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过关：见证30年市场化导向经济改革(2)

　　“起吊机撑不起上海的未来”

　　不重大楼重制造业的深圳经验,使深圳避免了其他一些特区或沿海开放省市的楼市泡沫,也为继踵的上海提供了参考。

　　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退下来的邓小平每年都在上海过春节。1991年春节,邓小平就对前来汇报浦东开发情况的上海市委、市政府负责人说:“浦东开发晚了,是件坏事,但也是好事。可以借鉴广东的经验,可以搞得好一点,搞得现代化一点,起点可以高一点。”

　　什么是高起点?是不是楼盖高几层就算高起点?1997年从海南洋浦管理局局长转任上海市经委副主任的江上舟告诉本刊记者,邓小平对浦东、对上海的期许肯定不只是几栋高楼大厦。

　　“领导人去一个地方看什么,不是随心所欲的,也不是完全听从地方安排的。”20世纪90年代,邓小平在上海度过的五个春节,都去看了一些什么地方呢?

　　1991年春节前夕,邓小平视察了上海飞机制造厂大场分厂,参观了中美合作MD—82飞机总装车间。他对陪同的朱基说:“可以把飞机生产与浦东开发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一年,他还“看了”上海闵行区的新中华机器厂,参观了“长征四号”运载火箭合练弹、部分军工产品和民用产品。

　　1992年春节,邓小平来到生产芯片的上海贝岭公司。在一台大束流离子注入机前,邓小平停下了脚步,听讲解,他沉思了一会儿,出人意料地指着这台机器问身旁同志:“你们说这台设备姓‘社’还是姓‘资’?”

　　江上舟负责上海集成电路、现代生物医药、新材料等高科技产业的发展，见证了浦东新区乃至整个上海十几年来的发展道路。

　　他总结出的经验教训是,“脱离了先进制造业,股市只能分配财产,不能创造财富。”“房地产塔吊经济,不是建设,只是建筑。起吊机撑不起上海的未来。”

　　江上舟说,上海楼越建越高、消费市场越来越繁华,当然值得欣慰，但如果在先进制造业领域,不能一举赶超发达国家,归根到底是靠不住的繁荣。

　　尽管改革深化、中国加入WTO之后,变平的世界已经让上海失去了税收、政策优势,但上海几十年的制造业经验,它周边长三角完整的产业配置,仍然是世界罕有的。上海未来发展的最大机遇中,可能就有发展大型民用客机制造以及硅材料或印刷电路技术制造的4种半导体产业。

　　江上舟以芯片产业的例子,来说明上海先进制造业的差距与机遇并存。“目前,全世界集成电路工业12英寸300毫米生产线50条;8英寸200毫米集成电路生产线80余条。其中在中国台湾省就有13条12英寸300毫米集成电路生产线,20余条8英寸200毫米集成电路生产线。上海水平则远逊于台湾省。到2007年底,上海只有1条12英寸300毫米集成电路生产线,10条8英寸200毫米集成电路生产线。

　　但是,中国市场的巨大需求能够延长8英寸200毫米集成电路生产线生命周期,消除投资者“资本沉没”恐惧,只要上海能够用供土地、供厂房合资形式,将每条8英寸200毫米生产线投资额度锁定在6亿到7亿美元之间,争取再引进10多条带品牌、带订单的8英寸200毫米生产线,就能令上海每年新增1000亿到1500亿元人民币制造业产值。

　　江上舟说,上海引进10条8英寸200毫米生产线,机遇就在眼前,业界公认上海是世界集成电路制造成本最低的地方。2008年台湾选举,新人主政,只要宣布允许12英寸300毫米集成电路生产线跨海西进,台湾立刻会有十几条8英寸200毫米集成电路生产线,为避免“资本沉没”抢先登陆大陆。

　　特区之火,可以燎原

　　特区当地的经济搞上去,固然重要,但这并不是特区的全部职责。李灏回忆说,“我来深圳之前,中央的领导同志曾经找我谈话,说深圳就这么点地方,中央不想你上交什么钱,也不是要创多大的出口,最重要的是你将来要搞好改革,要能走出一条新路子出来。”

　　让李灏颇感自豪的是,深圳特区闯出几个新路子,最终推广开来,改变了中国的经济面貌。

　　以合理的汇率水平,来推动出口,就是深圳开头,推广到全国的一项重大政策。1985年,深圳成立外汇调剂中心,将虚高的汇率降到合乎市场规律的合理水平,使“两头在外”的外向型经济飞速发展起来。

　　深圳1979年设置特区之初,美元公开挂牌价是1.5元, 100美元兑换150元人民币,内部结算价是100美元兑换280元人民币,由于外汇结算实行双轨制,严重干扰了进出口市场秩序。很多贸易公司根本不用做生意,完全靠倒卖外汇挣钱。

　　同时,由于本币币值高估,实际上形成了鼓励进口、压制出口的外汇政策。这个汇率政策不改变,深圳发展外向型经济就搞不起来。但当时,深圳又不可能改变整个汇率体系。要恢复真实汇率,只能用市场手段,经过几个月筹办,1985年11月,深圳经济特区外汇调剂中心成立,买卖双方可以到外汇调剂中心参加调剂,外币兑换人民币价格随行就市。

　　深圳的这项改革后来得到了中央的首肯,1987年国家外汇管理局正式下文确认合法,一直沿用到1995年中国外汇结算并轨,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回过头看,如果没有深圳外汇初级市场的试验,要建立合理的汇率制度,搞外向型经济,是根本不可能的。”

　　由深圳特区推广到全国的第二个重大措施是成立管理国有资产的投资管理公司。李灏就任市长后,发现所有政府机构没有不办企业的,可以说全民办企业。这些企业虽说不用政府机构投资,但一挂上国有企业的牌子,最后出事都要市政府埋单。市里领导只能说清楚当年财政收入多少,负多少债,但是全市有多少企业,有多少资产,负债多少,谁也说不清楚,连资产负债表的概念都没有。

　　深圳率先成立了投资管理公司,把所有市属国有企业统统归它管理。这其实就是现在各级国资委的雏形。1987年7月全国第一家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才正式成立,花了一年多时间,才弄清楚全市国有企业有多少资产,从建特区到1989年深圳国有资产净资产达到32亿元。

　　深圳特区也由此确立了稳健财政政策,量入为出,以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的公共财政的雏形。确立了不搞赤字财政,不随便给企业担保的规矩,除非是国外的国际组织,像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有一些政府性质的贷款,一定要政府出面担保。这些措施,逐渐成为各级政府通行的做法。

　　第三个得到全国性推广的举措是成立规划委员会。李灏认为,一个城市的市长必须把城市规划权抓在手里,城市经济总量渐渐大起来,必须对城市的土地利用、发展布局作出更详细的规划。“我当市长不愿兼职,但规划委员会主任我是当仁不让。”

　　后来,城市建设必须有规划,成为一种惯例,并最终被国家立法所确认。李灏说,深圳本身的规划,有成功之处,也有不少教训。“如果经验多一点,精力多一点,也许城中村、乱占乱搭建就不会那么多”。值得骄傲的是,深圳城区有48%的绿地保留到现在,规划委员会起了很好的作用。

　　由深圳首创的监察局制度,后来也在全国推广,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公务员监督制度中一项最重要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