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郭献文 方益波   

　　杭州市发放消费券的举动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近日，杭州市提出要再发十亿元左右消费券，除了前期已经发放的“公益性消费券”，还要发放“非公益性消费券”，供各单位和个人自愿认购。同时鼓励所属各区县市和商贸市场等单位根据实际情况，发放各类消费券刺激消费。

　　杭州掀起的这轮“消费新政”究竟能否拉动内需、提振经济？消费券资金从何而来、发放使用是否影响公平、会不会对现有财税金融秩序造成冲击？记者近日专程采访了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

　　消费券是个撬动杠杆提升能力改善预期是扩大消费的基础

　　记者：杭州发放消费券，很多人把它理解为惠及百姓的一项德政，它的意义和主要的价值，是在于发红包的福利层面，还是在于拉动内需的经济层面？

　　王国平：度过这次危机，促进经济增长，关键在于消费。扩消费的紧迫性不亚于扩投资。很多人议论消费券只是暖人心工程，解决不了经济问题。其实，杭州的消费券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做法，而是一个把“增加消费能力，改善消费预期，提升消费信心，扩大消费需求”四大目标统一起来考虑的具体抓手，它的背后是一整套长期和短期目标结合的组合拳，我们已经和正在考虑出台为其配套的政策共有36项。我们相信，打好这些组合拳，就能不断放大消费券的效应。

　　记者：也就是说，杭州并不是只靠发放消费券，让大家消费，而是还要采取措施，增加消费的信心和能力。

　　王国平：是的。首先是增加城乡群众的消费能力。杭州今年把“保就业”扩大到四类群体，包括本地居民、本地农村转移劳动力、外来务工人员和大学生。准备投入三千万元在全市各个社区兴建“公共服务工作站”，首要任务就是帮助以上四类人员就业。杭州前些年实际失业率一度超10%，但2008年失业率仅为3.02%，今年争取不超过4%。年初杭州市有200多家企业倡议承诺不裁员，现在作出承诺的企业已扩大到1000多家。杭州还建立了一套社会救助体系，不断提升困难家庭生活水平。实行多年的“春风行动”过去主要救助本地户籍城镇居民，今年将“扩面提质”，向农民和外来农民工延伸。目前收到的救助善款已达一个亿。

　　记者：有专家提出，要让百姓放心消费，关键在于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主要指看病、上学和养老问题，否则，不管政府发多少消费券，老百姓都会想方设法省钱，所谓“手中有粮心里不慌”。这是不是一个治标和治本、远期和近期目标的关系？对此杭州有没有什么成熟的思路？

　　王国平：扩大消费，着力的基本点就要放在社会保障上，改善消费预期。这方面杭州已基本到位。目前杭州已经建立了“全覆盖”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体系，惠及“新杭州人”，保障标准在全国领先。杭州还建立医疗救助制度，符合条件的人无论是否有本地户籍，只要有劳务合同就可参加，一个月只要交1元钱，医保报不了的费用，就可以在救助体系中核销。最近，杭州又推出了针对全市3万名出租车司机的养老和医保政策，填补了出租车司机这种特殊承包关系所造成的社保空白点。在住房问题上，杭州实行打造廉租房、经济租赁房、经济适用房、限价房、危改房“五房”并举的保障性住房新政策，基本实现城镇居民“人人有房住”。去年还投入30亿元，对三万户危旧房进行了免费改造。使那些原来“拼厨拼卫”的住房困难户，都拥有了独立卫生间和厨房。这五类保障房，占了去年全市住房供应40%以上。教育方面，杭州已经实现高中升学率100%。杭州还是中国最早为贫困子弟推出教育券的城市，做到不让一个困难家庭子女上不了学。这些在社会保障方面的努力和已经取得的成绩，都是杭州推行消费券的基础。目前杭州农民的消费只占城镇居民的三分之一，还有常住280万农民工，消费水平都很低。如果没有这些社保建设基础，我们提出“2+8”模式，即重点拉动农民和农民工两大群体消费，重点发展旅游等8大产业消费，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鼓励所有人税后自愿“认购”就不会增加财政负担造成不公

　　记者：有人说，杭州发放消费券只是解一时之急，会增加财政负担，不可持续，热闹一阵子，意思不大。前段时间有消息说杭州要从公务员工资中切块5%-10%用消费券来发放，这看起来倒是一个不增加财政支出，还能改善消费人群结构的办法，但也有人担心会不会侵害公民权益，有“强制摊派”的嫌疑？现在看起来这个构想应该是不可能实行了吧？

　　王国平：具体的做法是一个不断研究完善的过程。下一步我们首先是向全国包括港澳台发放旅游券，加上前期给困难人群的一个亿，这些“公益性消费券”总计2个亿，受益对象达132万人，包括15.2万户“新杭州人”家庭，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接下去计划发放“非公益性消费券”，不强制，但鼓励全社会“认购”，而且是用税后可装入个人腰包的钱认购，对财税没有压力和影响。因此，提倡行政事业单位带头认购，领导干部先行。消费券购物有5%至20%的优惠，有的还提供买大件商品延长保修期等服务，对社会人群也有一定吸引力。商场自愿参加，提供折扣。为了避免成为“特殊人民币”以及逃税等问题，消费券是有使用期限的，只用一次，剪角作废。

　　记者：经济危机时钱袋子紧缩，不少人相信“现金为王”，“认购”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如果很有限的话，政府的有形之手准备有些什么作为？

　　王国平：我们已有考虑，对政府帮扶企业资金和一些不违反现行预算规定、政策的财政预算支出，将其中一部分可转化为消费的资金变成消费券。如帮企业减负增收渡难关是要财政拿出真金白银的，现在将其中一部分用消费券代替，与支持企业保就业岗位、保职工收入挂钩。也就是说，企业可将这部分消费券，用于增加企业员工的工资收入，或增加劳动岗位。这项政策要优先考虑承诺不裁员的企业。其他财政拨付资金中可能要变成个人收入的部分，也考虑用消费券代替。比如部门和事业单位申请到科研经费后，按惯例会提取一部分返还个人作奖金收入。这部分钱也可用消费券代替。税收优惠政策也将考虑转发一部分消费券。比如高新科技企业认证通过后，可以享受的税收减免部分，就要让企业认购消费券。在优化结构和保就业工作中，下岗失业人员的培训原本由政府用再就业资金解决，现在用培训券代替。这样下来，估算全市至少可以再发放10亿非公益性消费券，而且不增加财政负担，目的是尽量将潜在消费转化成即期消费。消费券是不是长期发，要等到四季度看经济形势再决定。

　　记者：消费券发放这么多，印制成本会不会构成压力？

　　王国平：一张消费券的印制成本是一毛五，一期发放了500万张，印制费用是75万元。我们制作了11万本收藏纪念册，投放市场可以收入1100万元，解决成本问题不在话下，剩余的钱还可用于“春风行动”救助困难家庭。

　　刺激消费作用明显更重要的是提升化危为机的信心

　　记者：我国老百姓生活的不安全感很强，再加上文化和习惯，自己的温饱解决了就开始存钱给儿子、孙子买房子。会不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公益性消费券”主要发放给收入比较低的困难人群，很多人拿到消费券后，都会用于针头线脑、柴米油盐的日常刚性支出，尽量不花自己的现金，省下的钱还是储蓄；而“非公益性消费券”，由于同样的心理，人们在认购时仔细盘算自己原本要花的钱，量入为出，尽可能享受到折扣优惠又不会增加过多支出。结果拉动消费的“乘数效应”就很有限？

　　王国平：我们政府在扩投资方面比较有办法，但是扩消费一直没什么高招。中国人的消费习惯和文化是一个扩大消费的障碍，但总要想办法逐步去改变。在当前特殊情况下，消费券对刺激消费、拉动内需的作用是明显的，杭州市前一阶段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但到底作用有多大，能不能持久，关键看后续配套政策能不能跟上，长远来讲还要看“增加消费能力，改善消费预期，提升消费信心，扩大消费需求”四大目标的相互作用。当前，在所有救市手段中，应该说消费券成本最低、风险最小、见效最快，也是促使人们改变消费习惯的一个开始、一个载体。杭州俗语“一个人打是打不死，吓能吓得死”。实际上消费券的乘数效应再怎样都是有限的，在目前情况下，最重要的还是大大提升了人们对振兴经济、化危为机的信心。

　　此外，刺激消费拉动内需不可能一招制胜。消费券只是整体政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涉及到的问题包括了诸多制度建设和社会改革，是我国长期的战略任务，对经济发展和和谐社会建设都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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