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工资集体协商试点：区域工资每年增长10%(2)

　　接下来面对的是前台小姐。为了说服前台小姐，赵淑云前前后后跑了十多次。最终，赵淑云见到了公司人事经理，并递上厚厚一本建会资料。之后两个多月，赵淑云终于接到人事经理咨询建会问题的电话。将近半年时间，这家公司才建立起来了工会组织。

　　“在非公企业内建立工会，肯定要经过企业老板的同意。很多老板都问为什么要建工会，建了工会有什么好处。”胡树德说，一些老板甚至当着他的面问员工，想加入工会的请举手，结果办公室里没有一个人举手。

　　职工代表无奈投弃权票

　　尽管遭遇了很多阻力，但经过不懈努力，金融街建立工会的企业开始增多。

　　2005年，金融街街道开始在37家试点企业中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之后又针对小企业组织了区域性的集体协商工资机制，将区域内小企业内部的工会和工会小组组织起来，由社区工会和企业协商工资。到2006年10月，金融街又建立了“金融街地区非公有制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并召开了第一次金融地区非公企业职代会。

　　“区域性职代会对推动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作用特别大。”胡树德说，在职代会上，所有建立工会组织的企业都派出了代表参会。

　　但在大会上却发生了一件意料之外的事情。

　　在表决《金融街地区非公有制企业区域性集体合同》和《金融街地区非公有制企业区域性集体协商工资协议》时，两名代表投了弃权票。

　　这两名职工代表是两家非公企业的工会代表，为什么职工代表不愿意投票赞成对职工有利的事情呢？胡树德事后询问了两名代表。

　　“我们公司里，工资就是老板说了算，我即使投票赞成，回去以后也没有办法说服老板签这个协议的。”一名代表很无奈地说。

　　胡树德在大会后拜访了这家企业的老板。

　　老板把他为职工做的事情一件一件告诉了胡树德，并把职工的工资单拿给胡树德看，说他并非不关心职工，工资也并不比协议中规定的少。

　　在胡树德看来，基层推广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最大的困难就是改变老板和职工两方面对工资形成的看法。

　　工资指导员教老板算账

　　2007年夏天，金融街街道成立了北京第一个社区工会服务站，为社区内所有企业工会和职工提供维权、咨询服务。赵淑云成为了服务站的第一任负责人。

　　没过多久，几名叫做“工资协商指导员”的年轻人分到了服务站里。“我刚开始也不知道他们能指导什么，只知道他们都是大学生，知识层次也比我们高。”赵淑云说。

　　其实，这些工资协商指导员是根据西城区工会统一部署的专业工会工作人员，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帮助职工和老板平等协商。

　　但协商过程是颇费精力的。

　　有一个建筑企业不愿意给工人涨工资，工资协商指导员就和企业老板一起做成本分析，并告诉对方，工人的收入确实低了，再不加薪可能就会造成人员流失，而新员工上手又会耽误时间、提高培训成本，这样会得不偿失。

　　工资协商指导员虽然可以很好地帮助职工谈判，但记者了解到，目前专业的工资协商指导员数量有限，还有很多工资指导员因为本身的收入问题在流失。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所副所长杨宜勇一直在从事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研究。据他介绍，工资集体协商在一些国家里已经是通行的做法，通常是行业组织通过聘请专业律师或第三方与企业进行协商谈判。“博弈是需要成本的，如果要取得更利于劳动者方的协商结果，就需要付出更多的成本。”杨宜勇说。

　　“我们特别希望工资集体协商能够作为法律制度确定下来。”胡树德的话代表了很多在基层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工作者的心声。　　本报记者 郭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