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内陆城市的地下势力怎样找到自己的滋长空间？

　　“打黑”对商业环境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要根除商业生态中的积弊，

　　仅靠“打黑”够吗？

　　文 ｜ 本刊记者  何伊凡  黄秋丽

　　摄影 ｜ 邓攀

　　编辑 ｜ 康庄

　　时值深秋，山城的夜景令人着迷。飞机开始下降，从舷窗看下去，笼罩一天的雾气仍未散去，灯火依附层叠的地势，错落有致，远近相衬，倒映在滚滚东逝的长江中。

　　从长江尽头的上海出发，到重庆的飞行距离是1500公里。我们将要深入了解的这个城市地处内陆深处，作为直辖市，政府的力量可以直达区县。但是，公权力延伸再长，也不可能覆盖所有的边界。

　　自2009年6月，重庆市公安局宣布对黑恶势力“发起新一轮凌厉攻势”，仅3个月时间，当地就已经侦破犯罪团伙104个，正式抓捕1500余人，全球追捕496人。黑恶势力背后的保护伞也被掀翻，已有20余名中高层官员落马。

　　被称为重庆“史上最强”的打黑行动，已经在当地政商各界产生剧烈振荡。尽管警方公布目前扣押涉案资产为15.3亿元，相对全市经济总量微乎其微，但“黑金”链条盘根错节，蔓延已久，警方披露涉黑高利贷达300亿，可略见一斑。

　　走私、制毒贩毒、制造假币，这些国外以及沿海地区现代黑帮的经济支柱，并没有成为重庆涉黑组织的主要罪行。此次打出来的黑帮，体现出了中国内陆黑帮的典型特点——以经营范围划分，他们可分为两类，一类以非法手段做合法生意(合法生意即可以公开经营、受政府许可的生意)，别的经营者一旦进入其势力范围，就会遭遇暴力排挤；一类兼做合法生意与非法生意，这些非法的地下生意还停留在开赌场、组织卖淫等古老“业务”。

　　在政府对“黑、官、商”利益死结大动刀斧、摆出“刮骨疗毒”的架势之下，黑势力潜滋暗长的重庆商业生态，在2009年，经历了一次“休克疗法”。

　　一个内陆城市的地下势力怎样找到自己的滋长空间？

　　打黑对商业环境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要根除商业生态中的积弊，仅靠打黑够吗？

　　打黑是否会创造新的市场进入机会？

　　欢迎来到重庆。

　　重庆的黑帮商业地图

　　以非法手段做合法生意，是此次重庆打黑发现的中国内陆黑帮的典型特点

　　垄断经济学的“门徒”

　　从机场大巴上走下来，走进高楼大厦的后面，这座城市的另一面呈现在我们面前。街头报摊的报纸封面上，宾馆电视的画面上，扑面而来的是几位如今国内闻名的脸——“猪霸”王天伦就是其中之一。王天伦绰号王三儿，是重庆今普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他在生猪屠宰和猪肉批发两端，形成了一定的垄断。

　　王天伦已经被抓，我们找到了一个熟悉江湖掌故，也认识王天伦的同行接受采访。在渝北区龙溪镇一家茶楼，朱杰(化名)小心翼翼和我们见面。他说，王天伦没有欺负过他，“猪源上大家各占一个码头，谁也不惹谁”。生猪屠宰行业人员构成复杂，但王天伦够狠，镇得住。他是合川的，合川的猪都要拉到他那里屠宰，该给的钱也都给，只是不准拉给别人，否则就收拾你。批发肉时，即使朱杰他们把肉拉过去卖，王天伦也不和他们正面发生冲突，就算他们批发6.8元/斤，王天伦批发7.5元/斤，合川也没有一个肉贩敢去找朱杰他们拿货。别人不能在王天伦的势力范围内卖肉，可王出产的猪肉却能在任何区域内卖。

　　渝强实业公司董事长黎强的脸也在报纸上，他涉嫌控制数条公交线路。黎是巴南区人，邻居和员工对他印象不坏，觉得他热心、义气。据说到年底，渝强实业的司机交账后都能得到一张发票，上面写着特定时间去某饭店吃饭，在那一天，渝强实业会把附近的火锅店都包下来，上千人一起吃火锅，蔚为壮观。

　　但对其他公司的司机，黎强就没这么客气，业余时间经常组织人马以暴力干扰人家运营。2006年他和另一家运输企业签订车辆转让合同，由于过户时转让标的纠纷，对方终止合同，连打六场官司，渝强实业连败六场。黎强不认账，派人骚扰对方经营线路，2008年8月在峨公岩大桥附近抢走该公司一辆客车，顺便连司机也带走了。

　　双方正打第八次官司时，黎强被捕了。

　　地产也是黑社会青睐的产业，但是黑势力并未进入地产业的核心环节。“你让他们操作一个项目很难。打黑牵扯到了几个有房地产项目的老大，他们的项目在重庆进不了主流，行业开会根本没见过这些人。”重庆一家大型地产公司的王姓副总透露。但他也同时承认，在边缘环节，黑社会控制力较强。

　　最主要的是土石方。“他们能对这个环节形成垄断，你完全没有办法知道以前是什么价格，好像它一直就这样的，你只能接受。这次打黑后他们可能会有所收敛，可这块问题还会继续存在下去。”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这些年来，政府在一些具体产业政策上的频繁调整，以及在行业垄断与放开之间的瞻前顾后，客观上促使了一部分民营企业在一些领域里借助非常规手段迅速膨胀，有黑恶背景的企业才能生存、才能拿到牌照、才能保有市场份额，这些企业发展壮大后在行业中形成垄断，从而又进一步加强其黑白通吃的话语权，于是形成恶循环。

　　1998年重庆政府相关部门将各作坊重组并予以合法化，许多屠宰场“转正”，获得了营业执照、动物防疫合格证、卫生许可证和定点屠宰标志证书，民营屠宰场额手称庆。

　　六年后，响应国家定点屠宰清理整顿的文件，重庆市政府办公厅下发了通知，勒令主城9区手工屠宰场必须于2004年6月30日前关闭，手工屠宰场原取得的定点屠宰手续自2004年7月1日起一律作废，原来的108家屠宰厂被砍到8家。

　　整顿屠宰市场并无不妥，但实施过程令手工屠宰厂老板强烈不满。有些老板认为，国家规定只要有检疫、检验两个印章和合格证书，猪肉就可以流通，怎么能一夜之间说取缔就取缔呢？

　　朱杰回忆，虽然手工屠宰场能够申请二级机械化屠宰场，可几个当时规模颇大的屠宰场申请都遭到拒绝，在招标中也被刷下来。“没有人支持，根本过不了这个槛。”

　　王天伦则成为幸存者，他的今普公司在此前后成立，还成为2004年的重庆农业化龙头项目，朱杰说今普获得了多个绿灯。在王天伦被捕之前，今普的市场表现和经营业绩甚至令上海的上市公司梅林正广和都颇为心仪，后者收购了王持有的今普大部分股权。

　　交通改革上演过类似一幕，2000年之前，重庆民营公交几乎能与国营公交抗衡。但2000年、2002年、2005年，重庆连续发文，通过升级公交车型，停止新增运力线路申请等方式，保护了国有公交体制主导地位。2005年后，所有民营公交车辆序号规定以“7”开头，重庆国有公交车车辆从2000年的1500辆发展到5000余辆，而民营公交车仅剩下471辆。 

　　重庆市民称“7”字头司机拿的是“飞机驾照”，飙车逆行是家常便饭。原因之一是民营公司无法享受国有公交企业的巨额补贴、税费减免等种种优惠，还要面对线路、停靠站等限制。压力层层传递到司机，令其不堪重负，只能违规以“多拉快跑”。

　　民营公交之间，民营公交与国有公交之间，为抢夺线路、乘客，时有械斗、砸车事件发生，包括黎强在内，一些民营公司老板都习惯雇人以暴力处理纠纷。

　　2006年10月1日，7字头公交车发生30人死亡的特大交通事故，重庆加大公共交通客运改革力度，发文支持大、小客运企业合并，被收购方的线路经营权由行业管理部门直接许可给收购方。此后，渝强实业展开大规模的收购行为。然而2009年4月22日，新政再次出台，要求在今年5月31日前，民营公交需全部收回，原有一辆运营车辆可换一个出租车指标。

　　黎强对逐渐失去市场份额不满，曾数次制造群体事件向政府施压。

　　对这些表面做合法生意的“黑老大”来说，他们尊奉的信条就是垄断经济学——垄断，即使是小范围的垄断，也是他们追求的市场目标，为实现利润最大化，他们频繁活动在产业链上游。他们所进入的领域，最初都是竞争激烈的“红海”，经过他们参与，以暴力维护市场的边界，硬生生将生意变成了“蓝海”。

　　商黑互养

　　另外一些面孔，比上面这些人多了些暴戾之气——他们是兼做合法生意与地下生意的黑老大，特点是以“商黑互养”，而且尤其注重培养保护伞，陈明亮为其中代表。

　　这位前重庆仪表厂工人，是中国最早一批下海者，他创办的重庆江州实业有限公司，位列重庆“渝中区民营企业五十强”之一，项目涉及仪器仪表、房地产开发、建筑材料，他爱好古玩，并把爱好变成了生意，投资1.4亿元在渝中区建了面积3万多平方米的重庆泰古三峡古玩城。

　　如果真相到此为止，这是一个白手起家的富豪创业故事，遗憾的是，陈明亮还有其他“业务”。他开办大世界酒店云梦阁夜总会，所提供的服务当然不仅是唱歌跳舞。也放高利贷，曾把还不出钱的开发商软禁在办公室近一个月，还组织大批重庆老板到澳门赌钱。他也是重庆黑帮中，率先走向“国际化”的代表，其地下钱庄延伸至境外赌场，方便向去境外赌博的企业家们“放水”，并以赌博为手段对这些企业家进行敲诈。

　　陈将合法生意的部分收入用于巩固势力，他的组织成员“工资、福利”很好，家属还有“安抚费”。其团伙成员王勇供述，2008年的春节过节费是5万元，国庆节发了8万元，2009年春节发了20万元。

　　地下经济也为合法生意消除竞争，陈明亮用高利贷、提供色情服务等手段吸纳一些建筑老板加入其团伙。在土地出让市场，他令团伙内的建筑企业参与竞拍，故意抬高地价，采取各种手段胁迫想获得此地块的开发商支付“退出费”。

　　重庆非公有制经济促进会会长黄伟熟悉陈明亮，他透露被捕之前，陈的精神压力相当大，不敢在一个地方久住，自我解嘲称“满天飞”。不过他的“飞行”技术实在不佳，6月3日，江北区一宝马车主在小区内被人枪杀，两日后警方获悉涉案团伙隐藏在大世界酒店内，立即突袭，却意外抓住了正在聚众赌博、吸毒的陈明亮，当场搜出毒品和大量现金、管制刀具。

　　对黑手党的一项研究发现，其势力迅速蔓延原因之一，是其善于寻找地域管理的空白进行空间转移。这方面，陈明亮堪称最善于和国际接轨的重庆“老大”。

　　贫血与“黑”血

　　这座城市的土壤里，是什么样的民风、商风、官风，有什么样的毒素或者空间，让黑势力坐大至今？

　　民企：被挤占的金融资源

　　一位重庆市政协委员分析说，作为老工业基地，“三线建设”时期的中心城市，重庆国有经济力量长期以来占据主导地位，计划经济味道浓重，1997年直辖后获得了一些政策倾斜，并没有转化为民营经济的内生活力，反而更加重了行政主导色彩。

　　根据重庆市工商联材料，2008年重庆非公经济对GDP的贡献已达到59%，但其获得的行政资源与金融资源远远与地位不相称。另一方面，重庆曾采取将国有企业整体打包回购的做法，来冲抵核销银行贷款，专家统计，2004年底，国有企业60%亏损的情况下，国有资产却增加了700亿。

　　关于重庆打黑的起因有多种版本，其中之一是“水钱”泛滥。

　　“高利贷其他地区也有，我做过比较，发现重庆高利贷还是太发达了，发达是因为有需求。”重庆一位金融业高管透露。中小民营企业长期以来无法获得足够的金融配置，被迫向涉黑势力“投怀送抱”。

　　重庆金融秩序混乱早有根源，1990年代中期，“三金(农村合作基金、乡镇企业投资公司、供销社股金服务部)、三乱(乱集资、乱批设金融机构和乱办金融业务)”就曾捅了个大洞，当时基金会、投资公司遍地开花，“三乱”金融机构发展到2000多个，吸纳公众存款近200亿。重庆成为直辖市后，向中央财政举债数十亿，才逐渐平伏此事。

　　治理“三金、三乱”虽堵住了从民间无序吸纳资金的管道，但并没有为民企融资打开新窗口。上文中匿名的金融界人士认为，重庆从2002年末开始组建“八大投”，客观上令金融资源更加向国有企业集中。

　　“八大投”即指市政府调动资源成立的八大公共基础设施投融资类集团，包括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等，这一创新初衷是由于重庆地形特殊，搞基础建设成本为平原城市数倍，因此“集中政府的力量，做企业不愿意做的事”，成立以来，修路建桥，切实推动了不少工程。

　　然而，国有经济体就此迅速膨胀，大量吸纳金融资源，银行更愿意与这些机构合作。至少根据目前“八大投”的定位，即使贷款发生风险成了坏账也是国家的。

　　上文中匿名的金融界人士透露，八大投中的A公司，早期发债做项目，欠了银行数亿，到期无力偿还，只能把不良资产剥离给另外一个机构，将优质资产保留，而且并没有征得贷方同意。等到其资产质量提高，又去找银行增加贷款，以贷款将到期债务偿还。B公司的子公司成立之初没有钱，从重庆商业银行借了10个亿作为资本金，转身就用这笔钱来收购了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包。

　　“这种游戏，民营企业玩的起吗？”这位金融界人士说。

　　本次“打黑”中，许多线索指向国资系统也是“水钱”出口之一，曾有媒体报道，一些国有大型企业、机构以基础建设之名拿到利率很低的资金，然后略抬高几个点，拆借给“中介”，中介以更高利息放给中小企业或者个人。并指出重庆城市投资建设公司下属上市公司渝开发(000514.SZ)曾向多家公司发放年利高达25%-30%的借款。9月4日，渝开发以公告强烈否认相关报道内容。

　　“国资系统确实有放贷操作，不止企业，银行也可能插手。”接受采访的金融界人士曾在“八大投”就职。他透露，操作上，银行高管可以与私交甚好的担保公司合作，给对方一定担保额度，其他企业来和银行贷款时银行方暗示必须通过这家担保公司，交易达成后银行收贷款利息，担保公司收担保费，而担保费该银行高管可以分成。

　　“我是打黑的受益者，也是黑社会最大的苦主。”一位被高利贷拖垮了的房地产商告诉本刊记者，他愿以人格甚至生命做担保证实，有两个已被捕的黑社会头子就是某国有金融机构子公司的股东。“这个资料你到重庆市高院能够查到。”

　　他披露的信息触目惊心，重庆有一些国有公司，“上面母公司是红的，到下面子孙公司就是灰的，或者黑的，他们就是高利贷的水龙头”。他向上文中的公司借贷后，对方就硬将他的公章、工商登记全拿走了，“也就是说你刚刚拿到资金，他就把你的经营权给拿走了，借口是保证国有资产安全。”

　　2008年，网上曾流出一份据说来自重庆第四大开发商隆鑫地产的内部讲话，该文中反问：盘点重庆当前开发商，有几家没有借过高利贷？同年12月3日，重庆市工商联房地产商会向市政府提交了一份《重庆房地产开发企业民间高利贷问题的紧急报告》，称90%房地产企业正深陷高利贷危机，相关高利贷金额在100亿元至120亿元之间，高利贷平均每年要从重庆地产界抽走80亿利息。

　　显然，谁都不愿承认自己属于“90%”。本刊拜访的多家房地产企业，一致称《紧急报告》中所讲情况为“个别现象”，有的企业称该报告出台与同创置业有关。同创置业为重庆排名前十的开发商，从2007年起，同创累计从民间借贷41笔，金额高达9.17亿元，每年支付的利息过亿，借款大部分来自担保公司。2008年同创资金链捉襟见肘，董事长张明瑜面对追债者不胜其扰，只得以1元钱的价格，采用承债方式将第一大股东位置让给了背景雄厚的北京红太阳公司。

　　“这根本不是张明瑜的意愿，卖掉的一块钱他也没有拿到，卖公司的时候他受到过威胁，当时同创账上的资产是大于负债的。”张明瑜的一位好友告诉本刊记者。

　　有人甚至不客气地推断，国企对民企金融资源的挤占，以及暗中滋生的问题，可能成为另一个火药桶。这个问题不解决，涉黑势力还会死灰复燃，一批“老大”倒下去，另一批老大站起来。

　　在解放碑附近的电线杆上，仍能看到新贴的小广告，除了电话，只有四个大字：讨债高手。

　　据说最近追债者都换了副行头，西装革履，既不打人，也不骂人，就跟在债主后面，债主去哪他们去哪，吃饭、打车都不需要债主买单，反复就一句话：还钱吧，还钱吧。

　　“你以为过去借的高利贷凭政府一句话就真都不用还了？”朱杰弹了弹烟灰。

　　一方水土

　　“真想把你捆起来丢进长江里！”

　　拜访江北一家企业时，记者刚走到门口就听到总经理对部门经理的大吼，后者弄丢了份合同，虽然他的老板打开窗户就能完成这个动作，但他看起来一点也不担心：他已从语言上被“扔”过数次了。

　　这是重庆商人特点的一个注脚：性情耿直，胆子大，敢冒险，但相当一部分人对管理的理解处于粗糙状态。

　　地缘所形成的独特氛围向来是地下势力生态系统的一部分。黑手党发源自秀丽的西西里岛，原因之一是当地长期动荡，从公元前8世纪开始，希腊人、罗马人、摩尔人、迦太基人、西班牙人、腓尼基人、法国人、盎格鲁—撒克逊人，轮流在这里占领和屠杀。经历过充满血光的岁月，复仇早已成为一种传统。

　　过去10年中，中国政府一直对涉黑势力频繁打击，即使在偏远的农村，“严打”标语也时常可见，但另一方面，黑恶势力也从未根除。在他们活动猖獗的地区，无论经济发达与否，大多民风彪悍，而且宗族与社团观念重。

　　川军骁勇，自古天下驰名。清末民初袍哥会势力遍布老四川，几乎能与官府分庭抗礼。重庆又地处两江交汇，水道咽喉，“码头文化”由来已久，这种文化的特点是既包容又封闭，关键看对方够不够“兄弟”。建国之初，重庆派系林立，各种势力角逐，这些历史都沉淀入了文化基因。

　　重庆最早的民营企业家大多来自于汽摩配套产业，“摩帮”刚刚崛起时面对国有企业竞争，作为市场新进入者，没有任何背景，会受到旧销售体系的歧视。那时因为价格便宜，卖货快，回款却慢，好声好气讨账别人不把你当回事，后来有人发现，带着火药枪而不是账本去更有效。而且汽摩产业刚起步时竞争利器就是杀价，本地企业互相杀，杀到越南，杀到东南亚，杀到美洲，杀得一塌糊涂，杀价红了眼，人也敢杀，商业中的暴力就这样萌芽了。

　　“黑老大”之一龚刚模曾是摩托生产企业银钢集团下属销售公司总经理，“打黑除恶阶段性成果汇报展”上，展示龚专门组建有“生产队”，“社员”配备的不是镰刀和锄头，而是自制的砍刀、手枪。“‘摩帮’中许多人都是举债发展，形成了一套不成文的规矩：你借钱给我，我生产的摩托你给我销出去，中间多拿一点钱，相当于中间商一样，龚刚模也是这样发家。”朱杰曾接触过龚刚模。

　　重庆商圈江湖气重，有没有“兄弟”是天壤之别。朱杰比划着说，“什么叫兄弟？先在大饭店里喝(酒)，再在小饭店喝，最后能到地摊上去喝，这时候就可以谈事情了。”

　　曾有外来投资者称在重庆签下的合同是“写在沙坝”上的，一冲就掉，约束力不强，如果“兄弟”感情不深，拿到“沙坝合同”的几率无疑大大提高。

　　当地的企业素质断层明显，像力帆、龙湖等大企业管理水平与全国一线企业处于一量级，但中小企业差得多。“有徽商、晋商、浙商，重庆自己也在提渝商，但老实讲，我认为暂时还不成立，我们的商业文化还没形成。”重庆社科院区域经济研究所长李勇认为。

　　2008年11月，重庆市政府与软银集团、汉能集团和深圳创新投资集团设立了10亿的风投基金，可成立半年多未投出一个项目，原因是一旦谈到开放股权、提供财务报表和核心技术资料，企业就以各种理由搪塞。重庆软银基金管理公司负责人接触多家企业后直言：这么多钱没人接招，与当地企业家的意识有很大关系。

　　上文中多次出现的金融界人士深有同感，他目前也做投资业务：“从外围看，企业不错，产品不错，产量不错，但跟老板接触以后你就……”重庆商圈中赌博之风甚盛，他相熟的一位董事长，每次去澳门只带5000美元，赢了就玩一夜，输了转身就走，“这算是很有自制力了。”

　　黑恶势力要成气候，还需要硬币的另一面：官风。学者吴思在他的《潜规则》一书中有论述：黑社会就是公权力缺失的弥补，它们构建了一种秩序，只是这种秩序依据另一套不容于社会的规则。

　　重庆曾从周围区县大量选拔官员，部分官员视野狭窄，早期还发生过把自己的私章当公章盖的笑话。治理“三金、三乱”时，给政府留下最重包袱的老板曹阳，做过开县副县长、沙坪坝区科技副区长，他喜好古玩、字画，为此花费800多万，事发后经专家鉴定70%是赝品，还曾以680多万元的高价买了两颗假夜明珠。

　　江湖风气蔓延到了政界，直辖后重庆政府以土地融资解决城市建设所需资金，各级官员掌控了土地市场垄断销售权，他们给开发商降低征地费用、提高容积率、扩大危旧房改造范围，接连落马，一人出事，就牵连出众多“兄弟”，因此被称为“土地窝案”，仅2007年就有100余名厅处级干部被查处。 

　　为提高官员素质，重庆曾多次引进“博士服务团”，但“打黑”中亦有“博士团”成员落马，“过去特定情况下，博士也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成为‘兄弟’，要么就会遭排挤。”一位匿名的政协委员说，重庆许多要职长期以来都由本地人担任，官场格局近十二年不变，旧势力相当顽固。

　　部分商人由此失去了对政府、对法律的基本需要，认为找黑恶势力，解决问题更快、更直接。正常公平的交易安全以及经营安全反而需要这些人来保障，悲哀的是，有时他们判断还是准确的。“这直接影响政令畅通和政府形象，不畅通，就会形成血栓，造成更大面积的组织坏死，也有人这样评价：重庆打黑是‘贼逼官反’，我听了很难受，但找不到更有力的词汇反驳。”该政协委员用力擦着眼镜说。

　　陶然居是重庆最大餐饮连锁企业，其董事长严琦是重庆餐饮协会会长。餐饮往往遭遇骚扰较多，不过严琦的态度官方而严谨：“(收保护费)我没有听说过，也不知道详情。走正道的企业当然欢迎打黑，治安环境越好，吃饭的客人越多，投资者也越来越多。”

　　根据美国人李朴·班·维克尔在《地下黑经济》一书里的说法，政府权力并不能无所不在，这时就需要其他势力来填补权力空白。观诸国内，上千年来维系社会稳定的一支重要力量，是由乡村士绅阶层主导的宗族势力，来承接政府正式权力管不到的区域；而市场经济下这个势力与阶层渐趋离散，新的合理或合法的势力尚未能完全占领这个权力空白，就给了灰色甚至黑色的势力以空间。

　　重庆的黑势力之猖狂在国内城市中并非孤例。2002年，河南许昌曾打掉“梁三儿”犯罪团伙，“一群沿街狂啸的暴徒，和更大一群呆在家里提心吊胆的人民”，《三联生活周刊》如此描述许昌的情景。

　　“后黑”时代

　　打黑不会对重庆经济造成衰退或混乱，但引起的心理动荡却不可回避。改善重庆商业环境，仅靠打黑是不够的

　　“被抓的大部分是暴发户”

　　“他们今年命犯‘官灾’。”

　　金岸命名设计室的陈星余这样在我们面前点评打黑中被捕的几位人物。陈是位小有名气的风水师。重庆地貌复杂，“命运咨询”、“购房参谋”之类公司颇多，据说，6月后，他们的生意突然好起来。陈透露最近他的客户中多了公司财务总监以及政府官员。

　　没有神父，风水师也许是就这个话题最值得吐露心扉的人。

　　公开场合，商人们位置与利益不同，态度也大相径庭。将拼图组合在一起，呈现出的是：打黑不会对重庆经济造成衰退或混乱，但引起的心理动荡却不可回避。

　　长期以来，民营企业不得不在暴力与权力媾和的迷宫中行走，一些老板积累的宝贵教训是：即使不喜欢黑势力与他们的保护伞，也要和他们保持良好关系，然而关系的边界并不好拿捏。他们自然愿意看到黑金帝国的瓦解，但也有理由担心被坍塌的砖瓦砸中。

　　重庆民营经济特点是中小企业数量庞大，查阅市工商联资料可知，2008年产值100亿以上的企业只有4家，2009年可能会增加一家。产值10亿以上的也数得出来，不超过100家。

　　“黑社会对重庆经济影响至少达到20%到30%。”黄伟放言。这位相貌粗豪的湖北人在重庆做生意近20年，他任会长的重庆非公有制经济促进会有6000多家成员企业，之前接受其他媒体采访时，他曾称一半左右会员都被骚扰过，在黑势力干扰下，重庆中小企业只发挥了70%的能力，“你打不过他，报警也没人理”。

　　黄本人有惨痛经历，连车带货就被别人抵押到典当行卖了，自己去告状却被以涉嫌诈骗抓起来关了三个月，原因是典当行背后有警察撑腰。

　　“那三个月中，我想了很多事。”黄伟悟出的结论是“敬而远之”，要和头面人物保持良好关系。

　　文强(原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黄代强(原重庆刑警总队副总队长)后来都成了黄伟的朋友。黄举了举手机，示意可以去查他们被抓之前与自己的通话频率，“但公安局既没有抓我，也没有找我。如果有的老板担心和某某吃过一顿饭会不会也算涉黑，我觉得没必要，我和他们关系都相当深，但从不沾他们做的事，所以我没有紧张的感觉。”

　　黄伟不紧张，可紧张的还大有人在。

　　朱杰做了十几年生意，和涉黑势力没少打交道。最近他和朋友一起吃饭，90%都说暂时不会扩大投资，等等再说，看到税务局来查账，心里也慌。“你说我们是黑社会吗？不是。可过去我们为什么要和一些‘老大’搞好关系？别人欺负你时会有忌惮。做生意要在白和黑之间寻找平衡。”朱杰提醒我们注意，有的老板罪名是“参加黑社会组织罪”，他了解其中有几个人肯定是无意识的“参加”，只是后来超越了限度。

　　在渝北区，偶尔能看到有的建筑工地上塔吊还在，已无人施工。“渝北区抓的开发商最多，加上搞建筑和土石方的，有十几个人”。一位匿名的地产业资深人士告诉本刊记者，渝北是新区，几年前到处是农田，如今举目皆是高楼大厦。“被抓的人大部分是暴发户，他们没有跟上行业进步的步伐，只是沾了新城开发的光，这些人不能正确地对待财富，喜欢耍。没被抓的，也躲起来一部分”。

　　外界传说重庆街头上出现了多辆无主名车，朱杰没见到，不过他引我们看他所在小区停车场内的一辆落满了灰尘的宝马740，大概主人觉得现在它太拉风，从6月份之后就没再动过。

　　“打黑不会扩大化”

　　打黑在现实中真正形成的冲击是对见不得光的产业。解放碑、杨家坪，过去灯红酒绿的场所个个门庭冷落。杨家坪某洗脚房保安称上周一共来过“两个半”客人，“就是洗脚，没别的，还心惊胆颤的，有一位客人刚坐下又走了，只能算半个。”

　　间接受些波及的是出租车生意，司机们聊起来更像讲笑话。“过去都愿意跑夜班，白天每公里1.8，起步价5块，晚上10点之后，每公里2.25，起步价6块。”恒康出租车公司的老梁说，“过去10点之后，每小时能挣100多，越晚人越多，现在连40块钱都挣不到。”

　　老梁透露，因为担心树大招风，2008年11月3日重庆出租车罢工事件后，有些民营大出租车公司化整为零，拆成数家小公司，股东没变，就是换了公司名字。

　　打黑可以给受害方退钱，但现在敢要那个钱的很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开门做生意，求的是平安，不和黑社会撕破脸，政府打黑，也要配合。

　　黑势力掌握了重庆经济的命门吗？

　　“外界渲染的有点过了。”南方集团董事长孙甚林轻叩着桌面，他现任重庆市政协副主席、市工商联主席，重庆有80万个非公经济单位，13.7万个民营企业，整个黑社会企业他相信不超过100家，“大大小小19个黑社会头子，有4个进了工商联，只有黎强我认识。”

　　孙甚林以涉案的今普食品为例，他计算重庆市去年消耗1600万头猪，今普一年最多屠宰100万头猪，外面说它垄断了重庆40%的猪肉供应，他觉得太夸张了。“说实话，我们也进入了农牧业，但到现在我还不知道王天伦(今普公司董事长)是哪一个，说黑社会控制了重庆民营经济，简直抬举他们了，他们没有对任何一个合法行业形成垄断。”孙称工商联第三季度统计也显示民营经济并未因打黑受损。

　　打黑给重庆带来双面形象，一面是正在大力打扫屋子，一面是令人感觉过去屋子如此之脏。孙甚林出差，别人总会和他谈到重庆黑帮如何。“我觉得部分媒体报道方式有点不对头，也很反感‘黑社会就是民营企业家’的判断，黑社会是为了‘洗白’才去去做企业，而不是民企做大了就去当黑社会。”

　　在7月31日的“打黑除恶保平安、警企协力促发展座谈会”上，力帆集团董事长尹明善称自己有20多亿资产，但一生一分钱也没赌过，可他是赌球的受害者。力帆已在力帆足球队上花了3亿多元现金。他或许希望公安机关承担部分足协的功能，把“假球”也纳入打击范围。

　　事涉大企业，牵一发动全身，政府慎之又慎，虽然抓了龚刚模，但银钢集团的其他高管却安然无恙。近年来重庆摩托车企业在走下坡路，一辆车有上千个配件，车厂一般都会把配件厂货款占压3个月，“如果打出了摩帮中的大企业，一旦老板卷款逃走或公司查封，那么要波及多少家企业、多少人？”一位摩托车配件企业的副总经理推测。

　　“市委市政府下的决心很大，所以就有人害怕扩大化。许多企业坦率讲原始积累阶段不正规的东西很多，如今担心打黑会演变成追究‘原罪’。其实我觉得这种担心没有道理。”西南大学区域经济研究所张明举所长说。他也是重庆市政府参事，市规划委员会委员。

　　重庆知名律师周立太则认为“打黑应该是个常态，不是搞运动，确实要谨防扩大化”。他也是开县临江客运站涉黑人员李义的辩护律师，“市里肯定不希望看到扩大化，关键是基层警务人员执行能力如何”。

　　事实上，重庆并不是黑势力最严重的城市，市委书记薄熙来特意强调，此次打黑，是在前几任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打黑的基础上，一以贯之的行动；规模上，也没有打黑扩大化——就抓捕人数，广东今年打黑成果甚至还超过重庆；经济上，打黑是为“内除积弊，外销积怨”，而并不会影响重庆经济的正常发展，甚至，今年重庆的GDP估计会达到惊人的14%。

　　打黑还将进入“深水区”，但不管有多“深”，执政者肯定不愿看到重庆放慢GDP增长的步伐，特别是在全国抗击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

　　探访各处“黑老大”资产可知，除娱乐场所外，其他产业均在运行，有的公司已为政府工作组托管，哪些资产算是涉黑正在清理之中，对其参股企业如何退出各方均拒绝透露消息。

　　据渝强实业的一位出租车司机介绍，黎强被捕后，公司照常运营，司机每个月交的承包费打到政府的账户上，然后再由政府把工资和其他费用拨出来。

　　另一涉黑犯罪嫌疑人马当的大世界酒店也在营业，这仅是马当的产业之一，他的大正集团下设十多个子公司，据说，重庆公检法多个部门以及三峡博物馆的物业管理都由大正的物业公司负责，周立太律师透露马当的儿子已从国外回来，接手了公司。

　　上文中匿名的政协委员告诉本刊记者：打黑行动之前政府就安排好了资产如何过渡不会引发动荡。

　　7月8日，首届渝商大会举办，打黑成为意外插入的话题。会下透露出的信息是，公安机关为避免影响企业生产经营活动，规定对审查过程中反映出涉及的虚报注册资本、偷逃税收、非法集资问题，除数额巨大、后果严重、参与黑恶犯罪，并已有充分证据证明，确有现实打击必要的以外，原则上作情况掌握，不作为当前侦查工作重点。

　　而对作为证人的企业主，其所属企业在早期生产、经营过程中存在的一些不规范行为，且又积极配合公安机关“打黑除恶”工作的，原则上不予追责。

　　引起广泛关注的是上文提及的7月31日座谈会。企业界人士邀请公安局长王立军参加，孙甚林印象中王立军的态度稳定了大家的情绪：“王局长说要相信不会扩大化，只要你没有进入哪个帮派，认识黑社会也没事。”王立军还曾将打黑情况通报通过工商联转给他。

　　会上有的制造企业自陈年销售规模超过20亿元，发展中最大的问题不是来自市场，而是遭到“黑社会”的胁迫，被敲诈欠下大笔赌债，王立军当场表示他们欠的1亿多元赌债，将一笔勾销。

　　在投资重庆多年或准备投资的外地商人，可能是对环境变化最敏感的群体，他们更愿意将“打黑”视作全面整理商业环境的讯号。

　　浙江商人在重庆实力最雄厚，仅温商就接近9万人。据重庆浙江商会秘书长朱成华介绍，浙商在重庆投资领域包括房地产、医疗、科技、建材、农业等。“打黑我们肯定拥护，过去老乡来做生意，拉在车上的东西就有人敢公开抢了”。

　　对正在观望的外来投资者，“黑势力”并非他们考察投资环境的第一关注点。

　　英中贸易协会重庆办事处包女士认为，外资公司进入，关注成本、人才供应、行业配套、目标市场以及政府效率，目前还没有一家外资公司就“打黑”咨询过他们。

　　成都往往成为重庆的参照，该协会北京总部市场部王女士介绍，西南地区是投资的热点，英国的企业很愿意带团来考察。不过整体上成都各方面仍比重庆更专业。“重庆打黑也只是改进投资环境的一个小环节，它不是根本解决办法，无论软件还是硬件，近年来重庆政府投入比较大，可不一定能立竿见影，投资环境的提升需要时间。”

　　某外资IT企业正在做落户重庆前的调研，接受咨询的重庆社科院专家透露他们正在算走完政府流程所需的时间。该公司计算得很清楚，从立项到投产预留了一年时间，一期项目、二期项目节奏都安排好了，唯一吃不准的就是政府环节，过去的经验是即使手续齐全在西部至少也要半年，所以他们在重庆预留了2个月。

　　意外的是，这家公司发现20天就能走完全部流程，“过去虽说也是一站式办公，但你去大厅了解情况还可以，真要办事还要一个个部门跑，现在就比较实在了”，上文中的专家也觉得意外，他们也聊到了打黑，如果这也是打黑的“副产品”，倒是最受投资者欢迎的。

　　重构重庆商业

　　重庆改善商业环境并非始自“打黑”，它是一个与产业结构调整相配合、历时多年的漫长过程，特别金融危机之初，重庆预感到自己与沿海地区竞争将更激烈，开始加速转身。

　　西南大学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张明举教授说，全国四大直辖市中，重庆面积最大、人口最多、基础最弱。如果不做大总量，作为直辖市在全国说不起话来，2008年重庆GDP总量在5100亿左右，不到上海的一半。

　　重庆需要寻找新的资源支撑与市场支撑，改变过去支柱产业单一、主导产业塌陷的困局。张明举觉得政府最头疼的是怎么转变本地产业结构，“如果不是今年搞汽车摩托车下乡，这个产业可能就完了，而他们占了重庆工业的1/3，一旦倒下来，影响可想而知。另外重庆工业体系自身配套比较差，汽车板、薄板自己都不生产，虽然有一个重庆钢铁，可它生产的是船板，重庆仪表工业技术相当发达，却不能为长安集团生产的汽车提供它所需要的零件。”

　　如果要让重庆产业结构经得起风雨，一方面要从无到有培养新产业，另一方面要淡化过于强势的政府主导色彩，培养内生动力。

　　10月16日，薄熙来书记在世界中文报业协会年会上痛斥黑社会的同一天，重庆市温州商会成立庆典也在渝州宾馆召开。随后的论坛高朋满座，副市长黄奇帆极力向投资者推荐重庆。

　　任何人的发言都心照不宣的没有提及“打黑”二字。

　　这似乎正是重庆要向外界传达的信息：重庆值得关注的不仅是打黑。

　　上文中匿名的金融界人士透露，从去年开始，许多投资者都发现重庆新的投资空间，有人已在金融资本支持下暗中整合汽摩行业零碎的产业链，物流产业也是猎物之一，惠普在重庆的新基地，70%的电脑销到欧洲去，仅它一家带来的运量就是11万吨/年，而目前重庆机场只有15万吨/年的货运量，当地原有的物流产业散、乱、杂，整合空间很大。

　　投资者将会找到更多爱上重庆的理由，“作为老工业基地，它有大批受过严格培训的熟练工人，而且近年来搞统筹城乡，转移劳动力，重庆花了大量时间培训农民工，惠普和富士康也是看中了廉价、熟练、充足的劳动力”，他接下来的判断可能令当地企业家不悦，“当地工人很能干，当地老板很粗放，这也算是空间之一。”

　　重庆本土企业家甘心在逐渐净化的空气中成为旁观者吗？聚成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是家企业培训公司，在重庆有3000多个客户，其中不乏建筑公司和房地产公司，有的还是夫妻店，夫妇中一个做生意，一个做官员。聚成重庆分公司总经理雷发琼透露，他们的客户最近探讨最多的话题，就是离开旧环境能不能独立站起来。

　　答案还远远没有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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