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曾航
关于温州模式的另一头是,“无为”政府的“加持”。
在市场和企业的边界,政府无为还是有为,强势还是弱势,成为温州模式演进之路的风向标,这构成了温州私营经济滥觞之显性通道。
但这仍无法解释温州私营经济完整的跃进链条:工业利润的原始积累方程式,与其私营阶层的产业资本图谱之间的巨大裂痕。
这或许还有一条更为隐秘的通道。
追问直到2003年前后,开始逐渐浮现。是年,温州经济开始出现放缓迹象,各项经济指标均在浙江名列倒数,这一状况延续至今。
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在一份名为《温州金融改革发展三十年——综述与启示》的报告中,解释了这个裂变:温州模式的式微,与近年来温州民间金融活力的降低有着很重要关系。
令人炫目的是:也即在此前后,以温州为名的各式资本开始涌入全国的房地产、矿产、股票、黄金市场。与此同时,处于产业升级困惑中的温州中小企业不得不依赖最高达4-5分的民间高利贷。
在过去30年间,温州民间金融与被誉为“无为”的温州政府一次次正面博弈,其间几度沉浮。2008年10月,由央行和银监会力推的小额贷款试点在温州正式启动,这被认为是温州民间金融进入主流话语体系的契机。
民间金融滥觞
1984年初春的一天,30来岁的医院收发室工人方培林像往常一样来到单位,通常来说,他的一上午时间都会在读报中度过。
当此时,一度身陷囫囵的温州“八大王”陆续被宣布无罪释放。温州人的创业激情在瞬间被激发。
这天上午,方培林在报纸上翻阅到了中央一号文件,文件明确指出,“鼓励农民入股兴办实业”。方培林大胆地认为,入股就有股息,有股息的话,民间借贷就会是合法的,他就此判断:国家对民间借贷很可能会放开。
当时,温州众多私营企业正处于这样一个阶段——在家里倒腾几个小铁片出来就能赚钱的时代,但这些红火的家族小作坊显然得不到国有银行的垂青,原始资金一直紧张。
此时逐渐富裕起来的农民手上有了闲钱,却遭遇银行存款利率低的情况。
方培林试探着向镇里打了一份报告,请求开办一家民营钱庄。
新上任的镇委书记名叫黄德余,看到方培林的报告后,竟然颇为激动。在对方培林进行了一番考察后——包括其人品、个人履历等,黄德余批准了这个大胆的想法,以钱库镇的名义发了一个红头文件表示支持。
黄德余把方培林叫到自己办公室:“上面有压力,我可以顶住,但是你的钱庄开起来,一定要保证做好,不要出乱子”。在黄的建议下,方培林决定先不兴办组织结构较为复杂的股份制组织,而是先由他自己一人出资新办一个较简单的私人钱庄。
相关报道:
相关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