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造苏南

　　文 本刊记者 阮加文

　　一种寻求变革的新生力量，正在书写苏南的另一段传奇。

　　对于步入小康的苏南而言，它仍需向世人证明，自己的经济发展目标不仅仅是以急行军的速度实现工业化、城市化这么简单，同时还需要塑造出一个具有远见和负责任的企业家群体，他们能够超越眼前的利益，建设一种创新文化，从而成就一批真正卓越的企业。

　　在过去的30年中，苏南一直以高歌猛进的经济增长而独步中国，但一直缺少的仍然是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新型公司。

　　在这个与上海近在咫尺的地区，生态环境日趋恶化的问题早就与漂浮在太湖的船只一样显而易见，这一点显然让苏南的地方官员如坐针毡。“经济发展为什么？区域领先争什么？小康达标后干什么？”中共江阴市委书记朱民阳在两年前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江阴作为苏南最有活力的县域之一，在权威的中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排行榜中，连续5年高居榜首。但如何实现政府转型、如何改变增长方式依然是江阴政府和企业必须共同面对的难题。事实上，对于已经共同致富、步入小康的苏南而言，它仍需向世人证明，自己的经济发展目标不仅仅是以急行军的速度实现工业化、城市化这么简单，同时还需要塑造出一个具有远见和负责任的企业家群体，他们能够超越眼前的利益，建设一种创新文化，从而成就一批真正卓越的企业。

　　从控制者到服务者

　　太湖周边地区的政府官员尽管针对具体环境问题的言论屈指可数，一些污染事件本身却依然折射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政府效率、发展路径、企业形象和文化，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影响，都在这些令人担忧的生态事件中暴露无遗。然而，有目共睹的这些问题丝毫不妨碍它们同这个地区短时间创造的惊人财富一道，成为苏南传奇无法分割的一部分。

　　无锡市经贸委副主任崔健敏把苏南面临的这种复杂局面归结为：“处于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新型工业化、经济国际化和城市现代化这三大任务浓缩于同一发展阶段，面临着极其难得的机遇和挑战。”

　　对苏南经济了如指掌的崔健敏告诉《法人》记者，拿无锡来说，当前开始实施的战略目标就是实现“三大转变”：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生产制造向设计创造转变，资源依赖向科技依托转变，这是无锡未来发展的唯一出路和必然选择。“只有实现这三大转变，才能突破土地、能源、环境等发展瓶颈的硬约束，形成具有持续竞争力的发展优势。”崔健敏说。

　　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曾经被视为苏南模式的灵魂，但江阴市委政研室副主任郭诚却并不这么看：“要完成当前经济转型的战略目标，企业应该是主角，政府需要的是迅速的转型，政府发挥作用的方式也会与以往不尽相同——政府须从控制者角度转换为服务者角度，建立以顾客为导向、以服务为本的服务型政府。”

　　对于发生在苏南的这场政府转型，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洪银兴将其概括为“市场管经济发展、政府管社会发展的调节结构”。在新的发展阶段上，地方政府的作用正在发生两个明显的转变：一是政府作用的着力点由经济发展转向社会发展，至于经济发展则完全交给市场去调节，由此产生的后果是强势政府作用与较为发达的市场作用并行不悖；二是扩大公共财政的覆盖面，为顺应人们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质量要求日渐提高的趋势，苏南地区各级政府依靠其雄厚的政府财力，加大了公共财政的投入，力图为城乡提供足够数量的优质公共产品。

　　江阴市提出的“幸福纲要”可能是对这种转型的一个具体阐释。“幸福不是无源之水，它需要经济实力做支撑”。江阴市委书记朱民阳的“蛋糕论”认为，做大蛋糕体现的是干部群众的智慧和能力，分好蛋糕体现的是社会公平和领导干部的使命与责任。“我现在把更多的思考放在了分好蛋糕上。”朱民阳说。

　　同样实施政府转型的张家港市选择的路径似乎更为直接：建设一个法治政府和法治城市。这个最早成为全国文明城市的县级城市显然不再满足一尘不染的街道和熠熠生辉的新式楼群，他们渴望打造一个依法行政、高效清廉的政府形象。

　　中共张家港市委书记黄钦说：“建设法治政府更多的是强调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政务、执法、司法活动能够严格依法办事。”

　　张家港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李汉忠告诉《法制日报》记者，政府退出直接的经济活动之后，人们对政府依法行政的水平就有了更高的期待。张家港首先从执法质量评估考核入手，将原有的文明示范机关评议体系扩展到对行政执法行为的监督、过错追究和执法公开等法治建设方面，并通过建立政务信息公开机制，充分接受社会监督，以表明党委政府依法办事的坚定决心。

　　张家港市杨舍镇党委书记曹国才说，现在基层干部既要考核GDP，也要考核COD(化学需氧量，通常作为衡量水中有机物质含量的指标)，严格依法治理已经成为张家港市环境整治、改造和长效管理的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