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袁名富

　　本报记者日前从接近国资委高层的人士获知，针对央企投资金融衍生品的情况，国资委与审计署已经联手展开两项工作，对已报出巨额亏损的央企进行调查，同时对其它还未报出亏损的央企进行摸底排查。

　　在2004年的中航油事件之后，国资委曾开展过大规模的央企投资金融衍生品的清查工作，并取得一定成效。

　　受次贷风暴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去年下半年中央企业在股权、商品、外汇市场出现的投资亏损陆续浮出水面。中信集团旗下公司中信泰富投机澳元衍生品因澳元汇价大幅下滑出现上百亿元的亏损；东方航空与中国国航受国际油价急跌影响，在航油及燃油套期保值公允价值方面已分别损失62亿元、31亿元；中国远洋所持的FFA(远期运费协议)也出现约40亿元的浮亏。此外，国际汇市大幅波动也令不少像中铁建这样的央企的海外基建合约出现汇兑亏损。

　　摸底清查

　　据《财经》杂志引述审计署内部人士消息称，正在对国资委下属央企的财务收支情况进行审计，重点是金融衍生品业务，而消息也获部分央企证实。

　　一名接近中国中铁的知情人士透露，此次调查的内容包括金融衍生品是否亏损、亏损的程度、对去年利润的影响程度、操作上有无渎职以及程序是否违规等，调查并没有时间表，不知悉何时查清楚、何时了结。

　　据悉，早前，国资委已通过各种形式，警惕央企要坚持围绕主业进行投资，并将加强对央企从事高风险投资业务的规范和审批，防范央企盲目从事衍生品等高风险业务造成重大损失。

　　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不同场合曾表示，中央企业应在国家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根据主营业务、经营目标、资金实力和管理水平等情况，慎重选择投资品种，不轻易涉足不熟悉的领域。从事期货投资业务应当与主业相匹配，其规模要与现货相适应，严禁投机行为。

　　“剑走偏锋”

　　金融衍生工具从其设计的初衷和原理来说，是用来规避风险的。然而，无数案例也证明，它同时也是一个摧毁大企业的“金融怪物”，“巴林银行事件”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国资委主任李伟曾在地方国资委领导研讨会上说，衍生金融工具是一把“双刃剑”。使用得当，可以有效地帮助企业获得较高的收益或者对冲经营风险。例如利用远期、期货等衍生产品，可以帮助企业管理原材料和外汇等的价格波动风险，帮助企业锁定成本，保持企业财务和盈利状况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另一方面，若对衍生产品的风险认识不足，贸然参与或过度投机则很有可能给交易者带来巨大损失。大量的事实证明，如果不能正确地驾驭衍生金融工具，控制其风险，它给人们带来的教训也是十分惨痛的。但这并不是交易工具本身的过错，而是人为的过错。

　　和君咨询集团总裁李肃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很多央企财务负责人把它看作成了一种赚钱的手段，应该看到，它基本的作用是止损。”

　　渤海证券金融工程分析师章辉表示，金融衍生品具有套期保值功能，原是为规避风险，与市场趋势判断无关。但从去年央企金融衍生品的相关头寸看，其投机取向明显大于保值功能。

　　直面难题

　　是用来套期保值还是用来投机赚钱？金融衍生品这把“双刃剑”如何才能不“剑走偏锋”呢？这已经成为企业与监管部门共同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当前衍生产品的设计日益灵活，种类繁多，几乎到了“量身定做”地步。例如，银行可以根据客户要求的时间、金额、杠杆比率、价格、风险级别等参数为其设计衍产品。然而，这样的产品定价极为复杂，需要高难度数学模型来完成定价，企业和监管当局很难识别和管理其中的风险，产品交易也容易因为无知和疏忽而导致亏损。

　　李伟在前述研讨会上表示，“为银行监管需要，我在银监会时曾负责做过一项《衍生金融工具会计制度》课题，很不容易，因为我们的实践太少，国内对此确实有权威、有充分发言权的专家不多；银监会还成立了业务创新监管协作部，专门研究金融衍生产品的国外引进、创新及监管，实际还远远适应不了市场发展的需要。”

　　　相关专家建议，对于中国企业从事金融衍生品交易，监管的重点在于，分清套期保值与投机的差别，严格控制投机性交易，鼓励和引导企业参与套期保值，降低企业运营风险。循序渐进逐步放开国有企业的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不能一下子放开，也不能停滞不前。此外，要加强监管，加强人员培训、加强建立定期报告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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