京共识”时，他是约翰·桑顿办公室主管合伙人、高盛公司高级顾问，如今他是全球领先战略顾问公司之一基辛格协会的执行董事，并常驻中国，被“世界经济论坛”称为“目前在华最杰出的外国学者之一”。

　　经过三年多在中国和世界范围所做的大量调研，使他清晰地意识到，取得共识首要解决的问题是理解一国的复杂性，而“国家形象”正是解开这个问题的“钥匙”。

　　为此，雷默现在又别出心裁地将“中国形象” 表述为“淡色”——“淡”是融合“水”与“火”的矛盾结合体。

　　“世界如何理解中国形象？最重要是要理解中国社会的复杂性。” 他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

　　而近期关于制造质量、食品安全等全球范围针对中国形象的质疑接二连三；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十七大”、2008北京奥运筹备，则跃然成为世界主流媒体封面。这种“矛盾”更让雷默相信自己的判断——国家形象直接关系到一国在国际社会的“声誉资本”，而这种资本的缺乏会放大改革的风险。

　　他指出，中国形象要得到更好展现还需要持续进行“后中国特色”的创新。

　　“淡色”就是化矛盾为和谐

　　《21世纪》：你最新提出的“淡色中国”的具体内涵是什么？

　　雷默：“淡色中国”是“北京共识”的延续。随着中国崛起，世界对于中国的未来走向有很多担忧，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也有很大影响，现在每个国家都要考虑其他国家的想法，所以中国非常有必要设计一套全新理念来展示自己的国家形象。

　　我用英语的“Brand”(品牌)和中文的“淡”字形容中国——“淡”字包含了“火”和“水”，恰如中国融合了诸多矛盾。在外国人眼中，中国面临的最具挑战性的问题就是矛盾的融合，一个凝聚力、向心力都很强的国家，但又常常具有强大的离心力。

　　这里我借用了营销领域“淡色品牌”的概念。世界上最能征服人的品牌都是白色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艺术或者汉语的名言警句中都体现了“淡”的寓意，二者都要求带着诗意去领悟个中韵味。中国需要“淡”的国家形象，而且这种化矛盾为和谐的理念是中国的传统价值理念。

　　《21世纪》：这样的“中国形象”会在国际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雷默：中国应该有一个目标，让其他国家信任中国，要知道信任程度很重要。很多国家不大信任中国，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中国是怎样的一个国家，不知道中国的变化有多快。

　　这个概念最大特点就是创新。要让其他国家了解中国面临的问题是世界历史上十分新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十分新的想法。从过去来看，中国在灵活不断地探索自己的模式。

　　《21世纪》：在这种灵活的“中国模式”中，什么才是关键因素？

　　雷默：还是创新。我的想法是，现在需要“后中国特色”。

　　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可以拿来一些西方思想，做一些变化，称之为“中国特色”；现在只有变化是不够的，最需要的是“十分本土”的想法。和谐社会提法就很好，和谐一直根深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中。

　　这种创新包括经济、社会、科技领域，还有民族责任、价值观方面。因为如今的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因素是变化，我们的经济、社会的所有方面的变化越来越快、越来越大，最需要的是一种创新的精神，中国现在需要十分创新的想法，很多问题都只有中国自己才能够回答。

　　重新审视 “北京共识”

　　《21世纪》：从2002年以来这五年，中国取得了飞跃式发展，现在你如何重新审视之前发表的“北京共识”？

　　雷默：我听过你们的领导人在十七大时的论述，与五年前相比，经济方面的想法有了比较大的变化。他们已经发现了环境等问题的重要，但十七大不仅是提出新想法，更重要是未来具体要做些什么。

　　十七大最重要的目标是提出科学发展观，而“北京共识”也不仅指经济方面，更重要的是可持续发展、均衡发展，包括注意环境、收入分配公平等问题。

　　可以说，十七大使得“北京共识”得到了肯定：中国需要找到自己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乃至政治改革的道路。在北京共识里，我已经涉及到了科学发展观这个思想，和谐社会则是一个了解中国领导人目标的想法，同时也是需要克服很多困难去实现的长远目标。改革肯定会有不和谐的部分，变化与和谐之间会存在一些矛盾。

　　《21世纪》：过去五年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布局已经从以前的经济、政治、文化建设扩展到包括社会建设的“四位一体”。你如何看待社会建设部分？

　　雷默：中国社会越来越复杂，利益诉求分化，社会矛盾增多，这是比较难的一个问题。举个例子，关于工作的选择，以前中国有单位系统，而现在每个人都有权利决定想做什么样的工作。

　　这是为什么我觉得需要政治改革，来解决一些社会矛盾。在社会发展越来越复杂的情况下，以前的模式是远不够了。我们知道，系统越复杂就越不稳定，稳定的制度一般都有自我组织的特点。一个最好的例子是互联网。互联网非常复杂，但也比较稳定，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自我组织的制度。我认为中国需要学习建设自我组织的制度来管理社会。

　　崛起更要重树国家形象

　　《21世纪》：中国贸易顺差的不断加大成为“中国威胁论”者的新论据，全球贸易保护主义趋势也日益严重，作为一名长期驻华的外国学者，你认为外界该如何理解中国的发展？

　　雷默：首先，一定要理解中国的复杂性，解决其中任何一个问题都可能引发更多问题；另外需要理解中国有能力去改变，目前中国的发展模式和五年、十年前都不是特别相同了。

　　“中国威胁论”确实有可能越来越重要。比如说，大多数美国老百姓都不太了解中国，看到中国崛起了，但又不知道为什么，所以觉得害怕，保护主义也因此不可避免。但最重要是让其他国家了解中国真正的国情，这些问题有什么背景，需要多长时间去解决。就我对中国的常年观察，我觉得中国的崛起是一个事实，关键是国际社会要考虑怎么适应。

　　应该非常注意，现在外国人对中国的形容很多不大正面，这就更要注意中国品牌，解决中国形象(负面化)问题，当然这需要一个过程，但也是提醒中国注意国家形象的机会。

　　《21世纪》：你如何看待中国的未来？下一步将会着重研究中国的哪些问题？

　　雷默：我对于中国的未来是很乐观的。虽然也存在一些担忧，比如之前中国领导人表示的金融系统不是很稳定、农民问题等等。

　　下一步我会重点研究“建设中国型的外事工作”。要解释一下，外事和外交的内涵不太一样。现在的中国和全世界的各种联系越来越多，几乎每个中国人都可能和外部产生各种关系，所以外事的概念的范围更广，跟国内所有方面都会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