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议分税制,地方要财权
南方周末记者 王小乔
编者按:2012年3月5日,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提请全国人大审议预算报告。预算是一份最真实的政策声明,中央与地方关系,中央是否关注民生,全都在这些枯燥的数字中间真实呈现。
本期专题,我们聚焦两会的核心功能:审议预算草案。
“中央尤其是部委的财权太大了!下面在办事,财权得留给下面。”一位广东代表抢过话筒说。
这是第一次,全团上下说分税制,话题之尖锐也前所未有。
广东代表抢麦批分税制
“最后一次参加了,该讲的话得提出来。”2012年3月6日,全国人大广东团的小组讨论上,轮到前任广东省发改委主任李妙娟发言,开场白有点“悲壮”。
李妙娟提的是分税制改革下,中央和地方财权事权匹配的问题。“1994年开始实行分税制后,每一次调整,财力都在向中央集中,从当初的两成提高到现在的五成;可地方要干的事越来越多,外来人口的义务教育、医保社保、保障房……地方的积极性怎么调动?”李妙娟越说越激动,最后,发言稿都放到了一边。
“抢麦。本来不想发言的,问题想到一块去了。”一位要求隐去身份的广东省卸任官员抢过话筒接着说了下去,“中央尤其是部委的财权太大了!下面在办事,财权得留给下面。”
这说的又是“专项转移支付”的痼疾。目前中央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二,是通过转移支付给地方,来实现地区间财政支出平衡。其中接近一半的转移支付是专项的,审批权力握在各个部委手中。“这是跑部钱进的根源,必须减少专项的比例。”该卸任官员强调。
同样的建议,前任广东省长黄华华在当天下午的小组讨论中,又进一步拿数据和实例做了阐述。
踊跃建言分税制改革的,不止是卸任官员。第二天,中央纪委书记贺国强来到广东团时,广东省委领导算了笔帐,仅仅是外来工子女教育,广东一年就要多花170亿元。省长朱小丹也在诉苦:“广东区域发展很不平衡,国家在进行财政资金转移支付时,能不能适当考虑东部欠发达地区?”
3月7日上午的这场联席讨论,尽管坐镇的并不是主管财政的中央领导,还是有半数的发言代表谈了分税制改革,希望明确财权事权,希望中央加大对广东的转移支付。
当了5年人大代表,广东冠豪高新技术公司总经理黄阳旭的切身感受是,这是第一次,全团上上下下都在说分税制改革,话题尖锐也是前所未有。刚当上人大代表时,黄阳旭也曾提过两次“关于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解决地方财政困难”的建议。
板子到底打谁?
老生常谈的话题,因为目前广东遭遇的新情况,而成为广东团的大热门。
这个对全国财政收入贡献最大的省份,人均财政支出却在连年下降。1998年是全国第5位,2006年排到了靠前的11位,去年就已经落到了20名之外。几乎所有发言建议分税制改革的广东团代表,都提到了这个数据。
“广东的人均财政支出的确比较低,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的基本公共服务也比较差,因为公共财政服务存在规模经济的效应。直白点说,同样在西藏和广东修一条路,花的钱算到人均上,西藏肯定要高出广东很多。”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个数据不应该做出那样的解读,更不应该因此直接把板子打在分税制上。
不过随着人口的增长,尤其是从2011年开始把流动人口的公共服务问题划给流入地去解决,广东的财政支出压力绝对值确实是大大增加了。按照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算的账,339万外来工子女教育要增加的支出是170亿元,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补助标准从200元提高到240元,又要增加30多亿元支出,这两个小项,就相当于广东全年财政支出的3%。
正因为此,广东前发改委主任李妙娟建议:“以人口挂钩的公共财政事务,就应该中央管起来。”
广东团的抱怨,来自宿怨的爆发。当年推行分税制改革要地方向中央出让部分财权时,阻力最大的省份,就是广东。“坐下来谈判,谈得腰都快断了。”
“广东可以为全国财政做贡献,但也应该享受基本的国民待遇啊。如果粤北山区的很多地方,人均财政支出比湖南等中部省份都低,这说得过去吗?”广东省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黎旭东认为发展到今天的结果,是不符合改革本意的。“谁发展谁吃亏,谁穷谁有好处,谁还愿意发展?”
贾康觉得,广东的意见要听,基本国民待遇的要求是对的,分税制也要完善,要实现财力和事权的匹配。不过当下最需要做的,恰恰是要推省以下的分税制,同时简化成中央、省级、市县三级财政体系,每级政权安排合理的事权,然后配置相应的财权即税基,而不是全部板子打在中央拿多做少、地方拿少做多上。
东部呼吁更大财权
中央拿得多做得少,其实指的是中央财政收入占了总盘子的一半出头,结果本级的直接支出只有三分之一,剩下的三分之二按照地区发展状况转移支付下去了,穷的地方多拿,富的地方少拿。
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时,一方面是中央财政快要破产了,不得不改,一方面也是为了平衡地区财政支出差距。对于广东、浙江这些东部发达省份来说,显而易见,能从中央拿到的转移支付,少得可怜。
在当下中央要求的公共服务支出越来越多、土地财政又越来越困难的大背景下,东部富省的财政支出安排,越来越犯难。
还是先看广东的例子。中央要求的医保和新农合补助提高的人均40元,中西部地区的地方财政只要负担其中的平均二成左右,广东则要负担九成。
全国政协委员、主管教育工作的宁波市副市长成岳冲就从自身工作角度出发,对“教育支出占GDP4%”这个目标的持续实现,提出了担忧。
成岳冲的担忧,主要来自地方。根据教育统计年报,目前教育经费的支出,中央只负担了二成,八成都由地方来承担。在宁波这样的东部沿海省市,中央转移支付当然更少一些。
“这就要求地方有足够的财力去匹配,才能保证明年后年都达到这个4%,但地方财政存在太多不确定因素了。而且预计整体增加七千多亿元,地方就要匹配五千多亿元,压力确实很大。”4%是教育界呼吁了快20年的目标,成岳冲不希望它半途而废。
当然,中央也在就这个问题想办法。除了固有的中央和地方财政支出,一方面提出全面开征地方教育附加,一方面规定要将土地出让金净收益的10%用在教育上。
2012年的目标倒不用担心,2011年年底,中央已经按照总目标,结合各地实际,直接对各省和计划单列市下达了教育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对宁波的要求是16%,浙江省是21%。
“今年各地没有办法也会想办法实现目标。但是明年后年呢?以后再提高目标呢?”成岳冲觉得,还是得调整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分配比例。“鉴于目前社会事业特别是教育文卫的发展,而且都是地方政府在大量承担保障功能,中央应该将更多的财政收入留在地方。”
治本的办法是立法
在成岳冲看来,要实现这个4%,更治本的办法是立法。“抓紧研究制定教育投入保障法,明确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投入责任。今年上面下面都重视,想方设法做到了,以后空间越来越小怎么办?从强行政干预和问责转到立法保障上,说白了如果做不到就算政府违法,这才是根本。”
将财政收入和支出向公开透明甚至立法方向推进,不仅仅是教育支出这一块需要。
2012年3月10日的广东团小组讨论上,前任省长黄华华就提到了转移支付的公开透明问题。“去年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达到了35000亿元,这么大的数目,怎么转移下去的?转移的原则是什么?只给中西部不给东部,就体现均衡性了吗?为什么提出要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却一直提不高?”黄华华情绪激动,连珠炮似的提了一大堆问号。
一直以来,广东对转移支付主要面向中西部心存意见,意见大了去中央反映时,就说“给你们再加一点吧”,黄华华回忆到,可是“这么大的事不能这么没有原则。”
独立公共预算观察者吴君亮研究了2012年的预算报告草案后,发现基本延续了2011年的比例,中央仍然掌控了预算过半的资源。加上转移支付后,中央财政也承担了过半的支出。
“在中央的64120亿元支出中,有45101亿元是用于地方转移支付的,占地方支出总数的42.84%。”吴君亮觉得,这有点像一个接物转圈的游戏,中央从人民那里得到收入,然后再将这个钱转移到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再用于人民。“问题是,这个钱是从中央那里来的,而不是直接从人民那里,地方政府就有可能更多地是看中央的脸色办事,尤其是在那些需要‘跑部钱进’的专项转移支付上面。”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王朝才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个问题体现的是多年来部委财力的固化,每年的预算支出划分,只能在增量上做文章。而固化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专项转移支付的审批权。“要调整中央地方财权事权的关系,更要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比例,降低专项的比例”,在这一点上,无论是喊冤的广东等东部地区,还是财税专家们,意见高度一致。
怎么调整,怎么降低,立法是关键。吴君亮问,“调整家庭关系的有婚姻法,处置杀人放火的有刑法,那调整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规范它的法源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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