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教授

　　本报记者 王娜

　　科学发展观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专访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教授

　　编者按:

　　10月15日，举世瞩目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隆重开幕。

　　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做了题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在中国发展新的历史起点上，这篇长达64页的《报告》世界瞩目。

　　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在接受央视采访时，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高瞻远瞩，求真务实”16个字来总结对《报告》的体会。他认为，《报告》通过对改革开放29年历史经验的总结，提出了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贯彻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这其实就是解决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打什么旗帜，走什么道路的问题。

　　《报告》也明确提出了到2020年的中国新发展目标：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报告》特别在宏观调控、财政、金融和产业政策上提出了明确的指导思想。”15日下午，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教授在认真研读报告后，对本报记者说。

　　而让他特别看重的，是《报告》在行政体制改革和建设服务型政府领域的配套都提出了政策思路。

　　更让他欣喜的，他呼吁多年“建设创业型国家战略”在报告中得以体现。《报告》中提出，要“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并“完善支持自主创业、自谋职业政策，加强就业观念教育，使更多劳动者成为创业者”。

　　周天勇认为，要实现《报告》提出的到202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关键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科学发展观解决面临的新问题。

　　十六大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成就辉煌

　　《21世纪》：《报告》回顾了十六大以来的工作，过去五年，我国经济实力大幅提升，经济保持平稳快速发展。你如何看待十六大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

　　周天勇：我个人认为，将中国过去五年来经济发展的成就放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阶段上看，是非常辉煌的。

　　首先，五年来整个经济保持增长的势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在10%以上。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增长保持了一定的稳定性，没有大起大落，十分难得。同时，这样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也起到了火车头的作用，中国已经以非常主动的姿态参与到国际化和全球化的经济竞争中。

　　第二，不仅是数量，整个经济运行质量水平也在提高。在经济发展保持高速的同时，顶住了节能降耗的压力，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在经济结构的调整上，高度重视对钢铁、电力、重化工等高污染耗能产业的调整和整顿。另外，在出口结构方面，传统出口产品下降，机电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呈现快速增长势头。

　　第三，是我特别要说的。在这五年里面，交通、工业和城市建设方面的成绩可以用“突飞猛进”来形容，铁路第六次大提速，民航飞速发展，高速公路网建设初具规模，港口集装箱吞吐量过亿，这些不仅是学者，普通老百姓就能亲身感受到的。

　　科学发展观“统筹”是关键

　　《21世纪》：在总结历史成就的基础上，《报告》认为在新的发展阶段要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并要求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你如何看待科学发展观在经济发展和建设中的贯彻？我们还面临哪些挑战？

　　周天勇：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在这个前提下，要处理好一些关系，包括经济发展与社会自然、生态环境和资源之间的关系，城乡间、区域间的关系等。

　　我认为，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统筹”是关键词。

　　科学发展观解决的是面临的新问题，是对过去的指导思想的补充，应对新挑战。

　　按照《报告》阐述，这些挑战包括：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同时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同时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改革攻坚面临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难度加大等。

　　《21世纪》：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和谐和协调性成为《报告》中的方向标。在城乡关系上，报告总结过去五年我国农村综合改革逐步深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迈出了实质性步伐。你如何评价农村领域的改革？

　　周天勇：从2004年至2007年，中央连续下发四个“一号文件”，不但已有的支农政策措施得到完善和强化，一系列高“含金量”的措施相继出台，力度之大、实惠之多、出台之快、要求之高，历史上少有。特别是取消农业税之后，搭车收费的问题也一定程度上得以解决，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进展。

　　再者，以各种直补的方式，使得中央给农村的支持力度加大了。以成渝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为代表，开创了农村土地流转试点，推动了乡镇政府向公共服务转型。在农村义务教育免费和新兴农村合作医疗等方面让农民获得实际利益，加大了对农村公共服务。

　　在备受关注的农村土地改革上，我认为应该继续深化综合体制的改革，加快《土地法》的改革。建议地方政府以资源税、房产税和排污税等方式来替代土地财政。

　　《21世纪》：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上，过去五年，东部跨越、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呈竞相发展之势。你怎么看待当前的区域经济格局？

　　周天勇：在过去五年中，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上中央政府确实下了一番功夫。

　　我想强调的是西部开发和东北地区振兴。五年里西部的交通、基础设施环境改善特别大，退耕还林和生态恢复也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报告》里要求了，未来要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积极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加强国土规划，按照形成主体功能区的要求，完善区域政策，调整经济布局。

　　此外，我想应该注意到，在最近中央发布的区域规划中，比如《东北地区振兴规划》里，出现了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等提法，这说明在区域发展中，区域内部和区域间的细化和分工会更加明确。

　　要走中国特色的新兴工业化道路

　　《21世纪》：在宏观经济结构调整上，《报告》特别强调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并认为这是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那么，在中国特色新兴工业化道路上，我们的基本思路应该是怎样的？

　　周天勇：是的，《报告》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兴工业化道路，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这说明我们在反思以往的经济增长方式，特别是亚洲金融风暴之后，消费带动增长的力量比较弱。我曾多次呼吁，要扩大消费拉动内需，要靠创业带动就业。

　　《报告》中有两点我特别注意到，一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二是，推进公平准入，改善融资条件，破除体制障碍，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

　　我想，除此之外，既要管好金融，又要放活金融，大力发展乡村城市社会中小银行等金融机构，给居民创业扩展融资平台。既要把银行做大做强，又要做好做多。

　　建立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

　　《21世纪》：《报告》还要求，在财税和金融改革基础上，要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你怎么看？

　　周天勇：《报告》里清晰的表示了，要深化财税、金融等体制改革。要求深化预算制度改革，强化预算管理，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加快形成统一规范透明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和比例，加大公共服务领域投入。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增强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能力。

　　这说明在未来的财税金融政策上，将首先考虑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划分，再进一步理清收入。过去也提过很多，但是还没形成制度，此后我们可以有期待。

　　中央提出要增加转移支付的透明度，我认为要发挥全国人大的作用。《报告》里已经专门指出，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支持人民代表大会依法履行职能，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

　　我认为，宏观调控必须坚定不移地向市场经济迈进，不能违背市场经济的大趋势。

　　宏观调控的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我们的调控水平在逐步的完善，也是一个学习和经验积累的过程。我国所执行的货币政策更多只是一种总量政策，即通过利率手段刺激经济。由于我国金融结构存在的问题，货币供给过程内生化，货币的自由扩张遇到障碍。实际上，不但在金融结构上，就是在产业结构上，我国也同样存在结构不合理的矛盾。因此，为了消除货币政策在总量调节方面的障碍，需要将货币政策的目光更多投向结构调整和金融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