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敬艳，上海市交通行政执法总队主持工作的副总队长，他向记者介绍，虽然目前小孙自断手指的案件还没有调查清楚，但对于他们查处的案件来看，认定是否属于非法营运却很简单。

　　上海市交通执法总队领导：“你没有这种许可你从事这种经营，一个你和当事人是不认识，然后你有这种收费的行为，只要有这些要素构成那么就可以认定为他是非法营运。”

　　记者：“哪怕只有一次也能够认定吗？”

　　上海市交通执法总队领导：“因为对非法营运的认定不是按次数来认定的，是按照他违法的认定的。”

　　记者：“哪怕你只有一次？”

　　上海市交通执法总队领导：“哪怕你只有一次也是非法营运，那么它认定的标准不是按次数。”

　　执法部门说，是不是拿了钱就是判断私家车和黑车的唯一标准，由此可以推想，他们所谓的取证也就是只要在车上看见了钱，证据就算拿到手了。但作为张军的代理辩护律师，郝劲松却不这么认为，我们再来听听他的观点。

　　国纲律师事务所公益部主任郝劲松：“所谓非法营运，首先是一种经营行为，这个明显不是经营行为，比如说我看你有一本书，我觉得挺好，十块钱你卖给我，这个不是经营行为，工商部门不能由此认定你没有营业执照，税务不能说你需要缴税，这个只是民事之间的一种交易行为，不能认定为经营。”

　　即使私家车收了钱，是否就意味着存在非法营运行为？郝劲松对这个标准提出了疑义。实际上，在钓鱼案中，最大的争论焦点还不是在这里，而是用设诱饵和钓钩，来让司机上钩的方式。张军和孙中界认为，执法部门是采用钓鱼的方式来让他们上当的。

　　我注意到你刚才讲了一个关键词叫钓鱼，那么，像孙中界他们遭遇的到底是不是钓鱼呢？当初上他们车的人是不是钓钩呢？我们的记者专门在上海进行了明察暗访。

　　孙中界自伤和张军起诉，接连两起事件引发了社会对钓鱼执法的质疑。而随着越来越的受害者站出来现身说法，人们怀疑在一次次钓鱼行动背后，似乎存在一个职业拦车的群体，他们组成了一条灰色的利益链条。

　　甚至有人说，整个上海市至少有上千个在路上拦截车辆的“钓钩”，每次执法活动开始前，执法部门都会先确定抓黑车的地带，然后带着钓钩前去踩点，一般一个区至少设置五六个点，一个点要抓至少5辆车。这种怀疑是不是站得住脚呢？我们再看看记者的调查。

　　中国青年报的一篇报道里提到，在上海，交通执法部门利用“钓钩”执法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他们在招募“钓钩”时还有具体要求：一是要长得干净，不猥琐；二是衣服得穿得干净，像个普通市民；三是容易被信任，“最好胖一点，憨厚一点”。钓钩”每“钓”到一位“非法营运”的司机，便可获得300至600元的奖励，而“钓钩”头目也会拿到200至500元不等的奖励。一个成熟的“钓钩”，月收入少则两三千元，多则五六千元。而“钓头”每个月能净赚1万至2万元，一年可达十几万元。那么，到底有没有媒体报道的“钩子”呢，我们来到了上海市奉贤区头桥镇，这里是当地著名的黑车聚集地。

　　司机：“99%的都被钩过。”

　　记者：“你也被钩过没有？”

　　司机：“钩过。”

　　记者：“被罚了钱没有？”

　　司机：“罚了。”

　　记者：“罚了多少？”

　　司机：“8000。”

　　司机：“现在做钩子的人什么样都有，夫妻俩人吵架的，生病的，说不好听的有的死人了身上代着白布说去报丧去，说你帮我送一下，还有冒充医院打着盐水出来的也有，假装生病的也有，都有的现在。”

　　记者：“你认识他们吗？”

　　司机：“认识啊。”

　　记者：“你能帮我找他们一下聊聊吗？”

　　司机：“不可能，他们承认会被打死的。”

　　上海市闵行区建设和交通委员会党委委员、工会主席李建江：“我们执法当中不存在用‘倒钩’的问题，用所谓的钩子或者现在媒体上草草的叫‘倒钩’，我们没有用这种方法打击非法营运。”

　　记者：“但是你能不能提供车上乘客联系方式给我们或者给其他媒体？”

　　李建江：“这个是保密的，要保护这些人的合法权宜。”

　　记者：“你们对于协助你们执法举报的那些乘客有奖励吗？”

　　李建江：“这个我们根据规定的话，我给你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媒体上提供重要的线索它也是有奖励的。”

　　记者：“你们这个奖励的标准是什么样的？”

　　李建江：“奖励的标准都是不一样的。”

　　记者：“具体的能说一下吗？”

　　李建江：“这个也是象征性的给一点。”

　　记者：“有标准吗？”

　　李建江：“给几百块钱吧，三五百块钱吧。”

　　执法是否存在漏洞？

　　尽管政府部门坚决否认钓钩的存在，可是，这位负责人也承认，他们对举报人有奖励标准，而且金额还不低。其实，不管是社会上所说的钓钩，还是政府所称的举报人，这些人叫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在这种有偿举报、罚款跟进的执法方式中扮演了一个关键角色，如果对这些人缺乏鉴别和监管，可以想象，它就很容易变成一种打着执法幌子牟取利益的便利渠道。

　　我这里也有一组上海市交通执法总队给我们提供的数据，今年前九个月的时间，上海市市区两级交通执法部门查处的非法营运车辆就达到17000多辆，对于这些车辆的处罚标准最少2000元，最多达到5万元。他们表示，在查处这些车辆的过程中，并没有违法的现象，但我们的记者调查中却发现，执法并非天衣无缝。

　　另一位“钓鱼案”的当事人陈瑞勤是上海市一家绿化建材公司的职员。近两年来，这个小个子男人已两次将上海市闵行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告上法庭。

　　陈瑞勤：“08年5月12号河北发过来货，我去提货，提货的时候车子没油了到加油站加油，加油的时候一个小青年问我让我带一下因为到那我正好顺路，大家能帮就帮个忙。”

　　陈瑞勤说，他没想到车辆行驶约5分钟后，这名男子下车的同时，扔下十块钱并突然拔掉了他的车钥匙。

　　陈瑞勤：“后来又来了大概七八个人，把我这样一勾，勾到另外一个车上去，我看这个不对呀，怎么这种情况？我摸到手机马上就打110，他们看到我打110就打我，把我打的身上满身都是血。”

　　随后，闵行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给陈瑞勤下达了违法营运通知和扣车通知，之后，这个倔强的安徽青年开始了他的上访之路，几乎扔掉了自己的工作，每天奔走于各级执法部门之间讨要说法。最后，陈瑞勤将闵行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告上了法庭。

　　陈瑞勤：“我要证人出庭作证证人不出庭作证，我问了法官既然有证人干嘛不出庭作证呢？他说这是我们内部的事情，两审都判了我输了。”

　　虽然官司打输了，但迫于信访部门的压力，一年零四个月后，闵行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终于同意开出了《放车通知单》，但陈瑞勤拿着一纸通知在停车场却遇到了难题。

　　陈瑞勤：“开门啊，我有单子，我要提车。”

　　工作人员：“我们是需要收停车费的，你这个是要交2000元停车费，不交这个不放车。”

　　李建江：“停车费它是按标准收的呗，它给你保管车应该是要收钱的。”

　　记者：“但是我手里有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条例，63条，‘对没有车辆营运证又当场提供其他证明的车辆予以暂扣的应妥善保管，不得使用，不得收取或者变相收取费用’。”

　　李建江：“这是什么时候的？”

　　记者：“这是在2004年7月1号起执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

　　李建江：……

　　半小时观察：拭目以待 看谁在违法

　　如果最终有证据证明，张军和孙中界就是非法运营，而上海的执法部门在整个执法过程中确实没有使用传言中的钓钩，相信社会舆论最终会还相关部门一个清白。但如果最后有证据表明张军和孙中界是被钓鱼执法所害，那么结局就不是还个清白那么简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以利诱、欺诈、胁迫、暴力等不正当手段获取的证据材料和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证据材料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如果钓钩和执法人员采用虚假线索，就是故意捏造事实，属于诬告陷害行为，而如果他们领取了奖励金，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公私财物，更涉嫌诈骗罪。

    新浪声明：此消息系转载自新浪合作媒体，新浪网登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文章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自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