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可再生能源2020年占比将达15%

　　15年投2万亿　　

　　北京报道　本报记者　王娜

　　9月4日下午，国家发改委公布了我国＜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全文，并由发改委副主任陈德铭进行了全面解读。

　　＜规划＞将我国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目标定为，可再生能源消费量在能源消费总量中的占比从当下的8%左右，提高到2010年的10%，并在2020年进一步发展到15%。

　　在新闻发布会上，陈德铭被问到最多的是如何保证上述目标的实现。他承认：“目前这个目标很多国家都还没有制定，这是很大的挑战和具有前瞻性的。”而完成这一目标所需总投资约为2万亿元。

　　陈德铭提出，要让价格杠杆在可再生

能源发展中发挥作用，这是解决可再生能源目前生产成本高、规模小、缺乏连续性等问题的一条思路。

　　15年投资2万亿

　　目前，中国能源消费70%依靠煤。陈德铭说，这样的能源结构会造成环境不断恶化。

　　因此，可再生能源闯入世界各国的发展视野，它包括水能、生物质能、风能、太阳能、地热能和海洋等。这些新能源具有资源潜力大，环境污染低，可永续利用等优良品质。

　　陈德铭认为，＜规划＞提出了从现在到2020年期间发展可再生能源的规划和保障措施。更为重要的是，各地在项目建设上要严格以＜规划＞为指导和依据。

　　从目前世界各国可再生能源的资源状况和技术发展水平来看，今后发展较快的除了水能外，主要是生物质能、风能和太阳能。而这些在＜规划＞中也属于我国在发展可再生能源未来15年的重点领域。

　　首先，水力发电是目前最成熟的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中国提出到2010年，全国水电装机容量从2005年的1.17亿千瓦提高到1.9亿千瓦，并在2020年扩展至3亿千瓦。

　　在资源利用上，重点建设的是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澜沧江、黄河上游和怒江等流域。但也要着手研究西藏东部水电外送方案，以及做好前述流域的利用规划。

　　其次，到2020年，生物质发电总装机容量要达到3000万千瓦，生物燃料乙醇年利用量达到1000万吨，生物

柴油年利用量达到200万吨。即15年间，生物质发电、燃料乙醇、生物柴油年均增速分别达93%、59%和2.6倍。

　　在新闻会上，陈德铭也屡次被问到发展生物质能与粮食安全之间的关系，他再次明确：“中国会坚持生物燃料的发展不和民争粮，不和粮争地。同时，甜高粱、小桐子，还有文冠果等以非粮原料生产燃料乙醇的技术已初步具备商业化发展条件。”

　　记者也从吉林燃料乙醇公司了解到，该公司已开始用秸秆和甜高粱等非粮作物加工燃料乙醇的尝试。

　　除此之外，＜规划＞要求太阳能发电总容量到2010年达到30万千瓦，到2020年达到180万千瓦。

　　陈德铭坦承，完成上述目标，对于中国来说是具有“前瞻性”和“挑战性”的，因为，有“三座大山”摆在面前：

　　一是，目前除了水电和太阳能热水器有能力参与市场竞争外，大多数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成本高，再加上资源分散、规模小、生产不连续等特点，在现行市场规则下缺乏竞争力；

　　二是，还没有形成连续稳定的市场需求；

　　三是，除水力发电、太阳能热利用和沼气外，其它可再生能源的技术水平较低，缺乏技术研发能力，设备制造能力弱，技术和设备生产较多依靠进口。

　　在资金保障上，＜规划＞提出15年间要设立再生能源发展的专项资金，并与社会化投资相结合。＜规划＞初步测算，从2006年到2020年，完成前述发展目标需要的投资总额是2万亿。

　　要让价格杠杆发挥作用

　　为了解决上述难题，陈德铭赞成通过稳定的政策激励，以形成支持可再生能源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让价格杠杆在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中发挥作用。

　　今年6月，全国销售电价平均每千瓦时提高的2.5分钱里，就包含了0.1分钱的可再生能源附加。这是中国第一次在电价调整中征收可再生能源附加。

　　“要考虑环境因素来定价。”陈德铭说。

　　他进一步解释，将给二氧化碳排放少的、单位千瓦功率消耗煤或者是消耗其它能源低的，多些发电时间，以此来调整经济效益。此外，为了更好地保护水力发电的生态环境和安置移民，也会对水电的价格逐步提高。

　　＜规划＞透露，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正在制定电价和费用分摊政策。也就是说，根据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技术特点和区域状况，制定和完善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的上网电价，并根据开发利用技术的发展适时调整。

　　另外，电网企业收购可再生能源发电量所发生的费用，高于按照常规能源发电平均上网电价计算所发生费用之间的差额，附加在销售电价中由全社会分摊。

　　其中，风电的价格形成极为敏感，此前很多风力发电企业认为，以“招标的方式定价”限制了风电的发展，这也是风电装机容量实现3000万千瓦目标的关键。

　　陈德铭再一次明确：“只有这种方式才能使风力发电的成本和价格逐步降下来。据我所知，绝大部分参加风电招标的企业对这个方法还是认可的。”

　　现在中国风电招标形成的价格比火力发电的价格要高出几毛钱，这部分的价格在整个电网中给予了一定时间的补贴。要降低风电价格，就需要用比较先进的设备，设备成本十分高昂，价格自然降不下来。

　　那么，能不能像许多风电业内人士呼吁的，实行固定电价？

　　有专家分析，无法实现的原因是对中国的风能资源没有把握，怕大家一哄而上造成浪费。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家发改委正在和国家气象局联合开展风力资源的调查，但这需要时间，特别是中国2／3的风力在海上，中国缺少海上的风力资源数据。

　　因此，要对离地面70-100米高空的风，365天中每天的风速、风量有一个准确的判断，并且在10年到20年里判断准确，以这些来确定电价，技术上基本上不可能。

　　鉴于技术和成本的两大壁垒，陈德铭直言，“我们暂时还不能做到完全把电价放开。如果完全放开的话，可能煤电更多，风电、太阳能电更少。”

　　记者还从新闻会上了解到，国家还将对可再生能源技术研发、设备制造等给予适当的税收优惠。力争到2010年，基本实现以国内制造设备为主的装备能力。到2020年，形成以自有

知识产权为主的国内可再生能源装备能力。

　　国企民企一视同仁

　　庞大的投资将带来显著的社会效益。

　　到2010年和2020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量分别相当于3亿吨标准煤和6亿吨标准煤，可以显著减少煤炭消耗，弥补天然气和石油资源的不足。

　　同时，环境效益也是相当客观的。达到2020年发展目标时，可再生能源年利用量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硫年排放量约800万吨，减少氮氧化物年排放量约300万吨，减少烟尘年排放量约40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年排放量约12亿吨，年节约用水约20亿立方米，可使约3亿亩林地免遭破坏。

　　更为重要的是，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也将累计解决无电地区约1000万人口的基本用电。并通过农作物秸秆和农业废弃生物能源的利用，可增加农民年收入约1000亿元。

　　在实现能源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上，大型国有企业责无旁贷。＜规划＞要求发电装机容量500万千瓦以上的企业，到2020年，它们经营的总的发电功率里面必须有8%以上是可再生能源。

　　陈德铭也给民营企业吃了颗“定心丸”。他说：“在可再生能源开发领域内，政府补贴不问企业所有制，市场规则、市场准入，对所有的企业都一视同仁。政府将支持、引导民营企业参与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