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记者 王雨佳

　　6月10日，第三届天津融洽会如期举行，大家在关注融洽会成果的同时，另一个关注焦点就是天津是否会成为北方金融中心

　　2009年4月29日，《国务院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正式下发，给上海的定位是：“到2020年，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

　　2009年5月，《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获国务院批准，“深港地区”获得了国务院批复的“五大中心”，其中包括全球性的“金融中心”。

　　一时间，有关“金融中心之争”的讨论再次沸腾起来。

　　6月10日，在天津，被称作中国最大融资盛会的第三届“中国企业国际融资洽谈会”(以下简称“融洽会”)开幕。国务院《关于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关问题的意见》下发近三年来，曾有专家认为，中国金融改革的大幕将在天津开启。三年后的今天，面对记者提出的“天津是否会建设北方金融中心”的问题，天津市副市长崔津渡、前任天津市市长戴相龙都巧妙地用“太极推手”挡了回去。

　　天津品牌：股权投融资交易

　　“目前，受金融风暴影响，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更加谨慎，但这正好是股权融资发展的机会。”天津滨海国际股权交易所董事长王阳接受《新财经》记者采访时说。

　　所谓股权融资，是指企业的股东愿意让出部分企业所有权，通过企业增资引进新股东的融资方式。股权融资所获得的资金，企业无须还本付息，但新股东将与老股东一起分享企业的盈利。一般而言，投资企业股权，主要是VC(风险投资)公司、PE(私募股权基金)公司，他们的最终目的是推动企业上市，然后出售企业股票获利。

　　数据显示，在欧美发达国家，企业直接融资比例一般占到70%以上，但国内通过沪深两市进行直接融资的企业不到10%，企业所需资金90%来自银行贷款，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很难及时获得有效的资金支持。“未来，中国的股权投融资交易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王阳说。

　　“在天津发展股权投融资交易平台，是戴相龙市长三年前提出的。”2006年，天津滨海新区成了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时任天津市长的戴相龙认为，在金融业非常发达的上海、北京，银行、证券、保险、包括大企业的总部经济都比较成熟，天津很难超越。但是，天津还是有机会的。王阳认为，“当时，国内还没有大型的股权投融资平台，在天津发展这个平台，对于天津打造北方金融中心，是个非常好的切入点。”

　　举办融洽会的想法，是由全国工商联并购公会会长王巍提出的，他在2007年接受《新财经》记者采访时说，最初，融洽会选择苏州作主办城市，之所以改在天津，是时任天津市政府经济顾问的夏斌提出的。经过几方面磋商，2007年6月，第一届融洽会在天津开幕。当时，为了扩大影响力，在会议开幕之前，天津市政府的官员们去了北京、上海、深圳等42个城市，还在各大门户网站与网民直接对话。“政府亲自主导路演，这是从没有过的事情。”王巍说。

　　第一届融洽会闭幕后，天津市政府提出：要创办一个常态化的股权投融资交易机构，由时任天津国际融资服务有限公司总裁的王阳具体承办。2008年10月，在第二届融洽会闭幕后，滨海国际股权交易所试运营。

　　如今，在第三届融洽会上，滨海国际股权交易所(股交所)和天津股权投资基金中心(基金中心)正式揭牌。股交所试运营以来，交易总额达到13.52亿元。基金中心试运行以来，管理资金规模达到650多亿元，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股权投资基金聚集平台。

　　“‘融洽会’给投资方和融资方提供了见面机会，股权交易所会为他们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据王阳介绍，天津的融洽会和股权交易所已经是天津的一个金融品牌。“天津的每一届融洽会至少有100多亿元的成交量。这届融洽会，虽然受到金融危机和流感的双重影响，参会人数和企业仍有大幅增长。”

　　金融中心：理想与现实

　　“目前为止，我在会上还没有遇到合适的投资商。”湖北某航空培训公司副总经理黄先生是第一次参加天津融洽会。黄先生公司的主营业务是培训飞行员，刚刚成立一年多，启动资金6000多万元。“目前，中国民航业每年需要补充2000个飞行员，但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一年最多只能培训1000个飞行员，市场缺口很大。”

　　黄先生是注册会计师出身，对资本市场有一定了解，创业伊始，他就一直在找风险投资商。“去年7月，还有好几家美国的风险投资商一直在跟我们谈判。到今年，这些公司都说不愿意投资，有几家甚至一点音信都没有了。”

　　之所以来天津，是金融界的朋友告诉他，天津的融洽会有一些欧美国家的投资商。“我们当然想上市，创业板也考虑过，但上市资源在中国是稀缺资源，我们既没关系也没背景，很难上市。所以，还是考虑到海外上市。”但是，“投资商对这个行业并不了解，都不太感兴趣。”至于股权交易所，黄先生认为，“它才刚刚成立，还只是一个概念而已。上海、深圳的金融机构更多，国外公司也多。相比之下，天津的机会要少得多。”

　　史密斯来自美国一家风险投资公司，几天前，他在深圳参加了第十一届中国风险投资论坛，在论坛上听说了天津融洽会，就立刻赶到了天津。“我经常在世界各地参加各类投融资交易会，这是投资商与企业见面的最好途径。”目前，他对中国的高科技企业比较感兴趣，但目前还没找到合适的企业。他说：“很多中国企业对投融资的基本规则完全不了解，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我们没法好好沟通。”谈及天津融洽会，他风趣地说：“开幕式很热闹，有很多彩带，这是我见过的最好的开幕式。”

　　“我觉得，我们目前最大的困难不是找不到投资商，而是没有懂得资本运作的人才。”北京一家软件公司的赵先生说，风险投资商并不难找，但公司的整个团队对资本市场一窍不通，很怕操作上出什么问题。“相比上市资源，人才更是稀缺资源。”

　　“我们暂时不会去关注股权交易所，因为它的信息还不是很通畅，注册的企业也不多。我们投资的是较成熟的、马上就上市的企业。”某私募股权基金公司的刘先生说。

　　“金融中心”之辩

　　OTC(柜台交易)市场、PE(私募股权基金)中心、离岸金融中心、“港股直通车”……自《关于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关问题的意见》下发以来，金融改革试验区的名号，使天津吸引了无数媒体的目光。

　　事实上，现在全球资本市场都不景气，中国的OTC市场肯定会受影响，“港股直通车”和离岸金融业务发展也是如此。有专家认为，就目前的情况看，让更多的基金落户天津还是比较现实的。据王阳介绍，天津现有200多家创业风险投资基金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是中国基金类金融机构高度集中的少数几个城市之一。

　　但是，想吸引基金落户的城市不只天津一个。

　　2008年6月20日，北京成立了股权投资基金协会。北京市明确表示，将引导国内外各类机构投资者在京设立股权投资机构，促进股权投资基金产业的成长。2008年8月，上海市金融办、市工商局和市财税局联合发布了《关于本市股权投资企业工商登记等事项的通知》，抛出多项优惠政策，以期吸引更多的基金落户上海。在开展离岸金融业务方面，上海市作为国际大都市的优势则更加明显。

　　2008年，北京大学金融与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何小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谈哪个城市是中国基金中心还为时过早。中国各个城市目前的基金热潮，“只是各地政府想推动PE事业发展而已”。事实上，中国基金的发展还处在婴儿期，到底能带来多大效益尚不得而知。

　　到目前为止，中国提出要建立国际、国内、区域性金融中心的城市有二十多个，金融中心之争不仅是争夺资源，更是争夺政策。有媒体报道，深圳市政府上上下下对《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能否获批都十分紧张，得知批复后，某官员表示，有一种“重新得宠的感觉。”与深圳同时报方案的还有另一个西部城市。但由于“稿子内容不扎实”等原因，现在“连一点消息都没有”。

　　相比之下，天津的态度显得模棱两可。在融洽会媒体说明会上，面对记者提出的，“深圳、上海在争金融中心，天津是否也在争北方金融中心？”的问题，天津市副市长崔津渡的回答是，天津从没提要建金融中心，天津只是在建设和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相适应的金融改革创新基地，根本没有“争”。

　　面对《新财经》记者提出的，“上海和深圳有股票交易所，大连有期货交易所，天津能否凭借股权交易成为金融中心？”的问题时，时任天津市市长戴相龙回答说：“媒体对这个问题有误解，我在天津工作时，市政府从来没有把打造北方金融中心作为改革的目标。正式的文件是，建立与北方经济中心相适应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建设我们国家金融改革实验区。所以，以后别一见到我就说我要打造北方金融中心，金融中心不是自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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