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深圳前海管理局局长郑宏杰

　　前海是国务院批复的最小的功能区，但它承担了当下最大的历史使命

　　文/《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张庆源

　　9月7日下午6点，坐在《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面前时，郑宏杰刚刚拔掉点滴的针头。虽患重感冒，他白天依然坚持工作。前海开发正站在历史的节点上，他不敢有丝毫懈怠。

　　从2010年2月郑宏杰开始组建前海管理局这个全国独有的“法定机构”时，他就已经进入了自己和深圳的新纪元。前海管理局不是政府机构，也不是政府组建的开发企业，在组织方式上前海就展开了第一个改革探索。郑宏杰说，前海管理局“是企业化政府，不是政府企业，它是全新的。”

　　蛇口开发31年后，在与蛇口半岛连接依存的前海片区上，深圳的二次改革已经启动。郑宏杰说，袁庚当年开发蛇口时63岁，自己现在是53岁，有老骥伏枥的感觉。他不敢拿自己和袁庚做比较，但要学习袁庚的精神。

　　蛇口照进现实

　　《财经国家周刊》：当年袁庚开发蛇口，他拒绝了不少香港的实业家来投资蛇口。他认为对一个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家来说，蛇口一点的经济发展不算什么，国家要搞的是一个试验，重要的是改革。30年后，我们来看，发展是皆大欢喜的事情，改革则可能触动了很多既得利益，你觉得前海未来的发展重点应该是发展还是改革？

　　郑宏杰：这是在回答一个重大课题，我们首先要在专业角度上弄清，到底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发展结果。

　　就跟当初袁庚搞蛇口一样，现在最重要的也不是钱的问题，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勇气，一种新的探索，是要回答在前30年制造业这种发展的基础上，未来30年怎么走的课题，同时也就是回答汪洋书记给深圳提的三个问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曾提出让深圳思考三大命题——而立之年，立起了什么？迎接三十年，深圳要做什么？未来三十年，深圳要干什么？——编者注)。

　　袁庚老前辈那种勇气是难能可贵的，是杀出一条血路。我们现在要走的是一条科学发展的新路。这30年走过来以后，很多制度已经形成，很多也在制定过程中，同时在发展的过程中，有些又落后了，我们要通过改革和创新，或者说完善一种适合我们未来发展的新的体制、新机制。我们生活上可能比他们当年好，但就任务的艰巨性而言，一点不差于前30年的这种难度。

　　8月26号党中央国务院批复前海规划之后，我的压力非常大。因为前海已经不是简单的前海了，它也不是简单的深圳前海了，它已经是中国的前海了。

　　我理解，对前海，上面体现中央的一种期望，中间体现省委的战略意图，下面体现了市委市政府的决心和勇气，这一点我的感受是很深的。

　　《财经国家周刊》：你在前海管理局成立的第一个月就去蛇口博物馆参观学习。汪洋书记让你向袁庚学习，在蛇口开发31年后的节点上，你又是如何理解袁庚精神和前海开发的？

　　郑宏杰：我带管理局的同志到蛇口博物馆去，主要是想让他们感受当年的那种创业的艰辛，前海的精神就是蛇口当年精神的一种传承，蛇口精神逐步演变成、丰富成了“深圳精神”，那就是先行先试，敢想敢干，敢为天下先。

　　我最近又带着同志们去看了深圳30年改革展，我是想给同志们一种热情，站在我这个时间节点上，学习袁庚老前辈他们对事业的这种执着和坚韧。我断然不敢拿我和袁庚做比较，但是我知道我应该怎么向他学习。

　　当年袁庚出征的时候是63岁，我今年是53岁，有点老骥伏枥的感觉，但应该说我还是激情不减。

　　我理解，袁庚的最可贵之处，第一是把事业和责任结合在一起。这个事业不是他个人的事业，他一定是看到国家的责任和利益，他是把国家的事业和个人的责任以及历史的使命结合在一起了。有了这种思想，才能把自己平时的一些顾忌和躲避的事情扔在一边。

　　其次，是不畏教条，不畏权势去努力改革的精神。

　　第三条，我觉得他能客观地看待、批判和科学地吸收别人的建议，我现在同样也面临这个问题。

　　大家对前海寄托着一种很大的期望，甚至有人说是未来30年的期望。我想通过几代人，再走30多年，按20年一代人来说，要经过两代人，我想就跟当年的蛇口一样，前海会给中国的改革开放带来新鲜的一些经验。

　　“想钱的莫进来，要官的请出去”

　　《财经国家周刊》：历史把你推上了现在这个位置，担起这个担子，你此刻的心情和心态是怎样的？

　　郑宏杰：今年元月，市委书记找我谈话的时候，我完全没有想到。我有一个座右铭，只要阅历不同，我什么都干。市委领导让我担这个担子，我也不是说一点犹豫都没有，我并不是怕困难，或者怕失掉已有的东西，我主要是想我50出头了，再去担这个担子能不能担起来？

　　因为我意识到这个担子很重，期待很高。我在农村下放7年，那个时候我知道100斤和120斤的区别，能担100斤，却不一定担得起120斤，担不起来你会对这个历史性的事业造成损失。这不是说凭着勇气就能行的，需要权衡一下你的实力够不够。

　　领导说，之后前海局完全是市场化，没有什么官做，按市场化运作，我想这可能还是我的长项。我是做企业出身的，我知道企业化运作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要讲究投入和产出，讲究效益和效率，它的核心是要讲成本的。对前海来说，这种成本既有经济成本，也有政治的。

　　在组建前海局时，我就说过，想钱的莫进来，要官的请出去，这个地方既谋不了钱，也没有多高职务。到前海来的每个同志，我都会问他们一个问题：到前海来你们图什么？

　　前海管理局现在有26个人。大家从开始就要有个创新的理念，所以我就给他们定了八个字：勤俭、规范、高效、廉洁。

　　和同志们在一起进行前海开发的工作，应该说还是非常开心的，何况这么一个事情，从中央到省到市，从领导到老百姓都这么关心和重视，你会感到很振奋。我跟同志们说，我们在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在做一件大家都没做过的事情，跟这个事情一同成长是多么的幸福，我说我们上哪找这样的机会去？

　　《财经国家周刊》：改革一直与困难、困境相伴的。前海的工作已经启动了，从您现在所在的时点来看，您感觉当下面临的最主要的困惑，或者说挑战是什么？

　　郑宏杰：我目前的最主要的感觉，还是能不能把自己融入到这个改革中去，会不会口头上是非常赞同改革，但一改到自己头上的时候，或者一到行动的时候，就变得那么迟缓呢？实际上每一种改革都会付出巨大的代价，关键还是解放思想问题。

　　处女地上的全新改革

　　《财经国家周刊》：有一些改革，是在所谓的存量基础上进行改革。而前海是一块处女地，它的改革从发展上看，应该是一个做增量的过程。你觉得在这个待开发的区域里，它的改革与其他改革是不是有一些不同？

　　郑宏杰：前海是国务院批复的最小的一块功能区，但它承担了当下最大的一个历史使命。除了土地，我们没有任何存量，这不是修修补补的，也不是左口袋到右口袋，也不是简单一种存量资产的调整，或者简单的利益调整，完全是一种增量式的发展，四个定位(深港合作先导区、体制机制创新区、现代服务业聚集区、结构调整引领区)决定了它的基本方向。

　　那就是说，你在前面是探路的，是侦察兵也好，是尖兵也好，前面没有经验，就是你在前面，就跟当年30年前，我们引进加工制造业一样，那时候也没这个经验。不同的是，30年前搞了加工制造业，我们现在是现代服务业。

　　前海的发展不仅有量的要求，而且有质的变化，要求我们在体制、机制上为全国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提供新经验，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对我们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