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一平 摄影：蔡小川

　　核心提示：突然曝光的铬超标事件，让胶囊之乡浙江省儒岙镇陷入了恐慌和迷茫。镇上每个人都避讳用“毒胶囊”来称呼这次风波，因为这是他们赖以生存半个多世纪的产业。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小镇的胶囊产业经过了一系列眼花缭乱的变迁，有技术的驱动，有资本的推动，也有政府的主动设计，但却始终没有摆脱小镇工业的后遗症。

　　曝光与应对

　　央视的《每周质量报告》是周日中午播出的，4月15日，对于坐落在浙江东南山区的小镇儒岙来说，一个再平常不过的日子，43家生产胶囊的工厂都在正常运转中，生产线上忙碌着几千名工人，他们大多是当地的农民，超过一半的人是家庭妇女。由于胶囊生产中对原料的温度有着严格要求，生产线一旦开动，就是24小时不间断运转，工人们也都是三班倒，骑着自行车和电动车往返于家和工厂之间。

　　从我们接触的十几个采访对象来看，第一时间收看节目的人并不在少数，至少包括两个做明胶代理的本地商人、两个大型胶囊厂的老板、一个胶囊销售经理，他们给出的解释很一致：“做这一行年头多了，对质量问题很敏感，这个节目是每期必看。”只不过，这一次看到的镜头让他们大吃了一惊，曝光的企业就在自己身边。节目还没有播完，小镇上就炸开了锅，几乎所有跟明胶生意有关的人都被打爆了电话。

　　镇上最大的一家胶囊企业天龙公司的老板娘王柏芹负责生产，她的丈夫、董事长王伟良是新昌胶囊协会的会长。当天中午，王柏芹也在公司里，她马上召集车间负责人和检验科的人到办公室看电视，两年前花60多万元买进的那台原子吸收光谱仪让她吃了一颗定心丸。那是一台专门检测重金属铬的仪器，国产，“进口机器的话至少要100多万元”。2010年10月1日正式执行的《中国药典》(2010年版)中，明确将胶囊定性为药用辅料，并且确立了铬含量不得超过2mg/kg的新标准。就在当年7月，经常外出学习考察的王柏芹决心购买这台机器，并且花钱从外面请专家来培训。“很多人都说我们是疯子，但我们想做百年老店，就得着眼于长远。”坐在简陋的办公室里，王柏芹向本刊记者语气坚定地描述着他们夫妇的梦想。

　　天龙公司坐落在浙东南低矮的山峦中，绍兴市新昌县以南20公里，104国道边上一个叫儒岙的小镇，岔路口竖起的大广告牌写着“中国胶囊之乡”。数十家胶囊厂的大招牌错落分布在半山坡的工业园区里，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很难想象，我们平时吃的胶囊药，很可能就出自这些毫不起眼的简易厂房里。按照当地协会提供的数据，儒岙每年的胶囊产量是800亿粒，约占全国胶囊市场的40%(不只是药用胶囊)。

　　4月18日，事件曝光3天后，我们在天龙公司的检验室里见到了那台机器。检验科的女科长给我们看了过去近两年时间里的检测记录，从2010年7月15日机器试用开始，一直到最后一批产品的检测日期是2012年4月14日。大概每隔四五天就要做一次检测，每次一般会抽取11个产品样本，我们看到的铬含量数据基本都在1mg/kg以下，她解释说，这是厂里自定的内检标准。“但是，并不是每家企业都配备这样的机器，有的即便是有，也很少真正使用，人工培训要花钱，检测起来很麻烦，至少两天才能出结果。检测时所用的一种辅助材料也要花钱买，损耗还特别快，这种机器还特别费电，光是电费也要不少钱。”王柏芹语速极快地列举着各种原因。新药典颁布后，为了解决铬检测的困难，协会出资买了一台机器，租用新昌县药监局的房子，放在县城里，企业缴费使用。可是，效果并不好，原因除了上述那几条，还有一条很关键，“有的药厂为了降低成本，明确要便宜胶囊，他们也知道不合格，何必去自找麻烦”。业内人士提供的数据，正规药用明胶生产出来的胶囊，每万粒的价格不会低于100元，而用劣质工业明胶做原料的胶囊，价格低至三四十元。

　　秘密调查的央视记者，乔装成药厂的采购员，给出的收购价格就是每万粒40元。直到4月15日的节目播出，镇上的人才恍然大悟，原来住在华星胶丸厂对面浙东旅馆里的年轻人，真实身份是记者。有业内老板回忆说，他们几个月前就在镇上出现，放出来的话是至少每天500万粒的业务量，华星的销售经理以为撞到了大客户，还经常主动跑去请他们吃饭。

　　节目刚播出完毕，华星厂的门口就忙碌起来。不同于集中在工业园里的企业，这家工厂位于小镇唯一一条主干道上，以前是乡镇办的集体企业，后来转制，由厂长潘钢超接手。轿车、小货车、面包车、厢式货车匆匆进出华星厂，甚至连手推板车也上阵，空车进入，装着满满的纸箱出来。他们在转移产品和原料，只可惜这一切都被守在马路对面的记者用摄像机记录了下来。根据后来当地警方披露，华星胶丸厂在曝光后的90分钟内，共使用10辆货车，转移了271箱成品胶囊和大量原料。其实，匆忙应对的还不止华星一家，一位要求匿名的当地人告诉我们，当天下午，他的很多有货车的朋友就被招呼到镇上，帮忙转移产品和原料，一直忙活到深夜，“大部分拉到乡下亲戚家，也有拉到县城的朋友家，只不过没有录下来罢了”。

　　除了转移产品，镇上做明胶代理的商人一夜之间跑了一大半，包括一部分胶囊销售经理。“也不一定人人有问题，但大家都想避避风头。”一位做了十几年胶囊销售的经理半开玩笑地告诉我们，“现在手机打不通或者关机的，基本上就是去外地了。”当天傍晚，儒岙镇的胶囊厂收到了停产整顿的通知。第二天一早，当地药监局和公安局的执法人员赶到儒岙的时候，小镇已经恢复了暂时的平静。

　　老板们或许没有意识到，一场更大的“毒”胶囊风波才刚刚刮起。

　　4月17日夜里，第一次打电话给王伟良的时候，他有点兴奋。“国家药监局副局长带领的督查组刚刚到新昌，表示没有问题的企业会尽快复产。”在过去的两天里，作为协会会长的他忙着在政府部门奔走。“这样搞‘一刀切’，单我们厂一天的损失就有30万元。”令他担心的还不只是眼前的损失，而是如果药厂订单转移到别的地区，再争取回来就很难了。

　　可是，直到4月22日，我们离开新昌的时候，胶囊企业还没有接到复产的通知。相反，随着检查力度加大，登上“黑名单”的胶囊企业越来越多，在儒岙镇至少已经达到了8家，并且已经吊销了华星、卓康和新大中山三家胶囊企业的药品生产许可证。被警方控制的涉案人员中，正式批捕的已有9人。有采访对象感慨，这几天大家聊天的话题都是“谁又进去了，谁又出来了，谁又跑了”。

　　 　　儒岙镇很小，沿着主干道走一趟不过20分钟，沿街的店铺很破旧，看得出，胶囊除了让少数人开上奔驰、宝马以外，并没有给这里带来普遍的繁华富裕。全镇不足3万人，从事胶囊产业的就有近万人，除了在厂里做工人，还衍生出了一些小店铺，有做胶囊机械配件和维修的，有代理明胶原料的，不过现在全部关了门。镇上没有像样的宾馆和餐馆，外来人口几乎没有，做业务的销售人员也基本是当地的年轻人，没有底薪，只有不高的销售提成。在镇上走访，几乎没有人肯跟记者交谈，他们用狐疑的眼光打量着我们，三五成群地小声议论着，一旦走近就闭口不谈，生怕再次被偷拍。几乎每个接受采访的业内人士都发着牢骚，在他们看来，胶囊不过是谋生存的活计，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大家关心的都是如何提高产量和打开销路。以前只是作为药品包材，最近两年才纳入药品辅料行列，各项标准不断提高，需要检测的成分和数据也不断更新，而他们，包括基层的监管者，都还在不断追赶过程中。

　　技术驱动与资本力量

　　提起儒岙镇胶囊生产的历史，大家往往会把手指向镇上一栋3层高的白色别墅，那是潘光明的家。潘光明的儿子潘兴法告诉我们，1953年，在上海一家美国制药公司当工人的父亲回到老家，用铜筷当模具，用扇子当鼓风机，开始手工生产空心胶囊，父亲还把这项技术传给了苏州第一制药厂，开启了中国药用空心胶囊的历史。后来，父亲甚至还因为在美国公司工作的经历被打成“走资派”，被劳改长达10年。

　　我们两次来到这栋深宅大院前，出来开门的都是潘光明83岁的老伴。老太太情绪激动地用当地方言表达不满：“一辈子心血打造起来的胶囊生产，却被那些只顾赚钱的老板毁了，怎么向老头子交代。”潘光明早在1980年就因车祸去世。1984年，他唯一的儿子潘兴法创办了一家胶囊厂，取名“创始”。潘兴法不愿意多谈，他在电话里表示，现在只有“说不出的心痛”。创始公司在上世纪90年代也曾红火过，但后来经营不善，逐渐走下坡路，前几年，潘兴法已把大部分股份都转让给了一位张姓老板。4月21日中午，我们在创始公司的董事长办公室里见到这位张老板，他显得有些拘谨，两位上了年纪的工作人员刚刚在厂外的垃圾堆上焚烧了一些资料。就在前一天晚上，当地药监部门公布的问题企业上，出现了创始公司的名字，但张老板推说“这是个误会”。我们就此向潘兴法求证，他气愤地回应：“是手下一个人在原料里掺了问题明胶。”

　　创始公司诞生的1984年左右，是儒岙明胶生产的第一次升级，从单个的家庭小作坊到小工厂，虽然仍是手工生产，但最起码出现了第一批胶囊老板。51岁的王伟良也是这时候创办天龙公司的。他高中毕业后做过两年油漆工，后来贩卖兔毛挣到了第一桶金——2万元。在朋友的介绍下，开始做胶囊销售员，“卖1万粒提成两块钱”。很快，他就花5000元承包了一个小厂子，“当时全国做胶囊的企业都很少，手工制作产量也不高，一天只能出十几万粒，根本没有假明胶，销售基本不愁”。办厂的第一年，王伟良的销售额就做到了20多万元，净赚三四万元。

　　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儒岙胶囊都处于一种平静而热闹的氛围中。家家户户做胶囊，男女老上齐上阵，但因为产量不高，供需双方是一种稳定的市场关系。平静在1995年被打破，这一年，横渡桥村的村支书王全来，自己研制出来的半自动烘干线试用成功。

　　已经65岁的王全来向我们回忆，以前做胶囊，烘干都要用小推车推到一间小房子里进行，出来还要用人工一个个从机器上拔下来，费时费力。他是个爱琢磨机器的人，花了几年工夫制造出来的生产线，用机械传送带直接送入烘干程序，大大解放了人力，每天的产量从十几万粒一下子提高到了60万粒。他是儒岙镇横渡桥村的老书记，从“文革”时就做生产队长，当时已经接手了村办的集体企业月山胶囊厂。

　　王全来带领儒岙的胶囊生产进入半自动时代，解放了生产力，第一批诞生的小企业终于有了工厂的样子。1997年，王伟良到处凑钱，引进了王全来的两条半自动生产线，产量翻了好几番，工人却从顶峰时的600多人缩减了一半。到2002年，儒岙从事胶囊生产的企业达到300多家，几乎遍布在每个村庄。

　　就在2002年，儒岙的胶囊产业又迎来了一轮大变革。当时，刚刚调任儒岙镇党委书记的丁松勇提出“集中发展”的思路。因为过于分散的生产形式，当时的儒岙胶囊已经开始出现很多质量问题。“那时候还没有食用明胶和工业明胶的提法，明胶一般分为四个等级，头等到三等一般用来制作胶囊，三等以下的就视为不合格，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工业明胶。”王全来向我们介绍说，“但合格不合格，主要看冻力和黏度，并没有重金属检测。”

　　这一轮整合，更大的背景则是环境污染的压力。当时，新昌江流域环境综合治理工程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县城附近的药厂也都纷纷搬迁车间，儒岙的胶囊生产自然也在治理之列。产业整合在政府强力主导下很快见到效果，当地媒体提供的数据显示：从2002年开始到2005年，新昌胶囊业10家拥有药品生产许可证的企业兼并了72家无证企业，119家无证企业重组成16个有限责任公司，还有100多家“作坊式”企业被依法关停。最终，儒岙镇的291家胶囊企业优化组合成了39家。

　　对小镇的胶囊产业来说，这是一次“伤筋动骨”式的变革，不仅是表面上所展现的，大部分企业都集中到了新建的工业园区里，盖起了两三层高的大厂房，竖起了大招牌。更深层的影响则是企业内部的股东结构，所谓“兼并、重组”，通俗一点讲，就是小老板将生产线搬进实力较大的企业生产，或者干脆不搬，但要借用大企业的牌照，类似于贴牌生产。药品生产许可证成为一种紧缺资源。现在看，正是这种松散、过渡性的合作模式，为日后的质量问题埋下了隐患。

　　有人由此壮大，王伟良从银行贷款几百万元，开始进一步扩建，而且他坚持不与别人合作办厂，“即便是厂房暂时空着也不出租，一旦出租给别人，很多问题就不好控制了”。他认准了这个行业，未来的竞争力不仅在产量，更在质量。

　　 　　也有人因此衰败。来自镇上儒一村的潘栢土就是其中之一。提起这个名字，小镇上几乎无人不晓。据侧面了解，潘栢土今年64岁，早年当兵，在部队时就是红人，还曾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积极分子。转业回老家后，进入乡办企业，很快就在上世纪80年代做到卓康明胶厂的厂长。有接近他的人评价，“他的快速升迁，得益于他的聪明，尤其会经营领导关系，跟政府走得很近”。潘栢土还当过县人大代表，多年来都是儒岙镇正面宣传的企业家典型。

　　可是，“聪明”的另一面，潘栢土在当地胶囊圈子里的口碑并不好，普遍的评价是“不讲信誉”。一位曾经常从他的明胶厂进货的胶囊老板向我们回忆，每次进货，他都要亲自去厂里看着打包装车。“潘栢土是那样一种人，第一次要货给好的，第二次给差一点的，第三次第四次就给更差的了。”

　　当时，卓康明胶厂是镇上唯一一家生产明胶的企业，产品主要供应本地的胶囊厂。但严重的污染让它在2002年开始的整合中被关闭了，潘栢土只好把卓康改成了胶囊厂，开始生产胶囊。除了污染压力，当地也不盛产明胶原料，外地大牌的药用明胶厂家开始崛起，慢慢占领了胶囊市场。上述接近潘栢土的人评价，“他从此就再也没有翻身过”。

　　2005年左右，胶囊生产的技术再次升级，全自动生产线开始出现，一批胆子大的企业老板开始迅速扩张。位于儒岙镇旧宅村的益立美克胶囊公司就是其中之一。它的前身是新昌第四胶丸厂，后来转制成为私企，老板朱军伟才30多岁。2005年，他引进香港和上海的合作伙伴，筹资引进4条加拿大产全自动生产线，并且将产业延伸到制药行业。金融危机爆发后，借着国内医药市场短暂的低迷期，王伟良也冒险贷款建起了更大更现代的厂房。他告诉我们，光是厂里的4条加拿大生产线就投资1600万元。

　　这是迄今为止儒岙胶囊最后一轮升级换代，背后的推手，除了技术驱动，更重要的则来自于资本的力量。用王全来的话说就是：“胆子大的年轻人上来了，土八路开始变成正规军。”4月18日，在王柏芹的带领下，我们参观了现在儒岙产量最大的天龙胶囊公司，看似不起眼的厂房，走进之后才发现，的确已经有了现代化的模样。厂房实行封闭式管理，换上消毒服装和帽子，打卡才能进入。复杂的生产流程使得车间设计像迷宫一样，为了减少生产过程中的污染，存放在原料间里的药用明胶，由一根粗管子吸到溶胶间，中间的暂存和称配，都有单独的屋子。12条国产自动生产线，4条加拿大进口线，每台机器和装置所摆放的位置，都用黄红两色的粗线做了固定。

　　但是，也有一些人，并没有完成从“土八路到正规军”的转变。

　　市场变迁与冒险分子

　　华星胶丸厂的老板潘钢超就是其中之一。他的老家位于镇子旁边的横板桥村，到现在还是横板桥村的村支书。4月19日，我们在村里见到了他的弟弟潘广兴。据潘广兴介绍，老二潘钢超以前在家里做胶囊模具，后来当了村支书，与镇上的领导渐渐熟络起来，就被提拔去做乡镇企业华星胶丸厂的厂长。2000年左右，企业转制，他顺理成章成了华星的老板。当时，华星公司只有3条生产线，潘钢超很快进行了一轮技术改造，扩张为7条半自动生产线。可是，这并没有给他带来更大的发展。当地一位做了十几年胶囊销售的经理给我们分析说：“销售团队是关键，一个企业如果没有三四家大药厂大客户的支撑，是起不来的。”

　　2010年，也就是《中国药典》新标准颁布的那一年，潘钢超又进行了一轮大规模扩张。他在华星厂区里投资数百万元，建起一座两层高的厂房，只是，他并没有实力来填充这栋新楼。最后采取的办法很简单——出租。按照当地监管部门公布的数据，华星公司共有23条生产线，分别属于十几个不同的股东所有。潘广兴在哥哥的厂子里帮忙打杂，他很肯定地告诉我们，真正属于潘钢超的生产线只有两三条，其余全部都是别人去投资的。“一条半自动生产线需要五六十万元，有的是几个人合伙投资，有的一人投资两条，每条线每年收取3.5万元的租金，进料、下订单、生产、出货都是各自单独进行，只不过最后都要用华星的牌照。”作为法人代表，这也是潘钢超所要承担的最大风险。

　　有的采访对象为潘钢超鸣不平：“他连自己的生意都没做大，怎么管得了人家的事儿？”不止一位业内人士向我们证实，这种合作模式不仅得到了当地政府的默许，甚至还获得了一定的鼓励。两年前，当地政府为了打击散布在各村的无证小作坊生产线，帮忙把他们撮合到了一起，“甚至为了促成集中生产，政府还补贴了每条生产线2000元的搬迁费”。在这之前，村里没有药品生产许可证的手工生产线并不是秘密，只要在当地工商部门缴纳一两万元的保证金，就可以开工。即便如此，华星厂每年的产值也不过千万元，仍属于儒岙规模较小的胶囊企业。

　　另一家涉案的企业卓康公司更夸张，包括大股东潘栢土在内，共拥有12名股东。因为有生产明胶的历史，卓康一直延续着明胶代理的生意。镇上的人都知道，在胶囊原料市场，卓康代理的明胶一直价格最低，“像罗赛格等大牌药用明胶，每吨5万～7万元，而他们代理的明胶，一吨不过2万元”。不止一位胶囊老板告诉我们，其实，在大家的意识里，都以为这么低的价格肯定是劣质产品，但却并不敢肯定就是用皮革下脚料制成的工业明胶。在卓康，负责代理明胶的是老板潘栢土的小舅子张柏强，他有个外号叫“三强盗”，在家里排行老三，有人如此解释：“他从小脾气火暴，没人敢惹，被大家喊‘强盗’。”

　　由于潘钢超、潘栢土和张柏强都已经被警方逮捕，所以，他们如何与河北、江西的明胶厂搭上线尚不得而知。不过，大家普遍的猜测是由于当年卓康生产明胶时建立的联系。而因为都曾经在乡镇企业担任过领导，潘栢土和潘钢超很熟悉，卓康代理的工业明胶也由此流入华星公司。两家处于市场竞争末端的小企业，两个落败的冒险分子由此走上歧路。

　　 　　另几家涉案的企业也都差不多，浙江林峰胶囊公司，典型的家族企业，老板潘林峰子承父业后，正准备大干一番，投资数千万元的厂房还没有建完就遭此一劫；新大中山胶囊公司，老板王焕庭也算当地小有名气的人物，本来他的企业规模不小，可前两年因为市场竞争激烈，他把主要精力转向了医疗器械生产，胶囊生产线承包给别人，由此涉案；创始胶囊公司，如前所述，老板曾经是创始人的二代传人，可后来同样因为经营不善转手他人；瑞香胶囊公司，取夫妇二人名字组成，夫妻店起家……总体看，这些企业基本都是市场变迁中的落伍者，而且，共同点就是错综复杂的股东关系和散乱的生产管理。

　　为胶囊企业重新洗牌的力量来自市场。王全来向我们介绍说，由于胶囊类药物生产工艺简单，相比昂贵的压片机，投资成本较低，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尤其是一些中小药厂，纷纷投资胶囊类药物，由此导致的全国各地胶囊生产企业一拥而上，纷纷扩大产能。现在，国内胶囊生产主要来自三个地区，分别是以苏州为代表的高端产地和以黄山、新昌为代表的中低端产地。按照业内人士的估计，目前国内每年的药用胶囊需求量大约1000亿粒，其中，一半的市场由手工作坊或半自动生产的中小企业占领，导致国内300多条全自动生产线中有一半是闲置的，目前产能已经过剩，市场供求比大概在2比1左右。

　　如此激烈的市场竞争之下，拿到订单成为胶囊厂的第一目标。而且，竞争日益加剧的药厂，也在不断压低胶囊的采购价格，使得胶囊产业更是一片浑水。

　　2011年，全球制药市场的增幅为5%～7%，中国医药市场的增幅却高达25%～27%，已成为全球第三大医药市场。一粒价格不过1分钱的空心胶囊，看似渺小，但却占到了医药成本的20%左右，成为制药公司拼命控制的原料成本之一。

　　2009年起，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正式实施，在各省陆续公布的基本药物招标采购中标结果，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超低价中标。2010年9月1日，安徽省在国家医改办授意下先行探索，率先实施以省为单位的基本药物招标采购。当时天价芦笋片事件被曝光，在此背景下诞生的“安徽模式”，低价原则成为核心，甚至采用“量价挂钩”，为了提高市场份额，各大药厂纷纷压低药价。仅2011年一年，发改委公布药物平均降价21%，下调162个品种、近1300个剂型规格的药品。

　　此次被查获的问题胶囊药企四川蜀中制药就是明显例证。号称“普药大王”的蜀中制药公司，在各省的基本药物集中招标采购中，中标价甚至只有最高零售价的1/4至1/3，有些明显低于业内公认的成本价。为了进一步压缩成本，蜀中制药还在河南投巨资建立起胶囊厂，法定代表人安荣彩就是蜀中制药老总安好义的胞妹，设计年产120亿粒空心胶囊。安好义曾公开表示：“50粒的阿莫西林，蜀中除了原料之外的成本可以降到6毛钱，而很多企业可能要9毛钱。自建胶囊厂能把胶囊剂的生产成本至少降低20%。”

　　拒绝透露姓名的一位儒岙胶囊老板告诉我们，超低价采购的药厂除了蜀中制药，还集中在东北地区的一些药厂。“他们明确提出低价为王，对质量要求反倒在其次。”这位老板回忆说，2002年当地企业整合的时候，由于劣质胶囊产量一度降低，这些药企也从大胶囊厂家进过一段时间货，但后来随着小胶囊厂的死灰复燃，他们又纷纷抛弃高价胶囊，重新回到低价行列。

　　无奈，胶囊已经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之一，可另一方面，基层的监管力量却远远落后于现实需要。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新昌县药监局领导告诉我们，虽然相关的标准不断在变，可是并没有政策配套，县药监局没有配备检测铬的仪器，以前都是开车或者快递送到绍兴市药检所去检测，拿到结果要等半个月，无法持续进行。新昌县药监局共有编制30人左右，监管内容还包括制药、餐饮等，胶囊只是其中很小一个分支，以前只是分片负责制。所谓的药品稽查大队，也是仅有编制没有实质的空壳，“基本都是各个部门的工作人员兼任着稽查队员的职务，甚至连司机们都成为主力”。看似严格的行业标准，到了基层，难免走样。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当地胶囊老板说，新昌就这么大个圈子，胶囊老板们又大部分住在县城，和药监部门的工作人员都很熟悉，“基本上每次检查前两天就接到通知了”。

　　现任的儒岙镇党委书记盛学东在其所撰的一篇文章中提道：“胶囊企业规模小，实力不强，大部分又在儒岙镇，导致高层次科技人才难以引进，也无力引进。由于资金短缺，研发投入也少，自主创新能力弱，从而造成新产品开发能力弱，产品档次不高，品种单一，企业之间产品同质化严重。”

　　像这样“一镇一业”的块状经济模式，正是过去30年间，浙江崛起的最强动力，全省300多个工业小镇，为浙江贡献了一半以上的工业产值。浙江省社科院社会学所副所长杨建华在其所著的《社会化小生产：浙江现代化的内生逻辑》中对此做了详尽分析。他告诉本刊记者，如何把碎片化的小镇工业提升为现代产业集群，将是浙江未来面临的现实挑战。“在一个成熟的产业集群里，以龙头企业为主体，产业链条以此展开，自然会形成一套以市场为基础、以行业协会为辅助的质量监管体系，对末端的小企业形成约束，这要比单纯交给政府去监管有效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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