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贸区：打开经济制度空间

　　上海自贸区实行的负面清单应当从这个意义上加以认识。希望上海自贸区能够打开中国经济运行的制度空间，并成功复制到全国，让整个中国变成一个幅员辽阔的自由贸易区

　　国家的兴衰源自制度的兴衰。只有获得制度优势，一个国家才能在竞争中兴起和繁荣。李克强经济学的要义在于，重塑中国的制度优势。制度优势的核心有二：捍卫私有产权和维护自由贸易。我们认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下称“上海自贸区”)承载着丰富的制度内涵，堪称李克强经济学的重头戏。

　　发展面临制度陷阱

　　发展中国家，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政府的干预、管制、税负、寻租和腐败等也在不断增加。可以将这种制度成本逐渐上升的现象称为“制度陷阱”，它会削弱人们从事生产性活动的意愿，窒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

　　人们通常所说的“中等收入陷阱”，更恰当的说法应是“制度陷阱”。不仅中等收入国家常会落入制度陷阱，发达国家也可能遭遇此陷阱。与很多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相似，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同样伴随制度损耗。管制过密化、国进民退、政府税收膨胀、民营经济困顿、经济自由遭到削弱等，日益侵蚀着我国的竞争力和发展动能。

　　长期以来，中国的全要素投资回报率在不断下降。1993年，中国投资回报率为15.67%，2000年-2008年徘徊在8%-10%，金融危机之后更是急剧下降，2012年仅为2.7%。中国每增加100元GDP，需要约190元的货币供应；而美国每增加100元GDP，只需要67元的货币供应量。由于中国政府对投资的盈亏不太敏感，加之利率管制造成的价格扭曲、国有银行给予政府和国有企业的贷款便利等因素，造成粗放的、低质量的GDP上涨。然而，随着增长质量的不断下降，地方政府债务的日益凸显，这种缺乏预算约束和盈亏约束的政府投资体制已经很难持续了。

　　政府调控的制度逻辑

　　李克强经济学是英国巴克莱资本公司首先提出的概念，其政策意图在于，扭转盲目的GDP崇拜，将只注重数量增长、背离增长的经济性含义的趋势，扭转为提升增长的质量、实现有实质性福利内涵的增长。本届政府试图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是重塑中国竞争优势、实现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首先，只有在观念上进行“政府祛魅”，才能真正实现政府职能的成功转型。

　　和所有个人与组织一样，政府也在市场的边际上行动，而非在市场的整体上行动。

　　目前的宏观经济学就是政府经济学，旨在研究特定地域的政府如何通过干预市场的运行，以期实现政府的偏好或局部意图。所谓“宏观”其实是一种视角，而非固定的身份属性。我们很难判断，究竟是一国政府总理还是一个跨国公司CEO对经济事务的认识更宏观。市场是所有参与者复杂互动的过程，政府试图用意志操控这一过程往往造成失调。此外，市场的范围并非以国家为界限，很难说政府的政策在“宏观”上是有效的。

　　市场运行依赖于分散的决策机制，或者说，市场运行基于具体情境下的知识运用。消费者拥有关于自身需求变化的实时信息，商人和企业经营者拥有特定情境下的商业秘诀、经营诀窍和财务信息，这些分散的信息对于他们做出高明的商业决策不可或缺。政府则无法及时获得这些商业诀窍甚至相关的价格信息。当政府试图实施某种管制时，往往沦为刻舟求剑的徒劳之举，政策意图与政策效果南辕北辙。

　　其次，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有赖于减轻个人、企业的制度负荷。

　　既然政府也是在市场的边际行动，那么，用政府意志干预他人对其私有财产的正当运用，或者用政府意志管制没有受害人、只有受益人的自由贸易，这种政策取向的后果就令人堪忧了。因此，本届政府强调要“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政府管住、管好它应该管的事”，做到政府不越位、不缺位。目标是突出市场的主体地位，同时建立强化市场、服务市场的新型政府。为此，本届政府试图从减少审批和打破垄断入手，减轻企业和市场发展的制度负荷，不强调政府要做什么，而是强调政府不做什么。

　　自贸区的制度创新内涵

　　首先，没有比自由贸易更好的贸易制度安排。

　　自由贸易是指交易各方通过和平自愿的方式交换彼此的财产权。它是人类交往的基本形态，是人类实现财产转移和福利提升的最自然、普遍、文明的形式。自由贸易让每个人都从中获益。因为除了互惠互利之外，自由贸易别无长物。在任何自由自愿的交易活动中，交易可以同时改善买卖双方的福利。

　　其次，必须消除“蒙田谬误”和重商主义的毒害。

　　16世纪法国学者米歇尔·德·蒙田认为，在贸易中，一个人只有损害其他人才能获益。以此类推，在国际贸易中，一国之所得就是另一国之所失。这一思维模式为重商主义所承袭。在19世纪中国洋务运动中，洋务派也固执于“商战”思维，错失了近代化的良机。只有将自由贸易的互惠本质与战争的掠夺本质严格地区分开来，才能真正将自由贸易理念贯彻到上海自贸区的实践中，大力推进自贸区的制度创新。

　　最后，上海自贸区是一次制度创新试验，旨在使中国摆脱正在面临的制度陷阱。

　　在很多管制过密的国家，政府为了自身工作的便利，或者官员为了寻租的需要，通常会创设出许多法律法规，将没有实际受害人的行为界定为非法或犯罪行为，从而使人们无法在相关的维度空间开展分工合作，提升自身和社会的福利。而消除相关法律法规则可以形成新的制度竞争力，带来新的制度红利。上海自贸区实行的负面清单应当从这个意义上加以认识。希望上海自贸区能够打开中国经济运行的制度空间，并成功复制到全国，让整个中国变成一个幅员辽阔的自由贸易区。

　　(作者单位系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