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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东平解析北京小升初现状 庞大择校费失去监管很可怕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9月05日 14:11  京华时报官方微博

  近日,由21世纪教育研究院编写的《北京市小升初择校热的治理:路在何方》调查报告在京发布。该报告在实证调查和文献梳理的基础上,揭示出北京小升初的种种现状。在这个考验学生更考验家长的“战场”上,以钱择校、以权择校、以优择校普遍存在。

  调查报告负责人,北京理工大学教授、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表示,取消共建生和条子生的改革要害是限制权力,这也是北京义务教育秩序整顿最为艰巨的任务,促进教育公平难点在“行”不在“知”。

  【以钱择校】

  这么庞大的择校收费完全失去监管,这个很可怕

  京华时报:您对小升初的关注最早始于什么时候?

  杨东平:应该是2008年,当时我发表过一篇博文《打倒万恶的奥数教育》,抨击奥数、择校热等问题。

  京华时报:为何在现在推出这份报告?

  杨东平:这次调查既是上次抨击奥数之后的一个反思,同时,北京中长期教育规划纲要已经出台,今年北京还与教育部签署了《推进县(市、区)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备忘录》,承诺到2015年明显缓解义务教育择校现象,在16个区县全部实现县(区)域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应该说到了一个很好的时机,全社会都应同心协力来推进教育均衡。在北京做到这一点特别困难,它有一些特别情况。但正因为北京特别重要,就应该特别重视,就应该在这方面有所突破。

  京华时报:报告公布了很多数字,比如一些名校的择校费、各区县的派位比例等,这些数据来源是什么?

  杨东平:我们的数据有三个来源,一是学校内部的,包括校长、领导干部、中层干部、教师等;二是学生和家长;第三是中介机构。中介机构搜集信息能力比我们强多了,他们整天在市场里跑,与各个小学中学有业务关系,所以这些学校对他们都是开放的,信息非常清楚。有的中介机构,为了掌握各个学校的择校费,派人成天守在银行门口,看着家长存钱,存多少钱。

  京华时报:如何确保这些数字就是真实的?

  杨东平:很多人对数字的真实性产生疑问,我们也认为,目前这些数字不是一种精确定量的研究,因为这个市场是非常隐秘的、灰色的。我们只能尽可能根据各种信息来源,拼凑出一个接近真实的面貌来,所以很多数字都用了左右、比例这样的表述。但是我想,公布这些数字是有意义的,虽然它是一个估算的数据,至少给了一个概念,过去我们往往听到的都是具体的个案,它的全貌是怎样的我们并不知道。这些信息,在中介机构的网上都是公开的,也没有哪个学校找他们叫过板。这么庞大的择校收费,完全失去监管,这个很可怕。

  京华时报:遇到质疑怎么办?

  杨东平:可能有人会说这个数字不准确,比如说景山学校“幼升小”择校费要25万没那么高。那行,你拿出一个具体的数字来。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信息公开。

  【以权择校】

  共建生将以权择校制度化了,这个很危险

  京华时报:报告里还提到共建生,这是北京小升初的一个特色?

  杨东平:北京在小升初上有两个“创造”,一个是共建生、一个是占坑班,这都是外地所没有的。共建生将以权择校制度化了,这个很危险。所以这些问题必须把它揭露出来,让大家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不能都假装对它视而不见。比如上海,明年开始,高中的择校生全部取消。北京只提出“逐年减少”,但什么时候取消没有具体时间表,所以北京在这方面还是比较后进的。

  当然,也有人会说,上海也有择校也有条子生。是有,我们也不能过于理想化,但大规模收取捐资助学费,这在外地是绝对没有的。就算有也是私下的,完全属于非法的,地下的,但北京是在地上的,完全是制度化、合法化的,这区别很大。

  京华时报:教育部门一再强调,严禁将捐资助学与入学挂钩,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杨东平:你问问他们查处了几起,通报了几个?北京市要不撤10个重点校的校长,风气就扭转不过来。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在义务教育阶段,没有家长是为了做慈善给学校交钱,他们又不是李嘉诚、邵逸夫。而且,那些学校还缺钱吗?可他就开了这个口,说我这钱是捐资助学,而且还要家长填自愿交,这就特别恶劣。

  【以优择校】

  推优可操作性太强,助长了给老师送礼等不正之风

  京华时报:近年来,北京针对缓解择校热也相继出台了一些措施。在您看来,这些措施起到效果了吗?

  杨东平:我们的报告里对北京的小升初政策做了一个梳理回顾,基本评价是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政策已渐渐地退缩,从义务教育法规定的“免费、免试、就近”逐步后退,演变为一种多元入学的格局。目前,各区县小升初的入学渠道有十四五种,但主要的渠道还是这几种:占坑班、推优生、特长生、共建生、条子生、电脑派位。除了电脑派位,其余都是以权择校、以钱择校、以优择校,而且这三种最重要的渠道都制度化、合法化了。

  京华时报:推优您也不赞成?

  杨东平:推优生的比例越大,其负面影响就越大。上世纪90年代末,北京市教委将保送生比例控制在2%左右,这是比较合理的。近年来,各区县相继扩大了推优比例,如西城区今年的推优比例已提到30%左右。以前在一个班里推选出一两个优秀学生是容易的,但比例扩大后,谁优谁不优如何评价?在调查中,一些校长反映,由于推优可操作性太强,助长了给老师送礼、在学生中拉选票等不正之风,扭曲了老师与家长的关系。

  这一做法是人为地给学生贴标签,分等级,造成了对学生的歧视,不利于学生的身心健康。

  【路在何方】

  教育部等国家机关要做出表率,率先取消与名校共建的制度

  京华时报:报告中对治理北京小升初问题提出一些解决措施,核心内容是什么?

  杨东平:我们提出“规范办学行为、调整小升初政策、缩小学校差距、改革办学体制、社会监督、教育问责”六管齐下的治理思路。应当说,这些内容几乎没有任何创新,都是国家和北京市的法律、法规、《规划纲要》等明文规定、明确宣示的,许多举措是其他省市早已实行的。

  京华时报:这些措施是否也分一个轻重缓急?

  杨东平:小升初政策调整是高利害度的,有的家长花了大量的钱。前几年北京关了一次占坑班,没半年又恢复了。因为它牵扯到很多家长和学生的利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有个调整和改变,如果认为是不合理的,必须改变,但这种改变是渐进的、人性化的、事先告知的。就像教育部公布取消奥赛加分一样,文件公布后过3年再实行。从起始年级开始执行,这比较公平。所以我们也提出一个路线图。

  京华时报:什么样的路线图?

  杨东平:我们提出三步走计划:第一步,2012年,实现取消赞助费和择校费;2013年,实现取消占坑班,还要调整划片、扩大就近入学,并且取消共建生、条子生和推优生;在2015年取消初中阶段的重点学校,实行示范性高中名额下放,实施教师流动制度以及学校合理布局均衡配置资源。

  京华时报:要取消共建生似乎不那么容易。

  杨东平:取消共建生和条子生的改革要害是限制权力,是北京市义务教育秩序整顿最为艰巨的任务。建议首先公开政府机关与名校共建的状况,逐渐减少名校招收共建生的比例,到2013年全部取消。教育部、发改委、财政部等国家机关要做出表率,率先取消与名校共建的制度。从现实出发,在条子生短时间内不可能彻底取消的情况下,可借鉴一些地方的做法,建立公正的程序,限制比例和数额,条子生需通过市、区教育局领导班子集体讨论决定。

  【教育公平】

  对于教育问题,大家缺的不是道德义愤,而是怎么解决

  京华时报:报告发布后,你们提交给政府部门了吗?

  杨东平:第二天就送给市教委了。

  京华时报:有回应吗?

  杨东平:没有。我们希望能跟教育主管部门坐下来沟通,面对面交流一些想法,但遗憾的是,至今还没有人来找我们。下一步,我们计划去外省市召开一些学术性会议,组织经验交流,把外地实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措施带回来,提供给北京政府部门做决策参考。

  京华时报:您一直致力于教育热点问题的研究,促使您一直做这些事的动力是什么?

  杨东平:我从2000年开始做教育公平研究,这是我的一个主要研究领域。我现在逐渐意识到,教育公平不完全是一个理论问题,更重要的还是要推进它在现实中的改变,促进教育变革。我想这也是对陶行知先生说的“知行”关系的理解。就教育公平来讲,很大程度已不是“知”的问题,但“行”的问题就比较难了。改革的动力不足,各种各样的利益冲突,治理模式比较陈旧……需要在“行”的方面做一些工作。对于教育问题,大家缺乏的不是道德义愤,不是批判,而是怎么解决,如何去推进它,逐渐变为现实,比如你提出10件,哪怕只落实了一两件,也是作了点贡献。

  本报记者 张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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