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胜阻解读十七大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

　　——访全国工商联副主席辜胜阻

　　-十七大之后的经济大势(8)-本报特约记者 易善策 杨俊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一条伟大道路”和五条“具体道路”，即我们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同时还提出与之相配套的“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中国特色新兴工业化道路”、“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五条具体道路。明确指出：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日前，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经济学家辜胜阻对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进行了解读。

　　中国的城镇化不能照搬别国的模式

　　记者：“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辜胜阻：中国的城镇化不能照搬别国的模式，必须从自己的国情出发，走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我国城镇化道路的中国特色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以双重经济转型为背景，城镇化与工业化、

信息化、市场化、国际化紧密相联；东部和西部的双重城镇化方向；城镇化的双重动力机制和双重发展模式，政府在城镇化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农民工和市民是双重城镇化推动主体，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为城镇

化工业化作出巨大贡献。

　　记者：如何摆正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市场化、国际化之间的关系？

　　辜胜阻：城镇化一般以经济转型为推动力，我国城镇化近三十年的高速发展期不仅经历了农业人口大国向工业国的产业转型，而且面临经济模式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体制转型。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也是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一般转型和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特殊体制转型交织在一起的“双重转型”过程。

　　在这种转型过程中，我国的城镇化不仅与工业化相联系，而且同市场化和市场化取向的改革紧密相关；不仅要实现与工业化协调发展，同时还要实现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我国最初的城镇化是建立在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工农业间存在“剪刀差”的基础上的。城乡互动表现为以农促工，以乡促城。

　　当前，我国总体上已经进入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需要通过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城乡统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推进农村城镇化。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总结我国改革历程时指出：要全面认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深刻把握我国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这“五化”是统一的，是互相影响的。工业化是城镇化的基础，市场化和国际化是城镇化的动力。而信息化则对我国城镇化的形态会产生重大影响。

　　应该看到，我国的城镇化是在我国市场化还没有完成，新技术革命和信息化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的形势下推进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曾预言，影响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两件大事中，其一是美国高科技的发展，其二就是中国的城镇化。中国城镇化之所以重要，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几亿农民最终完成身份的转变，实现了巨大的社会变迁。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利用劳动力资源充裕的比较优势，使物美价廉产品走向世界，给全球消费者带来巨大的实惠。有研究表明：近10年，中国产品使美国消费者节省6000多亿美元支出。由此看来，我国的城镇化又与国际化紧密相关。

　　中国现阶段面临“双重城镇化”

　　记者：为什么说中国现阶段面临“双重城镇化”？

　　辜胜阻：双重城镇化方向，一方面是东部城市群和大都市圈的发展，另一方面是中西部农村城镇化的发展。一般国家的城镇化表现为单一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过程，而我国既有农村向城市的异地转移——人口城市化，也有农村劳动力的就地转移——农村城镇化。

　　二元结构下，我国城镇化是通过“在城市地区发展城市群发挥大城市的辐射作用，在农村地区发展县城和小城镇推进农村城镇化”的“双重城镇化”道路。东部地区可以采取以发展城市群和大都市圈为特征的城市化策略，实行组团式的城市结构，通过大都市的辐射能力，直接把周边的小城镇纳入块状的城市圈内，使都市文明快速向周边地区扩散。中西部地区，可以通过据点式城镇化，在中西部农村把县城建成10万至30万人的城市。如果把后者称作“据点”发展式城镇化，前者则是“网络”发展式城镇化，即通过交通和通讯设施的发展，建立高效率的城镇网络，发展城市群和都市圈。

　　政府在城镇化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记者：政府如何推进城镇化进程？

　　辜胜阻：政府在城镇化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一般国家城镇化主要靠市场推动，而我国城镇化的重要特色是“政府推动”和“市场拉动”的双重动力机制的结合，政府在城镇化进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建国以来，我国城镇化和工业化是由政府推动的。但改革开放以来，也出现了农民集资建镇、农民推进农村工业化的方式。上世纪地方政府推动的乡村工业化道路，和本世纪县域经济的发展，在我国农村城镇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中央政府则通过工业化项目安排、政府所在地的行政指向和相应制度安排推动了城镇化进程。

　　我国城镇化过程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限制是资金问题。通过市场化和国际化，依靠内源主体和外资主体的“双重投资主体”，在鼓励民间资本推进工业化的同时积极引进外资，加快了城镇化的发展。

　　与双重动力机制相伴随的是双重发展模式。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的城镇化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制度变迁模式：自上而下的城镇化和自下而上的城镇化。自上而下的城镇化是政府按照城市发展战略和社会经济发展规划，运用计划手段发展若干城市，并安排落实

城市建设投资的一种政府发动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自下而上的城镇化则是农村社区、乡镇企业、农民家庭或个人等民间力量发动的，由市场力量诱导的自发型的诱致性制度变迁模式。自上而下的城镇化发展模式，用较短的时间和较快的速度建立了中国门类齐全的独立的工业体系，奠定了中国城镇化体系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中国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深入，在传统体制和传统模式的外围出现了自发的、诱致性的与城镇发展相关的制度创新，形成了自下而上的城市化模式。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是农村城镇化的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

　　农民工为城镇化工业化作出巨大贡献

　　记者：怎样看待城镇化过程中的流动人口问题？

　　辜胜阻：我国城镇化与我国特定的户籍制度相联系。建国初期，户籍制度在维护社会秩序、保证我国城市化速度不致超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可能承受的限度，从而避免发展中国家普遍出现的过度城市化问题等方面，曾起过积极作用。由于这种特定的户籍制度，中国的城镇化是由“双重主体”推动的：由农村剩余劳动力构成的城市流动人口和农民工，与具有城市居民身份的城市居民，成为城镇发展的两股不同的重要力量。

　　就北京市来说，截至2005年底，北京市常住人口已经达到1538万人，其中在京居住半年以上流动人口已经占到了全市常住人口的23.2%，共357.3万人。整个“十五”期间，全市流动人口增加了101.2万人，占常住人口增加总量的58%，全市户籍人口增加了73.2万人，占常住人口增加总量的42%。我国农村劳动力在城镇化过程中，要受到中国特色户籍制度的影响，有效避免了城镇化的“大城市病”和“拉美化”现象。

　　但户籍制度也使城镇化了的农民难以市民化，出现了农民工同市民“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时、同工不同权”的不平等现象。这种特定制度决定我国城镇化是一种半城镇化(semi-urbanization)，农村人口虽然进了城市，但并没有完全成为城市居民(市民)。我国城市流动人口和农民工量大、质弱、价廉的特点，决定了我国工业化表现为一种低价工业化(low cost industrialization)模式，廉价城市流动人口和农民工，有力地支撑了工业化的低价模式，成为中国制造业竞争优势的源泉。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为我国城镇化和工业化作出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