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赵蕾 实习生 夏倩 杨金海

　　广东研讨推行货币化公车改革，各方激辩能否说服公众——

　　多数被征求意见的专家学者和民意代表，都赞成公车改革采用“在车身喷字、鼓励民众随手拍”的简单模式，另外还有诸如车窗不许挂窗帘、防爆膜必须是透明的等等。有与会专家还建议，党政一把手的车前分别挂党旗、国旗以示区别。

　　蹒跚多年的公车改革在今年已然无法阻挡，如何提速却成了难题。

　　5月30日，决心力推公车改革的广东省纪委召开内部研讨会，为改革探路。与会的省纪委官员最关注的是，如果取消公车，改为发放补贴，公众将会如何反应？参与讨论的学者和政协委员、人大代表们对此激烈交锋——大家的焦点在于，在已然有了信任危机的公车改革中，什么是民意可以接受的？

　　“如果原来公车要花100块钱，改革后只花60块，其中30块是发给公务员的交通补贴。你说公众同意不同意？”“不同意。因为公务员拿了钱。”“公车改革必然会增加公务员收入，这很正常。”“广东一线产业工人一个月多少钱？一千多块！公务员的车补比他们的工资还要高，他们答应吗？”

　　相比如何制定补贴标准、如何防止改革效果打折，怎样向公众解释，是决策者更看重的问题。在此次多位学者和民意代表参加的研讨会上，主持车改调研的广东省监察厅副厅长曾庆荣一直在问，“补贴标准应该怎么定？外界会有什么反应？”

　　曾庆荣说，省委的决心很大，车改不是改不改的问题，而是怎么快速推进的问题，大家有话尽管放开说。于是，出现了开头激烈争论的一幕。

　　“你说节约了多少钱，大家都不信”

　　接近广东省纪委的学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目前，全广东省的公车家底已经摸清，接下来的路径选择，成了难题。

　　事实上，全国最早的车改试点就在广东。1993年，广东东莞沙田镇取消领导干部的公务用车，改发交通补贴。这一做法被称为货币化改革模式，它的最终目标是取消所有公车，被认为改革效果最彻底。2004年，货币化模式在珠三角地区多个城市试点推行。因为客观上增加了公务员的现金收入，货币化模式一直难逃“车改等于公务员加薪”的非议。

　　去年，广州市纪委另辟蹊径，推出了GPS模式，即在公车上装载GPS，监控公车的使用。据介绍，这套系统最厉害的一招是，后方控制台可以让违规使用的汽车熄火。

　　货币化模式和以GPS为代表的加强监控这两种模式，都在此次广东车改调研的考察范围内。

　　一开始，因为中央有关部委曾经叫停过类似的改革性补贴，广东方面担心货币化改革得不到中央的支持。日前，国家发改委官员带队到广东调研车改。南方周末记者获悉，广东省纪委方面曾试探性地问相关官员：如果广东采取货币化改革，是否可行？对方表示同意。

　　知情人士告诉记者，省纪委高层希望改革来得彻底一些，“在他们看来，装个GPS算不上什么改革。”

　　但如果选择货币化模式，标准如何制定——工种？级别？工作年限？出差里程？学者们难以给出补贴依据的具体标准，不过不能以职务级别为标准是多数学者的共识。“不是官越大，出差越多。”广东省社科院研究员彭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此前，在已经试点改革的城市中，“官越大出差越多”是设定补贴的基本思路。比如作为改革试点的惠州市目前正处级官员每月补贴2800元，科员补贴500元。这两个数字是以广州本田2.0每公里的行车成本为基准，正处级按每天80到88公里计算，科员按每天15到25公里计算。

　　除了补贴标准难以确定，更难的是——恰如在此次研讨会中所体现出来的——如何面对公众反弹。

　　参与研讨会的广州市政协委员吴名高说，公车改革等于自己改自己，不如不改。他认为，在公车改革问题上，民意和主持改革的政府之间，信任鸿沟不可弥合，这种境况下，货币化改革尤其不可取。“你说节约了多少钱，大家都不信，还认为公务员多拿了钱，最后只能是激化矛盾。”

　　与会的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过勇不同意吴名高的观点。他说，就是要旗帜鲜明地告诉公众，公车改革必然会增加公务员收入，民意需要引导，不能一味迎合。

　　官员们对此亦有自己的看法。此次省纪委举办的座谈会上，珠海市监察局一位副局长也被请到现场介绍情况。这位副局长对货币化改革的看法是可以“挺过去”，理由是较早之前的公务员房改和通讯改革，因为发放补贴都引起外界不小的反弹，但最终还是挺过去了，车改也是同样的道理。

　　“有的人天天坐办公室，没必要补”

　　已经试点货币化改革的广东珠三角多个城市，公务员们的感受亦有不同。

　　为鼓励个人购买小汽车，东莞政府规定，在车改后6个月内，公务员个人购买小汽车，可以按其补贴标准给予一次性预支本人最长不超过3年 (含3年)的公务交通补贴。“处级干部每月补贴3000元，三年就可以领取十多万，等于政府给公务员免费发一辆车。”东莞市政府公务员吴全英(化名)告诉记者。

　　吴全英原供职于东莞市城建工程管理局，负责监管东莞市的重点工程，几乎天天都有公务出行。在他看来，按照工种确定补贴标准最合理。

　　“有的人天天坐办公室，没必要补。”吴全英说，很多时候领导为了平衡，有些不需要出行的内勤部门也给配车，大多时候恰恰是这些部门的人员在私用公车。

　　杭州市车改办主任何新根则承认，按照公务出行量计算比较科学，“但很难操作。”经过多方考虑，最后他们也是按照职务来分档——这显然无法得到一些基层公务员支持。

　　按照广东一些试点城市的车改政策，除了每个月铁定的补贴，如果公务员开着私家车办公事，还可以报销费用。

　　惠州市的报销标准由各个单位根据车改办制定的标准内自行制定。乘用公共交通工具或开私家车到其他城市出差，每次有200到350元的报销额度。在惠州市内，根据离开城区范围远近，每次可以报销60元到100元。

　　佛山市顺德区是另外一番情况。区党委机关的一名科长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车改后，他的同事90%以上都有私家车，现在科室的人出差大多是科长开私家车，因为没有私车公用的报销制度，他出差开私家车的花费不可能报销。“车改前外界担心公车私用，车改后就是私家车公用了。”

　　这种情况下，租车出差就是最好的选择，因为费用可以报销。彭澎告诉记者，如果将来货币化改革在广东全省铺开，如何防止租车泛滥尤其值得研究。据他介绍，广州亚运会期间，因为单双号限行和封存一部分车辆，不少机关单位向外租车，造成了很大的浪费。

　　补贴多少向来是公务员关注的关键问题：省车改办到几个试点城市考察，大家都有一句共同的怨言：“钱补得太少了。”广州市一位科级官员就抱怨说，车改时广州93号汽油不到3元/升，现在已翻了一倍还多，停车费同样也翻倍，车补却多年没调整。

　　也有补得多的，在同一批车改的城市中，珠海的补贴标准最高：正处级超过3000元，科员1000多元。科员一档补贴的金额，是惠州、佛山的近3倍。正因如此，珠海引起的反弹也最大。

　　事实上，就算珠海这样的高补贴，也有政府部门不乐意。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在珠海，公检法部门至今还没有进行车改。一位政法机关人士说，车改部门做了很多个方案，最终都不了了之，“公安局反对的声音比较强烈，说他们办案需要的车多。”

　　惠州市车改办提交给省车改办的意见中特别提到，一些垂直管理的机构比如工商、税务、海关等单位，因为不在市车改的规划中，工作人员享受不到车补，觉得自己少拿钱；但这些单位车多，有的连股长一级都配车，这种情况又让已经改革的单位心理不平衡。惠州市车改办建议省车改办在未来的改革中解决其中的利益反差。珠三角的货币化改革进行了7年，惠州迄今已经进行到第五轮改革，依然面临诸多难题。

　　作为改革前沿阵地的深圳，这些年来则对车改一直没有动静。深圳市人大代表郑学定连续10年催促深圳市政府实行车改，最后得到的答复是：国内一些城市的试点并不成功，无法借鉴。

　　“得让公众接受，改革才能进行下去”

　　选择货币化改革的思路，意味着选择更多争议。由此，改革者在思路上力求大刀阔斧，在姿态上则颇为低调。

　　不过中山大学廉政与治理中心办公室主任倪星说：“在公车改革的问题上，决策者不必太低调，这项改革本来就合乎民意，引进适当的公众参与比如开听证会，更有利于改革的推进。”

　　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省纪委方面认为在更大范围征求意见的时机还未成熟。对于决策层有意力推的货币化改革，多数人认为是最终的改革方向，却不主张现在就这么改。

　　为了照顾公众情绪，更多的与会者提议走“中间路线”。广州大学廉政与治理中心主任卢汉桥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只要公务员拿了钱，社会肯定有议论。”他认为，和货币化改革相比，给公车装GPS追踪、严格规范出差报销制度等措施相对温和，阻力更小。

　　他甚至向省纪委建议，不要把公车改革和反腐败联系在一起。“其实就是建设节约型政府的要求、更好地使用纳税人的钱。这是个策略问题，得让公众接受，改革才能进行下去。”

　　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任强的策略恰恰相反：“乱花纳税人的钱就是腐败，一定要大张旗鼓地宣传。”

　　“如果不定性为反腐败，改革的必要性就会减弱。”九三学社广州市副主委、广东省人大代表郑劲平也坚持站在反腐败的立场上进行公车改革。他还为省纪委支了一招：取消后的公车不要在公务员内部拍卖，而是面向社会公开拍卖，这样能得到更多民众的支持。

　　多数被征求意见的专家学者和民意代表，都赞成公车改革采用“在车身喷字、鼓励民众随手拍”的简单模式，另外还有诸如车窗不许挂窗帘、防爆膜必须是透明的等等。彭澎还建议，党政一把手的车前分别挂党旗、国旗以示区别。

　　无论采用何种改革方式，如何向公众解释，都是逃不掉的难题。中山大学教授郭巍青给省纪委的建议是，公车改革一定要注意传播学上的规律和方法。对于决策者来说，向公众解释“随手拍违规用车有利于防止公车私用”，显然要比解释清楚“公车货币化改革不等于给公务员加薪”，容易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