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鼓励干部创业 咸阳优化民企土壤

　　张延龙

　　你很难相信如今这座遍布足浴店的城市就是已经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古都——咸阳。

　　现在，这座城市正面临与其他西部城市相同的困境——经济不活跃，民营经济发展滞后。过去的几年里，咸阳市政府曾“放下架子”，推行一些外人看来颇多争议的举措试图扶持当地民营企业发展，包括市委书记亲自挂帅推动把足疗产业定位为咸阳的支柱产业。该市十一五规划提出，非公有制经济要占国民经济比重 70%以上——这意味着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还要上涨20个点左右。

　　让机关干部去创业，成为咸阳市政府自上而下推动民营经济在这个城市深入发展的一个措施，但是却引来了争议。

　　机关干部创业

　　陕西省委书记赵乐际今年调到陕西之后，即召开民营经济座谈会，在座谈会上赵乐际说，“陕西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差距，主要表现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上，表现在人民群众的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偏低”。

　　今年7月，咸阳市委、市政府下发《关于实施“三大创业”的若干意见》，其中都有关于鼓励机关干部离职创业的条款，“一次性补偿5-10万元，咸阳鼓励机关干部离职创业”，这引起各种非议，很多人质疑公务员创业既然离岗，为何还能领取工资。

　　咸阳市委宣传部一位官员说，“网上争议很多，很多媒体都把眼睛盯到鼓励党政干部创业这一条上，其实这只是文件里的一小部分，我们希望大家不要误会”。

　　“现在只是一个《意见》，很多配套的文件还没有出来”，咸阳市委一位官员说，“其他地方给我们打过不少电话，要到咸阳考察学习，其实很多具体程序还没有建立起来，比如说我现在想去创业，找谁辞职、找谁领取补偿、金额如何界定，这些都还不清楚。”

　　《意见》中，关于鼓励机关干部创业的条款只占了一小部分，其他另有扶持“下岗失业人员立志创业”、“引导农民勤劳创业”、“鼓励大中专毕业生和退转军人自主创业”、“支持归国留学人员和各类专业技术人员以技创业”等相应条款，而对于机关干部创业则被冠以“带头”的地位，希望“使机关干部成为改善创业环境的主力军和带头创业的排头兵”。

　　“一方面是为了让机关干部起到带头作用，他们懂政策，有文化，创业成功的可能性比较大，另一方面，许多事业单位和乡镇政府都需要进行人事改革，尤其是乡镇，这几年撤乡并镇，加上打造服务型政府，许多乡镇一级的部门都撤消了，人员臃肿”，上述官员说。

　　这一点遭到了很多人的质疑，按照公务员法，公务员并不能从事营利性的第二职业，而意见中有关“离岗”、“离职”、“辞职”的种种措辞显然给当地政府留有余地，但条款本身则令一位律师形容为“混乱”。参与起草《公务员法》的一位国务院法制办人士则直接对记者说，“如果他是公务员，就不能创业，如果他辞职去创业，就不能再自动回到原岗位。”

　　对此当地官员则对记者解释说，地方性的规定文件是肯定不会跟国家大法抵触的，“我们目前正在制定一系列的实施细则，力求跟《公务员法》对接。”

　　“公务员当然不能谋私利”，一位不愿具名的律师说，“让保留公务员编制和工资待遇的公务员去创业，违背社会公平”。

　　“种植”民营企业

　　咸阳市委一位官员说：“让机关干部去创业，体现的不是竞争作用，而是带头作用。”

　　“市、县两级事业单位和乡镇必须有20%以上的干部离岗创业，是鼓励干部带头创业，起模范作用，而不是进行裁员。”咸阳市人事局副局长雷华森在接受采访时说，“20%的干部和职工离岗创业是一个基本要求，也是市委、市政府对各级各单位的一个指令性要求，各单位还可超过20%。”

　　政府推动民营经济的发展在咸阳早有先例。

　　2002年底，咸阳决定大力发展足浴产业，将其定位为咸阳的 “支柱产业”，当时的政府常务会议上为此专门成立了领导小组，时任市长的张立勇担任了“组长”。为了让这个产业发展起来，当时咸阳的官员被要求“副处长以上的干部带上夫人，礼拜天去享受足疗”，当地党委、政府接待中央级、省部级领导的地点也设在了足疗店。

　　“不能拿东部的经验去衡量西部，两者实际情况的差距太大了。”陕西省城市经济文化研究会会长、社科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张宝通说，“东部地区可以诞生自发成长的草根经济，而在西部缺乏草根经济成长的环境，尤其是观念环境，这些都需要政府去推动。”

　　在相临的西安，一份新出台的有关“全民创业”的意见则规定，“市级有关领导可出席支持企业活动”，企业申请提出需市级有关领导出席支持的，由上述单位初审后，报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按特事特办的原则予以安排。

　　张宝通说，“东部经历了100多年的商品文化，所以改革开放后，政策一放开，草根经济就自然发展起来了，而在陕西，过去的发展基本是在计划经济下发展起来的，没有接受过商品经济文化的熏陶，自然没有创业热情。”

　　当地政府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让机关干部去带头创业，开一时之风气，既然自下而上的经济变革不能产生，那政府就应该到市场中去，以一种自上而下的方式去推动——就好比是一方沃土，政府应该撒下种子，来“种植”民营企业。

　　关中文化之过？

　　“我们咸阳地处关中平原，多数老百姓日子过得很殷实，悠久的农耕文化积淀形成了‘老中农意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习惯于万事不求人，缺乏忧患意识和合作精神”，咸阳市委书记张立勇在一次全市工业发展工作会议上说。

　　有人说，长期的农耕文化使陕西人骨子里惰性十足。陕西人虽然有着黄土高原的淳朴、本分，但是开拓性不够，许多陕西人宁愿每月拿着800元的工资，每天能够吃上一碗羊肉泡，优哉游哉地过日子，也不肯舍下力气去创业。

　　“这其实仍是东西部差异的问题，市场观念的差距太大”，张宝通说，“陕西的过去一直处于计划经济下的发展状态，改革开放后政策一放开，很多人观念转不过来。”

　　长期计划经济环境下的遗痈之一即是当地不少官员中仍或多或少的存有“官本位”、“政本位”观念，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咸阳市人事局一位局长就曾多次对记者说，“我们制定政策，不解释。”

　　陕西省统计局总统计师杨永善曾所做的一次《静向思维的“老陕”和野性思维的“浙人”》演讲中，其中列举“陕西人”跟“浙江人”之间的33个差距，其中就提出，“浙江人为发展而干，陕西一些人为荣誉、政绩而干”，“浙江干部乐意陪商人，陕西一些干部喜欢陪领导”，“浙江人市场意识浓厚，陕西一些人官本位、政本位思想浓厚”。

　　“观念和环境是一致的”，张宝通说。当地人把这种环境称为“三乱”或“四乱”，即“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再加上一个“乱检查”，而对其招商环境则另有一个形象说法——“开门招商，关门打狗”，意即招商引资时承诺许多，企业进来后又是另一回事。

　　陕西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咨询委员、陕西省委政策研究室特聘研究员、西安市委政策研究室特约研究员曾昭宁曾多次就陕西民营企业投资环境进行调研，在一些地方，甚至有不少民营企业家在调研时痛哭流涕，“很多地方都有政策风险，地方政府说话不算话，不要说优惠的政策执行不了，连正常的政策都难以推行。”

　　“现在省里提出要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上面很着急，可在利益驱动下，下面还是另有对策，时不时会出现这类问题，这对民营企业伤害很大”，曾昭宁说。在被询问当地投资环境时，一位外地商会负责人对记者三缄其口，十分谨慎的说，“谈到政府的问题，大家都不愿意多说。西安市也经常召开企业座谈会让我们提意见，大家都不太愿意提，当然问题也不太大，只是一些职能部门的个别人。”

　　“咸阳的问题也是陕西的问题，乃至整个西部的问题。”一位陕西本地经济学家说。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