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金松 姜鑫

　　上海自贸区自正式挂牌后已迎来第一批“淘金者”，自贸区的吸引力初步显现。对上海而言，自贸区是其引领新一轮改革发展的新高地。“自贸区”这一名头，也正成为各地竞逐的新目标。继上海之后，已有广州、天津、厦门、重庆等多地在积极筹划申请自贸区。

　　作为上海的近邻，江苏、浙江、安徽在最先接受上海自贸区辐射的同时，也在为其可能产生的“虹吸”效应担忧。

　　谋划借力

　　作为中部省份的安徽省，在经济发展上一直奉行向东融入长三角的策略，如今已是长三角经济圈的重要成员。近年来，安徽与上海在经济、贸易、旅游等领域的合作日益扩大。2012年，安徽省有100多亿美元货物从上海口岸报关进出口，上海企业在安徽的投资为602.9亿美元，占安徽全省利用省外资金总额的11.4%。

　　上海自贸区获国务院批复后，安徽省商务厅最先发布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对我省的影响分析》的调研报告。上海自贸区挂牌后，隶属于安徽省发改委的研究机构——安徽省经济信息中心再次发布了《上海自贸区建设对我省的影响》的研究，两份报告从不同角度分析了上海自贸区建设为安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来自安徽省商务厅的分析报告认为，上海自贸区赋予安徽重大机遇。首先就是吸引国际、国内产业转移的机遇，“上海自贸区在促进上海向服务型国际城市加快升级的同时，也将抬升上海地区商务成本，基于降低成本的考虑，上海制造业必将向安徽等周边地区转移。”

　　根据两地的工资标准对比，上海的月最低工资为1620元，比安徽的1260元高出28.6%；2012年上海职工月平均工资为4692元，比安徽的3716元高出26.3%。在土地成本方面，上海每平米1万多元的土地出让均价较安徽的1806元高出近六倍。

　　上述报告同时认为，安徽还可利用临近上海的地缘优势，更便捷地与驻沪或前往上海投资考察的跨国公司对接，实现招大引强。此外，利用对接上海自贸区提高安徽对外贸易便利化水平，方便安徽企业引进国际先进技术，推动安徽服务外包发展也被认为是潜在的诸多利好。

　　安徽省经济信息中心的分析则认为，上海自贸区建设将为安徽发展带来更高水平的开放平台，尤其是WTO多边贸易体制日益边缘化，以TPP(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和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为代表，新自由贸易协定成为引领全球贸易与投资新规则的背景下，为安徽积极探索对外开放的新路径和新模式、推动全面扩大对外开放提供了难得机遇。这既有利于安徽更加便捷有效的利用外资，也有利于加快安徽省内企业的国际化进程。

　　“虹吸”之忧

　　在借势上海自贸区的同时，如何避免“虹吸”效应，是上海的邻居们面临的共同难题。

　　事实上，在安徽省商务厅的前期调研中，省内一些有海外业务的大企业透露出将总部尤其是财务中心、运营中心和营销中心等功能性的企业总部放到上海的意愿。在调研期间，一家本地的大型钢铁企业已派人前往上海考察。

　　对安徽而言，“招大引强”还未见动静，本地企业已开始有了“流失”的苗头，这显然不是什么好事。安徽省商务厅在其调研报告中总结说，“这对我省扩大招商引资和进出口有一定影响。”最直观的效果是，一旦上述钢铁企业进入上海自贸区，肯定会对安徽省进出口统计产生影响。

　　在江苏省社科院、江苏省商务厅等部门完成的《上海自贸区的建立对江苏的影响及应对策略》(以下简称“《策略》”)中，排在第一位的影响即是“虹吸效应”。

　　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金雪军在其文章中也提醒说，上海自贸区的设立在对浙江会产生重要的辐射与溢出效应的同时，也将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定的虹吸效应，因此，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充分发挥上海自贸区对浙江的积极作用，应对相应的挑战。

　　《策略》指出，“上海不仅具有金融优势，还具有一定的制造业优势，这使其具有规避外资因利积聚、利薄散去的系统性风险的优势，如果加上自贸区新政的施行，这种叠加优势对于江苏而言可谓压力巨大。”

　　压力首先来自产业方面的竞争。《策略》指出，在现代服务业方面，上海自贸园区的许多优惠政策诸如准入前国民待遇及税收优惠，主要是围绕六大现代服务业领域试点开展，加之上海更加集聚的高级国际化人才、迅速增长的现代服务需求，上海的现代服务业将迎来高速发展；江苏的现代服务业尤其是金融、物流、现代商务、专业服务的发展将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

　　其次体现在外贸方面，在综合保税区政策基础上，上海自贸园区实施货物进口自由、无配额限制、不缴纳进口税，加上放松外汇管制等优惠政策，江苏的跨国公司可能倾向于把产品运输至上海自贸园区的全球分拨中心进行综合调配，上海自贸园区将集聚更多的贸易流量。

　　更大的影响在对总部经济的争夺上。总部经济是近年江苏力推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举措之一。截至2012年8月，跨国公司已在江苏设立近200家具有全部或部分总部职能的总部企业，成为全国吸引跨国公司总部企业最多的地区之一。

　　江苏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远鹏认为，发展总部经济是江苏提升服务业和外资档次的重要措施。而上海搞自贸区，在投资便利化及一些其他优惠措施的作用下，周边的一些大的公司会不会搬迁过去，这些大公司会不会把新增业务放到自贸区去，目前还都是一种推测。

　　对于企业总部可能出现的迁移趋势，《策略》明确指出，上海自贸区的先行先试意味着更加开放、灵活的政策，将成为跨国公司总部选址的首选之地，这意味着在很大程度上，江苏与上海的招商引资竞争将更加激烈。

　　安徽经济信息中心预测处副处长阮发彪认为，应该处理好短期利益与长期发展的关系，引导企业利用好上海自贸区这一平台。从短期来看，安徽的企业进入自贸区会给地方的税收收入增长、总部经济发展和人才要素资源的集聚产生一定的压力。但从长远发展来看，企业必须迈出这一步，只有利用这一平台加快走出去，以全球化的视角强化资源整合能力，才能逐步成长为真正的跨国企业。

　　《策略》同样认为，“从短期看，上海自贸区的建立对我省会有影响甚至冲击，甚至可能出现生产要素的‘虹吸现象’，但从长远看，肯定是利大于弊。”对于江苏应对上海自贸区的态度，报告用四个词概括：研究、呼应、搭便车、找对策。

　　倒逼改革

　　产业之外，上海自贸区的另一个影响是压缩了周边相应功能区域的发展空间。安徽省商务厅在其应对分析报告中即指出，“上海自贸区实施境内关外的特殊政策，通关服务更加便利、快捷，将吸引更多我省进出口货物通关，对本地进出口货物通关率不高的我省形成挤压，压缩我省现有海关特殊监管区和正在申请的合肥综合保税区的发展空间。”

　　此类影响在江苏同样存在。张远鹏举例说，江苏今年初获批的“昆山深化两岸产业合作试验区”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即人民币的跨境使用。根据国务院批复的方案，“允许区内企业与台湾地区企业在企业集团内部试点开展人民币借贷业务，允许台湾地区金融机构在昆山试验区以人民币进行新设、增资、参股等直接投资活动。”

　　“如果上海自贸区对所有国家和区域都放开了人民币自由兑换，那‘昆山深化两岸产业合作试验区中’金融创新的意义就弱了很多。”张远鹏说。

　　两地在对上海自贸区有针对性的“研究”后，也都提出了呼应之策。安徽省商务厅的报告建议，以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为标杆，加大推进安徽通关、通检贸易便利化，为企业提供更加优质便捷的贸易便利化服务；在投资便利化方面，进一步简化外商投资项目及企业设立的审批手续，加快审批进度。

　　报告同时还建议省内的合肥出口加工区、芜湖出口加工区要加大改革创新力度，与上海自贸区在区域合作、政策配套、监管模式、人才引进上尽量接轨，争取缩小与自贸区在制度和政策上的差距。

　　江苏方面的《策略》警告说，“上海自贸区的建立预示着上海将因为在区域竞争中获得压倒性的政策优势而再次抢占先机，对于江苏而言，如若不能在涉外经济体制机制创新方面抢先一步，进而推动开放型经济全面升级，将很可能在未来的区域竞争中被迫扮演制度模仿及经济追赶的角色。”

　　张远鹏认为，各个地方零敲碎打地争取政策和改革，缺乏统一性和整体性，江苏最根本的应对之策是像上海一样设立自己的自贸区。

　　据悉，江苏省内已论证了两套自贸区申报方案：一是涵盖整个苏南地区；二是仅为苏州地区。在张远鹏看来，江苏要申报自贸区，就要强调差异性、独特性，和上海不一样，研究哪些是上海还没提到的改革措施。同江苏一样，在上海自贸区面前，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浙江，也加快了舟山自贸区申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