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渝竞合：各寻突破

　　-张帆

　　去年6月，成都和重庆同时成为国家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没有样本，无法参照，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如何建设，成为摆在两地当政者面前的一个全新的课题。

　　与南部的深圳、东部的上海浦东、北部的天津滨海不同，成渝两地并未划地为界，而是将改革重点放在了城乡一体化上。它预示着，改革开放30年后，中国改革开放的焦点，已经从单纯的税收优惠政策转移到城乡统筹发展，矛头直指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二元化社会产生的严重失衡。

　　成渝各有侧重

　　选择成渝两地，正是因为二者有着突出的代表性。拥有3100多万人口的重庆市农业人口近80%，城乡居民收入比为4∶1。同样与之仅400公里之隔的成都市1100多万人口中，农村人口也超过了600万。统筹城乡发展是成渝共同面临的一道不得不攻克的难题。

　　与过去定规划、给资金、出政策、给优惠，着重发展经济“特区”的最大不同，这块改革“试验区”更多的是要作为“创新体制机制”的平台，充分利用国家给予的更多主动权，在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上大胆创新，向体制机制要潜力、要动力、要能力。

　　如今，成渝两地在半年的谋划后，进入2008年，都亮出了各自在城乡统筹上的突破点。

　　重庆将突破口放在了规模庞大的农民工身上。之所以如此，市长王鸿举摆出三大理由：其一，农民工问题不仅是重庆的特点，也是全国特别是西部地区所面临的共性问题。重庆累计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超过750万人，而全国农民工多达2亿人，占总人口的15%左右。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加速推进，农民工群体还会增大。其二，农民工身系城乡、利连城乡，是城市建设的参与者和社会进步的推动者，也是农村家庭的支柱，而恰恰是这个群体的利益缺乏相应的制度保障。同时，农民工生产方式已经改变，生活方式也逐渐融入城镇。只要稍加引导，创造一定条件，他们就能够像城市居民一样生活。其三，农民工进城就业安居后，将大幅度减少农村居住人口和农业从业人员，使农业劳动力人均占有生产资料大幅提升，有助于土地规模经营和现代农业发展。

　　至于问题解决的实质性举措，该市政府工作报告明确从三方面取得突破：大力发展劳务经济，建立引导农民工转移进城就业安居机制；创新农村土地经营管理制度，坚持依法自愿有偿，鼓励放活土地承包经营权，促进土地流转，探索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和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制度；统筹“一圈两翼”协调发展，努力改变“小马拉大车”的状况，增强城市带动农村发展、“一圈”带动“两翼”发展的能力。

　　在成都，一个“全域成都”的理念因城乡统筹而产生。所谓“全域成都”，就是指要把成都周围的所有区市县全部划入成都市，建设一个特大中心城市。根据初步的思路，今后，成都市12390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将形成一个中心城、14个新城、306个镇、约600个中心村、约3000个聚居点的五级城市结构。

　　在功能区划上，“全域成都”将全市分为城市功能核心区、城市功能拓展区、生态功能优化区等三个分区。在交通体系方面，将有轨道交通、高速公路直达每一个新城，快速路直通重点镇，而全市的村村都通公路。公共服务设施之中的中小学布局上，中学将配套延伸至乡镇、小学配套延伸到社区。而医疗设施方面，将构建两级医疗服务体系，即综合医院(包含专科医院和中医院)、社区医院。　

　　全域的概念，意味着成都市的综合配套改革将打破区域、行政体制的障碍，要打破行政区划的界限，按照经济发展的规律，实现要素、资源的市场化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

　　成渝不争

　　纵观二者思路，虽然叫法不同，但基本思路接近，打破城乡藩篱，破除二元体制是根本，土地制度变革、同等国民待遇、政府职能转变，都是题中之意。

　　不过，成渝两地作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区，二者既是挑战传统创新改革的同盟军，同时也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竞争。

　　尤其是长期以来，由于行政壁垒以及竞争带来的各自利益上的考虑，成渝在竞争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加入了行政分隔人为强化的因素。淡化“中心”、“枢纽”之争，构建新型的竞合关系和竞合机制，发挥两大都市圈双核增长极的作用，携手打造区域增长极最紧密、最核心的产业密集带，共同拉动成渝经济区成长，成为两地理想的“毗邻关系”。

　　让人高兴的是，2007年4月2日，四川省和重庆市在成都签署了《关于推进川渝合作共建成渝经济区的协议》；2007年10月20日，两省市相关部门和涉及区县，在四川省广安举行了“首届川渝毗邻地区合作互动工作座谈会”，签署了《川渝毗邻地区合作互动框架协议》和《川渝毗邻地区合作互动工作协调机制》两个合作文件，各个部门和涉及区县也开展了一系列合作。

　　这些努力显示，两地都有走出狭隘地域限制的冲动，双方的合作互动机制对于试验区的未来，有着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