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改争议供方地位 学者建议医生自由流动

　　贺鹏飞

　　“应当允许医生在自愿的基础上成为自由职业者，允许医师、护士多地点注册，在多个医疗机构执业，使医生成为医疗改革的受益者而不是改革对象。”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日前举行的第三届“中国健康产业高峰论坛”上，医改再次成为焦点话题，而“无法调动医生积极性的任何改革方案都会有失败的重大风险”，国务院法制办公室教科文卫司副司长宋瑞霖指出。

　　与其他医疗卫生方面论坛和会议大多强调维护患者的利益稍有不同的是，包括宋瑞霖在内，参加此次论坛的数位代表罕见地多次提出，新一轮医改方案在维护患者利益的同时也应该更为注重维护医疗服务的供方即医院和医生的利益，重新审视其在医改当中的地位与作用。

　　宋瑞霖是我国医药卫生法律方面的专家，也是新一轮医改的参与者之一。自1986年4月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的前身国务院法制局重新成立后，宋瑞霖就一直在此从事卫生医药方面的立法审查和研究工作，曾参与了 《执业医师法》、《药品管理法》、《食品卫生法》等中国医药卫生方面几乎所有的立法活动。

　　价格“逆调节”之怪现状

　　解决“看病贵、看病难”问题已经成为中国新一轮医改的主旋律，但是解决这一问题不能以牺牲供方利益为代价。作为卫生部政策与管理专家委员会专家，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中国项目部主任、清华大学卫生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刘远立教授直接参与了本轮医改方案的设计，由他和清华大学其他学者共同完成的医改 “清华方案”已经上交给国务院医改领导小组。刘远立说，在中国“以药养医”的普遍现状下，医生的很大一部分收入来自药品，如果不改变“以药养医”的机制，单纯控制医疗药品收费将直接影响医生的收入，从而也影响到医生参与改革的积极性和提供医疗服务的质量。“不能因‘价廉’而影响了‘物美’，医改要解决‘看病贵’的问题，但不能牺牲医院和医生的利益。”

　　实践也证明，自1998年以来的20多次药品降价并未解决“看病贵”的问题。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的一份报告指出，全球都处于苦苦追求降低医疗成本的征战中，政府在采取措施时，药物是最简单的目标。但是无论付出多少努力，通过削减制药企业的利润空间来降低医疗成本也是无济于事的。

　　宋瑞霖称，单纯控制药品价格可能会产生价格“逆调节”的现象，即人为地制造或抑制需求，医生乱开高价药，一些药品价格越高反而销售越好，大量质优价廉的药品因利润不高而无人愿意生产。此外，在降低门诊收费的情况下，有些医院的医生将原来一次能够解决的问题分成多次解决，这样看起来每次门诊的费用确实下降了，但是总体上的费用却大大增加。

　　国家发改委药品价格评审中心副主任卢风霞亦坦承，目前药品价格“逆调节”的现象具有很大的普遍性，对社会资源造成了极大浪费。这固然有药品功能方面的原因，但更多地与现行的医疗体制有关。

　　医生自由流动设想

　　要化解价格“逆调节”之怪现状，宋瑞霖大胆地提出，必须改革医疗机构现行的人事管理制度，允许医生成为自由职业者。

　　他说，医生具有专业性和知识性的职业特性，这种职业特性以及供求关系决定了有能力的医生一定是一个自由职业者。因此，应该允许医生兼职，鼓励其自由流动，使医生在医疗改革中受益。唯有如此，广大医生才能自觉地参与改革。

　　上海社科院常务副院长左学金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例，他曾经在美国摔伤面部，送到当地一家医院后发现要做面部缝合手术，但是这家医院并没有这方面的专职医生，于是马上到别的的医院找来一名具有很高专业水平的兼职医生为其进行手术。左学金说，这样就让医生的专长得到了很好的发挥，医院之间也实现了资源共享。

　　实际上，在欧美国家，大多数医生都是典型的自由职业者。例如德国的医生和医院之间没有行政隶属关系。医生以州为单位注册，只要注册是合法的，就能同时在本州不同医疗机构服务。据德国卫生部的数据显示，目前德国有35.8万名医生，其中75%以上的医生都在两家以上医疗机构出诊。

　　一名业内人士指出，中国的《执业医师法》施行以来，医生就成了某个医院的私有财产，而不是社会资源，这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对社会和医生本人都十分不利。“医改改来改去，不改人事体制，肯定是不会成功的，其中也包括医院院长，不应该再由卫生局来钦定，而应该推向社会，应该有职业医院经理人出现。”

　　如果允许医生自由流动，大医院的医生到小医院和社区医疗机构兼职，将可以有效地解决大医院不堪重负，小医院和社区医疗机构的资源又严重闲置的问题。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