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杭州2月21日电(记者郭献文、胡作华、张遥)春节刚刚过去，“用工荒”已经响彻大江南北，成为舆情热点。

　　记者元宵节前后在浙江外来务工经商人员流入重镇义乌市调查发现，用工形势趋紧是实情，但并不像人们想象得那么“荒”，现在断言“刘易斯拐点”提前来临也为时尚早。所谓“用工荒”，其实背后是企业“涨薪荒”、工人“素质荒”、流动人口和劳动用工社会管理“体制荒”等因素的综合反应。破解“用工荒”，要用老办法，更要有新思路。

　　哪些企业出现了“用工荒”

　　春节假期还没结束，1月28日大年初六，位于义乌市义南工业区的华鸿控股集团就开工了。

　　去年，华鸿控股集团效益不错，有300多名老员工留在厂里过年，更多回家过年的员工则在正月初六前返回厂里，老员工返回率超过90%。“今年我们要在义乌获批开展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的大背景下，抓住机会做大做强进出口贸易，争取将进口贸易值提高20%—30%。”集团董事长龚品忠对记者说。

　　以生产织带、化纤为主，拥有8000多员工的义乌大型工业企业三鼎控股集团，在正月初十开工时员工返岗率也有90%。走进车间，生产线上一派热气腾腾，集团副总裁丁军民说，过了正月十五，返岗率已达到97%，另外那3%左右的更新率属正常情况。

　　都是哪些企业出现了“用工荒”？记者调查发现，这些企业主要是生产规模较小、产品附加值偏低、企业利润薄或根本没有利润，转型升级一时又找不到出路，因此陷入涨工资涨不起、不涨又招不到人、招了也留不住的两难境地。

　　“相对来说，企业规模300人以下的企业返岗率要差一些，尤其是50－100人的企业。”义乌市经济发展局副局长王基昌说，截至2月7日正月十六，义乌市企业开工率平均在80%以上。其中规模以上企业开工率达90%，其他企业的开工率在70%左右。也有个别企业形势比较严峻，有一家企业300多个岗位只回来了80人，返岗率不到25%。

　　义乌市经济发展局对58家企业进行问卷调查显示，由于招工等因素，有35家企业和往年相比推迟开工。随着正月十五后外地民工陆续返厂，各行业开工率逐步提高，但恢复正常生产预计要比往年推迟3—5天左右。

　　哪些岗位存在“用工荒”

　　浙江新光饰品股份有限公司是义乌名牌企业，也是全国流行饰品行业的龙头企业，虽说节后老员工返岗率很高，但是企业招工压力仍然不小。

　　“考虑到今年要扩大生产规模，新员工从培训到上岗也要几个月时间，企业需要提前储备工人，现在缺口还有几百人。”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沈敏说，最缺员工的是两个“一线”，即生产一线和营销一线。

　　义乌市人事劳动社会保障局副局长金益民说，春节以来，义乌人力资源市场继续保持供求两旺态势，市场招工企业每日平均达700余家，提供岗位达1.1万余个，求职人数8000余人，求人倍率为1.38。用工缺口较大行业仍集中在袜业、服装、饰品等制造业，缺口较大工种则集中在包装工、操作工、挡车工、点钻工等生产岗位。

　　记者走访义乌民营企业了解到，一些外来务工人员除了工资要求外，对生产环境、吃住条件、节假日安排和个人成长、文化生活等精神方面的需求也在明显提高，特别是新一代务工人员。企业普遍反映，如果企业实行的是计件工作制，劳动定额较高，工作时间在10小时以上，家庭经济条件稍好一点的务工者就不太愿意到这类企业上班。有的暂时留下，一有好的机会也会离开。

　　“有的一线岗位的年轻人比较浮躁，也影响了岗位稳定性。”在员工工资福利和各方面待遇都比较好的义乌双童吸管有限公司，董事长楼仲平告诉记者，今年节后开工，公司生产一线员工一下子少了近30%，让他大吃一惊。可过了元宵节，这些工人又陆续返回了。

　　破解“民工荒”，需健全培训和管理机制

　　记者在义乌一些大型企业，凡是员工队伍较稳定的企业，一般在提高员工工资、待遇方面都做得比较好。在新光控股集团电镀车间打工的河南商丘人李超军说，去年公司搞薪酬改革，实行计件加工龄、职称工资，工资增长了30%。好的月份他可以拿到六七千元，还评上了高级技术员。

　　楼仲平说，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劳动者报酬增长的速度一直跟不上财富增长速度。韩国、日本在跟我国同等人均GDP的发展阶段，工人工资水平也远超过我们。因此，劳动力加薪的趋势是必然的，企业必须正视这个问题。

　　王基昌说，随着经济转型升级步伐加快，企业竞相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因而对员工的文化和技术素质的要求相应提高。而目前劳动力培训、学校技能教育与企业用工需求的差距却出现拉大趋势，这就加剧了结构性“用工荒”。在义乌，已有新光集团等一批率先转型升级的企业，探索通过与当地大专院校合作办学办班、变招工为招生的办法，来解决这一难题。

　　义乌众多中小企业目前通用的招工形式，就是发动员工带人来上班，带一个人奖励500元，类似招工成功率甚至超过政府所办劳动力市场。

　　他们认为，要破解新一轮“用工荒”，除了企业自身努力，从更深层次、更大范围上，研究解决靠一企一地难以解决的结构性、制度性、机制性问题，已成为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