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黎强黑金链条：暴力垄断 逃税6156万元
重庆“打黑”系列报道之二
栗新宏/文
重庆司法界有这样一种说法：杨天庆、李义、谢才萍等人只是铺垫，重庆真正的“打黑”从重庆交运“黑老大”黎强开始。《证券市场周刊》根据第一手独家资料和现场采访，层层解密黎强涉黑组织的发酵过程及其背后的经济驱动力。
他曾是万人瞩目的重庆巴南区第二富豪，头顶众多光环：重庆市第三届人大代表、重庆市巴南区第十二届政协常委、重庆市巴南区工商联主席、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出租与租赁协会常务理事、重庆市道路运输商会(协会)常务副会长。在下属面前，他是体恤的老板；在公众媒体前，他为人谦和、敢于仗义执言。
然而这一切的光环和表象都在2009年7月14日，黎强被重庆市公安局逮捕时，烟消云散。
黎强从1996年开始创业，先后成立了重庆渝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渝强公司”)、重庆黎强房地产开发公司、重庆渝强实业(集团)出租汽车公司、重庆渝强实业(集团)强劲运输有限公司等20余家子公司、分公司和控股公司。13年的时间内，黎强拿到了重庆的100多条公交线路经营权。
数尺厚的起诉材料，揭示了黎强体恤下属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控制下属为其实施暴力抢夺资源、操纵上访、制造群体事件��这位涉黑大佬将于10月26日走上审判席，接受检方对其涉嫌组织领导社会组织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等十一项指控的审判。
涉暴力垄断公交线路
时间回溯至90年代中期，重庆在加速城市化进程的过程中，大量村镇人口涌入城市，重庆地形坡高路陡，跑客运和货运，成了来钱最快的行当之一。
巨大的经济利益诱惑加上门槛较低，很快，众多的人群加入此列。由此，为抢夺线路，在公交运营中“群殴”现象时有发生。
1996年7月，巴南地区的普通职工黎强即加入了这一行当。在跌跌打打4年后，2000年的黎强逐渐摸索出一条做大公交运输的“非常之道”：先投入车辆进行非法营运，然后采取拦车、堵路、打架等手段，排挤、打压其他客运公司，并通过操纵集体上访、制造群体事件向政府施压，借机获取营运指标等利益。
这一切的前提是有一个“强有力”的组织。在其创立的渝强公司体系中，除了其妻子伍树琴外，还有其妻弟伍树峰、妹夫何永红等家族成员担任要职，并以支付“工资”、“出场费”等名义，组织了陈万友、郭显立、朱天强、蒋强等一批“打手”。除此之外，对于在其线路运营的车主和司机多施以“恩惠”，如相比其他出租车公司，渝强公司每天要少交份钱30至50元。
2000年9月16日上午，渝强公司在未取得正式运营手续的情况下，擅自开通鱼洞至沙坪坝线路，投入20辆客车进行营运，引起公交公司人员的不满并与之发生纠纷。同日上午，黎强召集何永红等人带领鱼沙线车主及部分家属到重庆巴南区试车道拦堵公交公司327、310等线路客车，并对公交车轮胎放气，造成公交瘫痪达4个小时。
另外，为保持其在重庆市巴南区鱼洞至朝天门线路车站及巴南区的垄断，阻止其他公司车辆在该线路上客，2001年5月21日至24日，指使公司的车主及司机拦堵重庆另一民营公交公司渝江公司的客车。2004年8月10日至12日，阻止重庆冠忠(第三)公司的365线路延伸至该区。致使365线路被迫停止延线，至今未能开通。
为了使渝强公司擅自开通营运的鱼沙线能获得相关营运手续，2000年10月5日，黎强操纵组织车主和司机及家属到重庆市政府上访。在上访期间，打横幅，高呼口号。在2000年年底，渝强公司最终获得鱼沙线11辆运营车的指标，而公交公司只获得了鱼沙线9辆车的指标。
2004年10月，为了同重庆东赢恒康公司竞购重庆钢铁汽车运输公司经营管理的100辆重庆特钢公司生活服务车，黎强以200元油费报酬组织车主和司机在沙坪坝政府上访闹事。2006年7月3日，为提高南坪至璧山线的客车车辆数和座位数，指使车主和司机60多人到重庆市交委和信访办上访，并打伤多名执勤的公安人员。
此外，从2000年至今，为了与其他公司争夺客运线路，黎强指使手下先后发生14起严重的群体打架斗殴事件，打伤数十人。
在运营的8年间，渝强公司依靠此方式迅速扩大，截至目前，共拿到的公交线路超过100多条，出租车500多辆。而在此期间，渝强公司还有始终没拿到运营许可的运营车辆55辆，其中，力帆牌客车38辆在2004年9月至2006年9月两年间，获得违法所得248万元；12辆大客车在2007年2月至2009年9月，获得违法所得239万元；5辆下线车在2007年4月至7月，获得违法所得27万元。三项合计共获得非法经营额1848万元，非法所得514万元。
这只是黎强拥有的上百条线路里三条线路中部分车辆部分时段的收益，渝强公司通常的运营模式是：由个体车主老板自行出资购买车辆在其获得的线路中运营，公司收取管理费，并无多少固定资产投入。
另外，拥有500多辆出租车的重庆渝强实业(集团)出租汽车公司运营模式是：公司购买车辆，租给司机，每天收取230元至270元不等的份钱；对于司机来说，只有完成对应份钱的收入，每月才有3000元左右的月薪，这样车款在一年左右即可回本，每台车每年可获得7万至8万元的收入，公司共计每年有达到4000万元左右的收入。
如此地产
在大张旗鼓地向公交系统扩张的同时，黎强又进入另一暴利行业——房地产。
2001年，黎强控股的黎强房地产公司开始承建重庆“巴南区人民广场”工程，该工程分为A区、B区、C区三个项目。
2003年4月，巴南区建委核发了B区项目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其中批准B区A栋的层数为16层。在承建过程中，黎强房地产公司擅自将其改为32层。2008年4月8日，黎强为办理预售许可证，采取二次复印的方法将原《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改为31层，并欺骗巴南区建委在许可证的复印件上加盖了公章，并欺骗重庆市国土房管局办理了《预售房许可证》。
2006年3月，黎强房地产公司在未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以及相关部门行政审批等手续的情况下开始建设C区项目，至今未竣工验收。其中，C区项目大部分出售给巴南区工商局。
通过以上两个项目，黎强共获得非法经营额10284万元，收益5197万元。
而经查实，上述房地产项目，共计逃避税额1812万元，加上渝强实业及渝强实业公司，2000年至今共计逃税6156万元。
2009年2月，渝强公司接到重庆市地税局稽查局的税务检查书，要求检查渝强公司2005年至2008年涉税情况，为了躲避查处，黎强安排公司的财务人员将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运至重庆巴南区天明村一建材厂宿舍隐匿。
贿得三人帮
黎强的暴力创业之道之所以能一路顺利得逞，其中有三个人作用重大。
蒋洪，原重庆市巴南区公路运输管理所所长。
2004年，重庆市巴南区对渝强公司的30辆鱼洞环城车实行报废更新，即每3辆车可置换1辆出租车。置换下来的旧车应当退出营运市场。同年9月，渝强公司在将部分环城车置换成出租车后，又购买了38辆客车，在未取得道路运营许可证的情况下从事非法运营。2004年12月24日，为得到蒋洪的帮助，黎强将渝强公司的一辆出租车以19.5万元的价格承包给蒋洪，而渝强公司同期租给其他出租车司机的最低承包价格为26万元。
2006年9月，重庆市交通执法总队在巴南区运营所没有查处的情况下，对渝强公司38辆非法运营车罚款190万元，但渝强公司只将该批车辆停止运营，至今不接受罚款。2007年7月，在蒋洪的帮助下，渝强公司最终获得32辆车的营运指标。
另外，在蒋洪担任巴南区公路运输管理所所长期间，纵容渝强公司进行非法运营，获得非法收益共计248万元。
肖庆隆，原重庆市沙坪坝区交通运输管理所所长。
2004年，在肖庆隆的介绍下，黎强准备收购由钢城公司文国禄经营管理的100辆特钢厂长安生活服务车，并许诺肖庆隆以干股和共同经营。
在收购过程中，文国禄等人与东赢公司张林东之间因竞购长安生活服务车引发矛盾。同年上半年的一天，黎强安排其手下邀约十几名社会人员到特钢厂，对部分已被东赢公司收购的长安生活服务车进行威胁。最终肖庆隆促成黎强的渝强公司与文国禄的钢城按比例合作经营特钢厂的70辆生活服务车。
作为回报，2004年5月19日和11月1日，黎强先后将20万元和28万元存入肖庆隆账户。
另外，在肖庆隆担任重庆市沙坪坝区交通运输管理所所长期间，纵容渝强公司两条线路共17辆车进行非法经营，获得非法收益249万元。
而黎强之所以屡屡利用下属人员群体信访的手段获得既得利益，离不开原重庆市政府信访办公室二处处长姜春艳的帮助。
2000年7月，渝强公司在未办理正式营运手续的情况下，擅自投放15台依维柯客车到西彭至朝天门线路营运，与重庆公路运输总公司九公司正在营运的金杯车主发生拦车、堵路等群体性事件，为了取得车辆营运指标，黎强组织人到市信访办上访。同时公运九公司也到市信访办上访。姜春艳参与了现场处置和接访，期间黎强找到姜春艳要求帮忙，其后在信访办的协调下，黎强得到了该线路11个营运指标。
此后，在2000年9月30日及2004年、2006年，黎强如法炮制，通过信访的手段，在姜春艳帮助下获得鱼沙线11个营运指标等其他既得利益。
作为回报，2001年至2009年期间，黎强送给姜春艳1.3万元，并免费接纳姜春艳之子和其女友在自己开设的驾校学车。
2009年2月16日，重庆地税局稽查局稽查科科长曾安东等人到渝强公司送达税务检查通知书，为逃避检查，黎强先后送给曾安东15万元。2009年6月，在曾安东的帮助下，渝强公司仅补交了税费及滞纳金15万元。
“7字头”改革
在公众面前，作为重庆市第三届人大代表，黎强曾多次接受媒体采访，始终谦虚有加，彬彬有礼。
而其公司受访的车主和司机对黎强的评价是：聪明、能吃苦、讲义气、讲话具有感染力、颇有领导才华。黎强还曾对白血病儿、重症弱势群体多次慷慨捐助。2007年，黎强曾大张其鼓地在其公司设立党支部和工会。
这是黎强多面的个性，还是故意伪装，不得而知，在日前警方公布的67名黑恶团伙首犯及骨干分子中，黎强的光环和头衔是最多的。
很可能正因为此，加上此前利用群体性上访屡有斩获的“成就”，使得黎强自认为有对抗重庆市政府公交改革的资本。
2000年之前，重庆主城区民营和国有公交均有2000辆车左右，差距仅600多辆。从2000年2月起，因民营中巴车不适合城市化需要，经过当地政府一系列调整，至今民营公交剩下的481辆车，被编为“7”字头系列，国有公交则发展至5000辆左右。
但“7”字头系列公交车在去年9月正式上路后，与重庆公交集团的矛盾空前激化。这些“7”字头系列公交车乱停乱靠现象突出，甚至擅自改换线路。作为“反击”，与“7”字头民营公交车同线的国营公交车数量激增，双方因关系到直接利益，冲突不断，械斗、砸车时有发生。
2005年11月，黎强召集其他民营运营公司负责人共同组建“共创公司”，公司章程中规定：如公司董事因执行公司事务、执行董事会决议的行为被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或被拘留，其他董事每人补助被追究者人民币200万元。
2006年10月，一辆载有50名乘客的711路大客车，因车速过快坠下20米的引桥，造成30人死亡。
由此，政府准备加大力度整治“7字头”公交车，要求全市所有公交企业在当年12月31日前完成公司化改造，规模必须达到100辆以上自有营运车辆，同时可享受同国营公交车一样的财政补贴。
改革的基调，是建立以国有公交体制为主导，市场统一开放、竞争适度有序的公交客运经营和管理体制。这次改革到2007年2月才基本完成。
此时的黎强，虽然象征性地同一家国有公交公司进行合作，但接受媒体采访时公开表示，民营企业被称为“社会客运”，感到遭受歧视；民营公交规模很小，必须与国有公交整合，双方资产量不在一个档次上，民营企业失去控制权。
2008年11月2日，黎强安排其妹夫何永红召集公司旗下四个出租车分公司开会，传达11月3日全市出租车汽车将会发生集体停运，并对当日仍营运的出租车公司进行打砸。11月3日，渝强公司的车主和司机对正常运营的出租车进行打砸。
2009年4月22日，重庆市政府又进行改革，要求在今年5月31日前，将民营公交全部收回，代价是一辆公交换一个出租车指标。
黎强对此不满，对交出公交线路补偿要价3亿元，以致谈判一度陷入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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