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时刻：1999年7月1日

　　■见证人物：原中国证监会上海证管办党委书记、主任、上海稽查局局长沈重英

　　■见证地点：建国西路319号

　　沈重英至今还珍藏着一张8年前的老照片，那是2001年5月中旬，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右二)率全国人大常委会证券法执法检查组，到上海证管办检查工作。

　　图片翻拍自个人收藏

　　建国西路319号的这幢小洋楼，见证了上海证管办监管证券市场的数年风雨历程。

　　本报记者 杨磊 实习生 贺佳颖 摄

　　从1996年到2003年，既不是中国证券市场监管的开始，也不是监管的结束，它只是原中国证监会上海证管办主任、上海稽查局局长沈重英的在任时间。然而，这短短的7年间，中国证监会上海证管办却经历了惊心动魄的时期，对证券市场的整顿、推进，查处各类证券违规案件，建立统一的垂直行政管理体系，中国证券市场在这一时期前所未有地加强了监管力度，并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集中统一的监管体系，为证券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保驾护航”的作用。

　　13年后，沈重英专程做客青年报，以一个曾经的监管者的身份向本报记者回顾了当年上海证管办监管上海证券市场的风雨历程，讲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而今，他依然以一个“过来人”的视野密切关注着这个他倾注了大量心血的市场。

　　本版撰文 记者 沈韬 实习生 楼向宇 费晓倩

　　记者寻访

　　大规模“收编”建立集中统一监管体系

　　中国证券市场在最初5年的发展时期中，市场监管是由上至国务院直属的中国证监会、下至各地方政府下辖的证管办，各自对辖区内的上市公司、各类证券期货经营机构、投资咨询机构以及中介机构行使监管职责的。然而，1995年的“327国债期货事件”敲响了证券监管的“警钟”，证监会因此开始着手建立集中统一的市场监管体系；处于中国证券市场两大中心之一的上海，其监管机构也在这一时期经历了诸多变迁。

　　曾任中国证监会上海证管办党委书记、主任、上海稽查局局长的沈重英，日前专程做客青年报，向本报记者回顾了他在任的7年间上海证管办为监管证券市场所经历的风风雨雨。

　　1994年，原本在外省驻港的“窗口公司”任董事长的沈重英“出口转内销”回到了上海，但直到1996年2月他才开始涉足证券市场，担任上海证管办副主任；第二年，升任证管办主任；1998年10月兼任上海证管办党委书记，后又兼任上海稽查局局长，直至2003年6月。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上海证管办被中国证监会“收编”，在上海证券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中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

　　1997年7月2日，根据国务院第150次总理办公会议决定，将上海证券交易所与深圳证券交易所划归中国证监会直接管理；1998年9月22日，时任中国证监会主席的周正庆代表中国证监会与上海市政府签署了“证券监管机构交接备忘录”；1999年7月1日上海证管办作为中国证监会的派出机构正式挂牌，上海也成为中国证监会第一批完成证券监管机构交接工作的省市之一。

　　在原来上海证管办下设的6个部门当中，稽查部是专门负责稽查重大案件的。随着案件的日益增多，2000年9月，中国证监会将稽查部提升规格至稽查局，仍由证管办领导，沈重英兼任上海稽查局局长。在沈重英离开证管办的第二年，即2004年3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管办更名为“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

　　见证首单

　　整顿促发展上海率先提出资产重组

　　刚进证管办的沈重英很快就感受到了上海证券监管工作的紧张和压力，“1992年‘十四大’就已提出上海要建设‘四个中心’，到1996年这一口号都已经提了4年了，上海的金融产品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变少了。市场是建立起来了，但影响力却有限，不要说不能和国外的比、不能和境外的香港比，连国内的深圳都比不过，当时证券市场上一度形成了‘深强沪弱’的局面。”

　　“当时全国的市场的确比较乱、存在不少问题，我们首要的任务就是统一市场、统一管理体制。于是，市领导和我们在多次调研后形成了明晰的思路：第一条要抓稳定，包括理顺关系；第二条抓规范，来培育市场；第三条则是抓整顿，来推动市场的发展。”上海证管办收归中国证监会后，关系得以理顺，因而工作的重点就落在了如何通过规范和整顿来培育市场、推动市场的发展上。

　　上海第一个意识到了要通过资产重组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夯实市场基础，1997年率先成立了内地资产重组方面的领导机构——上海市上市公司资产重组领导小组，其办公室设在证管办。具体通过股权转让、资产置换、收购兼并等形式，遵循既强调市场行为，又强调政府推动，既要积极试点，又要规范运作，既要用好上海的资源，又要用好全国的资源的主要原则，保障资产重组的规范、平稳推进。

　　1998年上半年，上海率先完成了龙头、申达、三毛和巴士股份4家上市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试点工作，开创了中国证券市场的先河。“上海的重组工作获得了证监会的认可和支持，就连‘竞争对手’——深圳也认为上海做的资产重组工作值得肯定，起到了壳资源利用效应、产业升级效应、业绩提升效应以及二级市场效应；同时，我们也从各地的资产重组工作中学到了很多有益的经验。”

　　创众多“第一”扭转“深强沪弱”格局

　　上海证管办在全国证监系统中是第一个“三讲试点”，队伍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得到了提高。对于当时证管办的工作状态，沈重英给记者举了个例子，“我们证管办的几辆车都装了警报器，一是为了能及时‘救火’，二是为了便于汇报。”由于人少任务重，上海证管办的人都加班加点地工作，“当时对于上海机关的工作日安排有一种说法：周六保证不休息，周日休息不保证。不知道人家怎么样，我们证管办基本上是做到了，我有时连晚上都待在办公室！”

　　确保保质、保量地完成中国证监会交代的任务，加上争取先行先试的指导思想，换来的结果就是在这一时期上海证券市场取得了不少货真价实的“第一”：1998年3月推出了第一只封闭式基金——基金金泰，2001年9月推出了第一只开放式基金——华安创新证券投资基金，2002年10月国联安基金获批筹建国内首家中外合资基金公司，就连第一家退市公司——PT水仙也是出自上海。

　　经过各方的长期努力，上海本地上市公司从1996年的102家增至2003年的140家，上海市场得以扭转了“深强沪弱”的格局；并且，在沈重英任职的7年中，上海证券市场未出过大事件，未出过有恶劣影响的事件，也未出过被中国证监会查处的重大事件。每年列席人代会的沈重英在会上介绍上海证券市场情况时，是一年比一年讲得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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