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传统观念困囿、缺乏捐献知识仍是器官捐献的主要障碍，而捐献救助在现实操作中容易陷入“变数较多”，亦需仔细掂量

　　就在冯艾国接受《财经》记者采访之际，天津市红十字会已经实现心死亡器官捐献(DCD)19例。这个数据目前在全国各个试点地区中排名第二。

　　冯艾国是天津市红十字会专职负责器官捐献的工作人员。天津是目前全国唯一有器官捐献工作人员编制的省市。

　　逝者器官捐献成功与否的关键角色正是协调员。除了相关知识普及、宣传动员，专职协调员还要与潜在捐献者家属进行沟通，争取获得器官捐献知情同意书，并联系器官获取组织，见证器官获取和运送过程，以及参与协调对捐献者家属的慰问、救助等。

　　1月31日，天津市红十字会在成都刚刚完成了一例捐献。在其19例捐献中，一多半器官供体来自外省市，其中有5例来自北京。北京和四川两地红十字会尚未开展公民逝世后捐献器官工作。

　　作家史铁生即通过天津市红十字会进行器官捐献。2010年最后一天，患有严重肾病的史铁生突发脑溢血在北京宣武医院逝世。当日，在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见证下，史铁生所捐献的肝脏在武警总医院被摘除，立即送往天津市进行移植。随后，器官获取小组的医生为捐献者进行细致缝合以恢复遗体原貌。

　　冯艾国称，目前鼓励生前报名捐献，主要是想逝者家属能够想到器官捐献，成为其安排后事的一项选择，“我们只是多提供一项有意义的选择而已”。

　　动员不易

　　器官捐献的全过程均要有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现场见证。器官捐献按照本地优先、病情优先的原则，首先满足当地使用。

　　人体器官捐献主要涉及医院的神经外科、急诊科以及重症监护科。每个医院操作方式略有不同。

　　一般而言，如果主治医生了解器官捐献流程，会询问家属是否有意捐献，“如果家属不是很强烈反对，当地医院就通知红十字总会或我们，我们再过去具体谈，启动捐献的活是我们干。”冯艾国说。

　　协调员赶到医院后，经常要与潜在捐献者在场的众多亲友，有时二三十人轮番沟通。在协调员的日常工作中，有所谓“捐的不劝，劝的不捐”之说，因为若潜在家属无意愿捐献，协调员就是耗上一两天也难以说服，若是有意愿或不抵触，一般接触半小时即有可能。

　　器官捐献与中国传统碰撞较为激烈，需要较长时间潜移默化。大多数人心目中传统的完尸观念坚固。连冯艾国家庭亦未避免，他说，“我问过所有直系亲属，只有我爱人同意(器官捐献)。”

　　协调员常常遇到最后关头功亏一篑的挫败。在福建，一位年轻女性由于在斗殴中被钝器挫伤，重度脑损伤死亡。协调员已经做通死者父母的工作，签字之际，刚赶到的死者的姐姐称，“妹妹都这样了，怎么还能受这份罪。”随后，姐姐大闹一下午后，其父母也改变了意愿。最终捐献工作前功尽弃。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刘永锋是《中国心脏死亡器官捐献指南》的主要制定者。他的经验是，在当地红十字会专门成立一个办公室，将其医院重症监护病房的一个能说会道的小姑娘派去做协调员。但他亦曾表示，“捐献动员成功率达到1%就很不错了。”

　　即便在美国，捐献动员也非易事，现任纽约医学院移植及肝胆外科主任、教授吴幼民介绍，美国经验是，一定要加强器官捐献心理学的研究，讲究方式方法、时间地点、说话技巧以及每一个细节。

　　冯艾国亦称，协调员什么时候切入谈话，要了解潜在捐献者家庭情况等，这些都是非常复杂值得深思的问题。

　　救助变量

　　由于器官捐献开展时间较短，很多医疗系统人士也对此中政策与现状不甚熟悉，也使捐献平添诸多曲折。

　　2010年夏天，内蒙古巴彦淖尔盟，一个10岁小女孩遇车祸，在医院抢救七天后宣布死亡。其家庭很困难，多年受红十字会资助，家里只有父亲一人具劳动能力，母亲和姐姐均残疾。

　　这个女孩的父亲主动向当地县级医院表示有意捐献小女儿的眼角膜，并称“我们能捐的都捐”。当地医生联系到内蒙古电视台，再辗转找到深圳红十字会，后者考虑两地距离转给了天津红十字会。

　　天津的协调员在晚上11时接到内蒙古电视台记者电话后，连夜从北京飞到包头。在女孩家中，这位父亲并未提经济要求，他表示，想让孩子留些东西在世界上，就觉得孩子还活着。

　　最终小女孩将一个肝脏、一个肾脏和眼角膜成功捐献在了当地。此后，工作人员专程前往内蒙古，将荣誉证书送到家属手中。天津红十字会考虑到女孩家庭困难，主动提出依照《天津市人体器官捐献博爱救助基金管理办法》，将4.89万元救助金送到当地医院以帮助这一家庭解决医疗欠费问题。

　　由于器官捐献的前提是自愿和无偿，天津红十字会并不使用“经济补偿”说法，而是依据红十字会传统给予困难家庭适当救助。

　　捐献者常常曾在重症监护室一住就是数天乃至数十天，一天费用高达四五千元。天津红十字会根据捐献者治疗时发生的费用，会对其医疗欠费进行适当救助。

　　但救助最高限额，原则不超过天津年均工资标准的3倍。以2010年平均工资约3.3万元计，最高限额不超过10万元。不过天津目前尚未救助过最高限额，通常在2万－5万元。另外，根据捐献者家庭贫困情况，会提供不超过1万元的丧葬救助费用。

　　只有符合救助条件的捐献者，方可享受相关救助政策。冯艾国称，“也有家属一来就提钱，这时我们扭头就走。”也有捐献者家属一分不要，收钱让其心理不舒服。部分家属会提出使用当地殡仪馆的悼念大厅等需求，红十字会和民政部门进行协商。

　　其实，对于贫困救助，各省市标准不一样，总体都是5万元以内。为何不统一救助标准？冯艾国认为，若统一标准，民众会认为有捐献必然得到多少救助，使救助有买卖嫌疑。同时，每个捐献者家庭情况不一样，重症监护期间发生的费用也不一样，这就给救助金额增加许多变量。

　　“摸着石头过河”

　　尽管天津是港口城市，亦相对保守，经常可见沿袭传统的披麻戴孝丧葬仪式现身闹市。不过，这里有亚洲最大的器官移植中心——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东方器官移植中心。

　　开展长达十年之久的深圳器官捐献则是天津模式的一个对照。

　　深圳自1999年率先在国内开展器官捐献的宣传工作。2003年，深圳市即颁布施行《深圳经济特区人体器官捐献移植条例》，这是中国第一部地方性器官捐献法规。截至2011年底，深圳市红十字会共实现61人“多器官”捐献。

　　在经过十年的努力之后，深圳市民对此认识已有较大提高，加之其是移民城市受亲朋影响较小。2009年深圳市民对器官捐献的认同率调查结果是55%。但即使如此，深圳市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协调负责人孟苇告诉《财经》记者，他们遇到的捐献失败案例也是由于传统观念。

　　目前深圳红十字会共有三名专职协调员。自2009年起，深圳还招募了一支捐献志愿者服务队，已有204名注册队员，基本都来自医疗系统。按照《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管理办法(试行)》规定，兼职协调员为医疗机构的正式或聘用人员。其职责仅涉及普及宣传器官捐献知识，发现潜在的器官捐献者，并及时通知专职协调员。

　　深圳红十字会经常参加协调工作的志愿者有60名。这些志愿者没有经济补助，表现优异者会被授予“五星级志愿者”等荣誉称号。志愿者并不单独做捐献工作，只是参与一些辅助工作，如捐献宣传、临终关怀、情绪辅导，甚至帮助做饭。

　　这支队伍是深圳与天津运作模式的一个主要区别。

　　2010年12月底，天津红十字会也曾尝试招募志愿者，但很快放弃。毕竟器官买卖的猖獗让捐献工作人员心有余悸。

　　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郝林娜认为，建立一支专业的协调员队伍是器捐关键环节，这也是国际通行的做法。没有协调员就没有器官捐献，也就没有器官移植。“总之，我们将结合中国国情，探索建立起中国的器官捐献体系。”郝林娜说。

　　【作者：《财经》记者 孙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