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中国从此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到了1994年之后，在1980年代设定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架构这一个目标已经建立起来了。这个框架的建立，其实在1980年代经历了一个很复杂曲折的过程。在最近的岭南大讲坛上，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张军解读了这段鲜为公众所知的故事。

　　赢周刊记者 翁申霞 文/图

　　蛇口工业区设立早于深圳

　　涂俏女士写的《袁庚传》里提供了一个很有趣的细节，袁庚早期在中央调查部工作，“文革”后期遭诬陷，坐牢5年，1977年邓小平复出，他也复出，主持交通部在香港的招商局的工作。袁庚到招商局之后，大刀阔斧进行了改革，可是他慢慢发现，香港的地价、劳力成本非常昂贵，他就想应该回到广东做一些事，他看中了蛇口。袁庚去见李先念，李先念拿出广东地图，说把蛇口所在的整个半岛给你吧，有300多平方公里。袁庚没有思想准备，不敢要。他说我就要300亩。后来袁庚很后悔，当时为什么没有全部要下来。

　　蛇口工业区实际上早于深圳特区，后来1979年到1980年才提出深圳特区的方案。当时在宝安工作一天的报酬只有2毛钱，而在对岸，香港一个月有2000元。这触动了邓小平，他沉思了很久没有说话，最后说这是因为我们的政策出现了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习仲勋等广东的领导提出能不能给广东一点特殊的政策，希望在广东的宝安县搞出口加工。报告一打上去，很快就把在深圳建立特区的事定下来了。

　　东欧经济学家主张“放权让利”

　　1978年、1979年世界银行第一位驻北京首席代表林重庚不断在北京找关系，作为外籍人士的华人，受到很多限制，他就经常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赵人伟的家里聊天，慢慢打开了局面，说服中国政府和世界银行建立联系。世界银行主动提出要为中国做一次全面的三个月的调查，给中国政府提供一些重要的决策参考。

　　这个调查报告在1981年完成，很成功，1984年邓小平提出再请世界银行来作一次报告。世界银行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贡献，不仅是组织专家来做调研和撰写报告，更重要的是从1981年开始，通过世界银行，中国把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著名经济学家请到中国来。

　　东欧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影响，简单说，就是他们认为最重要的是往下放权。中国的改革在上世纪80年代走上放权让利式的道路，和当时东欧这一批经济学家在中国的影响力是有关系的。1980年代很重要的分权就是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分权，这样地方政府有了足够的积极性。早期是局部的，比如安徽的小岗村、广东的深圳。　　

　　双轨制在“调派”和“放派”的折中下诞生

　　当时的中国，大家都是低工资、低物价。邓小平说，中国的改革最核心的就是价格，如果改革调整不到位，中国的改革没有出路，一定要闯这个关。当时成立了一个设计组搞价格设计，从前苏联、西方学习了一些技术，建立一个模型来计算，怎么调价，怎么补贴。这个方案当时拿到中央讨论，中央一位领导人就说要集思广益，于是在1984年9月，《经济学周报》、《中国青年》等十几家媒体单位发起了中国第一届青年经济理论工作者的会议，选择在浙江莫干山召开，这就是莫干山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