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舆：村庄依旧寂寞(2)

　　老人和孩子的乡村

　　河南省东南部，平舆县，郭楼乡。

　　赵兰英慢悠悠地穿过村间的小道，三月的阳光洒在她布满皱纹的脸上。村里空荡荡的，在屋前晒太阳的几个老人懒洋洋地和她打着招呼，孩子们都上学去了，青壮年的村民却很少见。这已经是农历正月的尾声，村子里身强力壮的男人和女人一过完年就迫不及待地离开家奔向城市，对于他们来说，不停地劳动挣钱才是获得安全感和幸福感的唯一方式。

　　去城市打工挣钱已经不是赵兰英应该考虑的事情，她今年68岁了，按照自己的说法已经是“半个身子在土里的人”。不过，她和自己72岁的老伴现在有着不能离弃的任务——给几个在家上学的孙子孙女做饭吃。

　　自出嫁以来，赵兰英就一直生活在这个地方，活动范围最远只到60公里之外的驻马店市区，至今她还没有坐过火车。不过，平舆县虽然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但交通还算方便，往西不远到驻马店有京广铁路，往东不远到安徽阜阳是京九铁路。于是，当南来北往的火车汽笛声开始惊扰这个中原腹地的小村庄时，城市的繁华和金钱的吸引很快就让赵兰英的儿女以及村子里的年轻人外出打工了。

　　赵兰英病了，症状类似感冒，疾病已经持续了将近一周的时间。她要去村子旁边的集镇上看一看，那里有一个诊所。诊所的医生曾经是一个赤脚医生，现在有了政府颁发的执业执照。小诊所的设施和卫生条件都很一般，政府曾经承诺要给每个村里配备一个设备相对齐全的医疗室和一个医生，但现在看来，政策还没有落实到位。

　　医生决定给赵兰英输液，她躺在床上，开始念叨起自己的孩子来。人在生病的时候，总是显得孤独。赵兰英有五个孩子，三男二女。三个儿子都在外面打工，老大和老二带着老婆结伴去了广州的鞋厂，老三一般是去上海的建筑工地干活，但由于老婆刚刚生完孩子，就暂时留在了村里。两个女儿倒是嫁得不远，都在附近的县城里，她们隔三岔五都会回到村里看看，逢年过节还会接家里的两位老人去城里吃顿饭。“其实还是要闺女好啊！”她感慨。但在早些时候的农村，大家都想要男孩，因为男孩才有足够的力气来干农活。

　　没有候选人的村委会

　　赵兰英在床上躺了不一会儿，老伴就来看她了。老伴比她要忙一些，除了要照看儿子们留下的责任田，平时还喜欢打打麻将。对于这些农村的老人来说，这是为数不多的娱乐活动之一。输了一瓶药水之后，赵兰英坐在老伴的三轮车后面回家了。“幸好没什么大病。”她安慰自己。

　　“农民工进城后，养老问题就成了现在农村挺重要的问题。”郭仁说。他大学毕业后从最基层的乡干部一直做到了分管农业的副乡长。“现在没有农业税了，而且还有多种补助，比如粮食直补、农机补贴。农民生活不成问题了，但是大量的外出务工人员使得农村变成了空心村，老人和孩子得不到很好的照顾。村委会搞选举的时候，都找不到合适的候选人，稍微有点能力的人都出去了。”

　　村委会搞选举的时候，都找不到合适的候选人。没有人愿意当乡干部，但乡村教师却成了香饽饽

　　郭仁所在的乡是双庙乡，由于地处偏僻，在平舆县也属于比较穷的地方。越是贫困，越需要寻找出路，这个地方的青壮年外出打工的尤其多。“看人家高洋店人这些年出去的都发财了。”双庙乡双庙村的张德民说。他的两个孩子都在深圳打工，一年每个人能拿回来七、八千元钱。高洋店人是他们的榜样，近些年这个与双庙乡毗邻的乡输出的务工者中涌现出不少资产千万的老板，他们在几个大城市做防水防潮工程做出了名堂，有的甚至承揽了三峡工程的一些项目。平舆县也沾了他们的光，被外界称为“中国防水防潮之乡”。

　　“种田还是不行。像化肥这样的生产资料一直在涨，粮价国家却一直在控制。每年吃吃喝喝，再除去耕地需要的钱和一些人情份钱，基本上就白干了。如果搞点养殖类的副业还行。”张德民说。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化肥涨价以后，一亩地连麦种带化肥的成本是140到150元，一亩地能收700到800斤麦子，然后以一斤7角多钱出售，能卖400到500元，一亩地才赚了300到400元。这还没算上人的劳动成本。

　　养殖户的烦恼

　　在郭仁看来，虽然现在农民的生活还算不错，但是也出现了很严重的贫富不均。“那些住在小集镇旁边的，搞养殖业的，比较富一些。”

　　1985年出生的王冰就是这样的典型。在农村，你很少看到像他这样的年轻人在街头晃来晃去。他没想出去打工，早早地结了婚，觉得呆在家里也挺舒服。最重要的是，在家里一年的收入比外出打工要多，而且还能照顾家人。王冰的父母很早就在集镇上开店，也许是因为受家庭影响较深，王冰很早就表现出商业上的精明。他不仅养猪，还开了一家澡堂。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在用铁锹把煤送到澡堂烧热水的锅炉里。

　　王冰2004年开始养猪，但一直没有把规模做大。猪饲料上涨，猪价格不稳定，还要担心疫情的发生，更重要的是，他没有足够的资金。政府虽然大力支持小额贷款，但是能够享受这种政策的只是少数人。“真正需要钱的，反而拿不到这个钱。”他埋怨道。最近的猪肉价格上涨本来对他这样的养猪户来说是一件好事情，但政府的价格管制又给养猪户们上了一个紧箍咒。同时，猪饲料却一直在涨。“我在电视上看到，有些地方是这样做的：一个乡定几个成规模的养殖区。政府和当地信用社作担保贷款给养殖户，然后由政府出面统一采购猪娃和猪饲料，这样可以压低价格，猪养大后，再由政府组织出售给愿意出高价的买主。这样对于养殖户来说，风险就小，养猪有利可图，愿意养猪的人会越来越多，农民的收入自然就提高了。”

　　按照现在的环节，一只猪娃500元左右，饲料成本大概为750元，5个月后养到200多斤，以现在的行情能卖到1700多元，一头猪赚500元左右。而按照王冰设想的那种模式，他估计一头猪至少能多赚100元。

　　除了养猪和经营自己的澡堂，王冰还有很多闲暇，他买了一台电脑，并学会了上网。

　　当然，并不是王冰一个人对政府的服务表示失望。在郭仁看来，乡级政府为群众服务的力度确实不够。现在学农、学牧、学技的大中专毕业生进不到基层，这就造成了新知识新科技无法应用到农村，一些高产、回报率高的农作物，农民都种不了。“乡干部太辛苦了，大家都不愿意到基层来，一说调整干部，都往县城里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