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2004年以来上海市政府工作报告若干主题词进行检索、对比后，作者认为，上海已经有了新的方向

　　-张剑荆

　　从五年规划的角度看，2008年不是一个起点年，因为它尚处在“十一五”规划执行的中间阶段。但是，由于中共十七大的召开以及遍及全国的人事大调整，使得这个年份具有了起点的意义。各地都在回顾与反思的基础上，重新规划自己的未来。

　　对于上海来说，2008年似乎蕴含了更多的意义。在“十一五”规划执行的第一个年头，发生了震动朝野的“上海社保案”，包括前市委书记陈良宇在内的数十位高官落马，再加上此前牵动舆论的周正毅案，上海，这座正在为2010年世博会做准备的城市，一时间笼罩在暧昧的阴影中。鉴于上海在中国经济政治中的特殊地位，阴影是不应存在太久的。事实也正是如此。重新明确方向的努力，从2007年一月份召开的上海“两会”上就已经开始了。之后，习近平奉调主政上海，八月份召开了上海市第九次党代会，定下了上海未来的发展基调。十月份中共十七大之后，俞正声接替习近平，就任市委书记。关注中国舆情的的人注意到，俞正声虽然到任时间尚短，但他以富有个性的风格和开明的言论，给上海吹进了屡屡新风。

　　对新路径的探索，反映在2008年1月24日韩正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在比较了最近几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后，笔者认为，上海已经走出阴影，有了新的走向。

　　又见“改革开放排头兵”

　　今年的报告充满了改革精神。在这份报告中，共使用“改革”一词六十二次。更值得注意的是，报告提出“要继续当好全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在200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改革”一词出现了四十一次，2005年的报告也使用了四十一次“改革”，在2007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则使用了四十三次“改革”。对上述三个年份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上海市“十一五”规划文本进行检索，都没有发现“改革开放排头兵”这样的用词。

　　上世纪90年代初，上海在中国新一轮改革中扮演了排头兵的角色。当年，皇甫平力倡改革的言论，语惊四座。改革大幕由此拉开。中国经济，包括上海经济，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从1991年始，上海国内生产总值连续16年以两位数增长。1990年，上海国内生产总值不足800亿元，而2007年，达到了1.2万亿元。

　　根据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未来五年，也就是到2012年，上海市国内生产总值将达2万亿元，按常住人口计算，人均超过10万元。显然，这意味着上海还将保持着较快的发展速度。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个指标前面，加上了一个限制词，即“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这个限制词反映的是一种新的发展观。报告提出：“按照中央的要求，上海要在科学发展道路上走在前列”。

　　那么，“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和“在科学发展道路上走在前列”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报告虽然对此没有做出阐述，但是笔者认为，排头兵和前列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改革开放和科学发展是一致的。没有改革开放精神作基础，就不会有科学发展，甚至也不会有发展；而如果发展是不科学的，那么改革开放就无法持续，改革就缺乏说服力。在改革开放已经进行到第三十个年头的今天，人们逐渐认识到，目前谈改革，就是对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的改革，就是对在传统发展模式下形成的各种思维习惯、行为方式、既得利益、权力格局的改革，就是对结构不合理、效益低下、高消耗、破坏环境的发展道路的改革。因此，在科学发展道路上走在全国前列，就意味着必须当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当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就是说要当好探索科学发展道路的排头兵。

　　俞正声上任以来，多次呼吁要解放思想。这与主政广东的汪洋形成了呼应。前不久，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带队到上海“取经”。有趣的是，汪洋在广东也提到“排头兵”，他说：“我们必须认识到，再不解放思想，锐意进取，用改革创新来解决问题，广东排头兵的位置将难以自保，全面实现小康的目标将难以实现，小平同志托付的任务就难以完成！”我国改革开放前沿地带的两位领导者重提“排头兵”，蕴含着一种可贵的历史意识。对改革源头的回溯，呼吁思想解放，标志着改革新阶段的来临，这个阶段的改革，从大的方面看，乃是对传统发展道路以及与其相关的利益格局、思想方式的改革。

　　在国家战略层面思考：重新确定上海的位置

　　近代以来，上海在中国诸多城市中一向居于突出的位置，其间有两次高峰，一次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次是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

　　在第一个高峰时，上海不仅是中国的大都市，而且是国际大都市，当时，上海被称作“东方的巴黎”，当年的繁华在今日的外滩仍依稀可见。对这一时期的记忆已经作为上海的文化特性之一活在当下人们的心中，比如，上海特别偏爱“东方”一词，电视台叫东方电视台，电视塔叫东方明珠，政府网叫东方网，有一家报纸叫东方早报等等。

　　在第二个高峰时期，作为最大的工业化城市，上海简直就是现代化和先进的同义词。上海货总是最高水准的代名词。而且，上海在我国经济中的地位和对国家的贡献，没有任何省市可与之相比。1952年上海财政收入占全国的10.5%，1978年占到16.8%。1959-1978年，上海地方财政收入平均占全国的15.4%。上海上缴中央财政的比例一直位居前列，直到1988年才逐渐下降，2004年广东才超过上海。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上海也保持了较快的发展速度，但是其在全国经济中的地位是无法与辉煌时期相比的。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长三角各城市中，上海的平均增长速度最低。计划经济时代所拥有的工业优势，面临着转型的巨大压力。可以说，市场化改革以来，上海一直是负重前行。这是市场竞争的结果。

　　虽然无法与最辉煌时期相比，但是，上海仍然是我国最具备发展成为国际化大都市的城市。自1990年以来，国家对上海的定位逐渐明确。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报告中提出：“以上海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浦东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飞跃”。2004年，在上述三个中心之上，又加上了“航运中心”，“四个中心”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成为上海的发展目标。

　　这个目标在今年的上海市政府工作报告中得到强化。在报告中，共有十一处提到“四个中心”，十处提到“国际大都市”，而在2005年的报告中，只有一处提到“四个中心”，没有提“国际大都市”。在2007年的报告中，提到“四个中心”七处，提到“国际大都市”一处。从用词出现的频度，可以看出，“四个中心”和“国际大都市”作为战略目标受到了更多的关注。今年的报告分别评估了这些目标的进展情况，并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成“四个中心”。

　　上海的战略规划中，总是要提及“对全国发展作出贡献”。2005年的报告中，有一处提到“对全国发展多做贡献”，在2007年的报告中，有一处提到“为全国区域协调发展作出应有贡献”，而在今年的报告中，提到为全国做贡献的地方竟达五处，为近年最多。在今年的报告中，对贡献的论述更为细化，它们分别是：“为全国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作出新贡献”；“为我国赢得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作出新贡献”；“为积极参与东中西良性互动、共同发展作出新贡献”；“为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作出新贡献”；“为推动东中西互动协调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从上述用词的频度变化以及更加细化的区分可以看出，指导上海未来发展的战略思维出现了变化，上海不只是与其他城市竞争着的一座普通的城市，而是要在国内区域合作中，扮演协调者和中心的角色，要在国际竞争与合作中，扮演排头兵的角色，这显示出，上海的战略制定具有了更强的国家色彩。现在，它承载着全国的期望和梦想。

　　矛盾约束下的调整：形成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

　　没有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上海要实现“四个中心”和“国际大都市”的目标，就只能是一个梦想。目前，上海在全国经济中的比重，大约为5%左右，而国际上一些大都市，如伦敦、纽约、东京等，经济总量一般都占到本国经济总量的20%，从经济结构上看，服务业在经济中的比重都在80%以上，而上海2008年只有51%。从就业结构来看，伦敦等国际性城市中，服务业都是第一大就业部门，而上海第一大就业部门则是制造业，金融服务每万人的比例不到伦敦的1／10，约为纽约的1／3，每万人从事公共管理的比例不足东京的1／6，伦敦的1／2，从事教育服务业的比例不足伦敦的1／2。差距是明显的。

　　上海要实现自己的目标，需要进行产业转型。但是，在我国发展的目前阶段，结构转型与经济总量的提升，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如果侧重于转型，就需要牺牲短期的利益，如果侧重于总量，产业政策、投资政策、环境政策等就不能太过严厉。上海比国内其他地方更早、更敏感地体会到了这一矛盾。

　　在这一矛盾约束下，向着现代服务业的转型相对缓慢。连续多年，服务业在上海产业结构中都占有50%多一点点的份额。“服务业相对滞后”一再出现在最近几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只不过强调的程度不同：2007年、2008年，在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中居于第一号位置，而在2005年的报告中，“现代服务业相对滞后”居于“土地资源约束逐步加大”之后，“成为影响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在2005年的报告中，政府最关注的问题是自主创新能力不够强、土地资源约束逐步加大等。

　　在“十五”期间，对上海来说一个产生了重大后果的政策，是把房地产业列为支柱产业。从“十五”规划开始执行的2001年，上海房地产价格暴涨，炒风日盛，到了2004年，房价问题就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但是，政府在遏制房价方面，没有形成有效的政策。原因在于，房地产切实地成为拉动上海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一项研究显示，地产及相关行业拉动上海经济增长了19.5%，成为这一时期上海的第一产业。在此问题上的矛盾心态在200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所反映。在制订“十一五”规划时，房地产已被排除在支柱产业之外，但2006年房地产价格仍然居高不下。到了2007年，政策出现了大的转变，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继续加大房地产市场调控”，并推出了具体的政策。今年，政策进一步具体化。比如要求新建经济适用住房2000万平方米、30万套，确保经济适用住房新开工面积占同期住宅新开工面积的20%。由于出台了一系列明确的政策，上海的房地产价格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或许正是基于这个判断，在谈到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时，房价问题就没有再被提及。

　　在今年上海“两会”期间，代表委员比较关注商务成本问题。根据一项调查，去年上半年之前，就有7000余家浙江企业撤离上海。面对商务成本的提升，应对之策只能是生产要素的高级化，发展现代服务业。

　　报告提出，未来五年，“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基本形成”，具体含义是指“中心城区第三产业增加值占中心城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80%”。从这一论述可以看出上海面对诸多约束解决产业结构问题的应对之策，这也意味着上海未来城市空间和产业布局将发生比较大的变化。这个或许不算太高的目标，应当说是比较可行的。而具体到整个上海，产业调整的压力依然十分巨大。

　　文化大都市：上海新梦

　　大凡国际大都市，都同时也是文化中心。而在上海的“四个中心”和“国际大都市”定位中，一直没有独立的“文化中心”战略。这一缺位是不正常的。在200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这一情况有了改变。报告中文化的分量加强了，而且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文化战略，那就是建设“文化大都市”。检索200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文化一共出现了26次，没有“文化大都市”的提法；在2007年的报告中，文化出现了29处，也没有文化大都市的提法。在2008年的报告中，文化出现了55处，同时文化大都市出现了三次。在以前，涉及文化方面的工作，都包含在社会事业部分中，但在今年的报告中，文化部分从社会事业中独立出来，专列一节“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加快建设文化大都市”。显然，文化成为新一届领导班子的施政新方向。

　　报告提出了上海的文化新形象：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报告还提出，“上海要以海纳百川的开放胸怀，包容多样，兼收并蓄，成为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舞台和桥梁”，提出要把上海打造成“创意之都”。这一切都说明，上海已经形成了新的文化战略。

　　这一文化新战略是2007年8月习近平在上海市第九次党代会上首次提出的。市场化改革以来，提出建设文化大都市的目标，堪称是一项重要的突破。客观地说，市场化改革以来，上海在文化方面对全国的影响力，呈现为萎缩的趋势，比如电影行业、图书出版、网络、电视等文化门类，上海都不占优势。与香港、广州、北京相比，上海在文化方面的建树不多，在电视、创意产业的活跃程度上，甚至还比不上长沙。如果与上世纪30年代相比，1990年代以来上海在文化上的落后就更为明显。

　　上海要建成国际大都市，就不能不同时也是文化大都市。实际上，文化起着更为基础的作用，也就是说，如果不首先成为文化大都市，国际大都市的目标就很难实现。从形态上看，国际大都市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群落。

　　活跃的文化总是创新的源泉。按照传统的观点，文化在提升经济总量上，也许不是非常显著，但是一旦拓展了文化概念的范围，你便会发现，文化才是经济的根本推动力量，例如现代服务业就是一种文化。在今年上海两会上，俞正声“为什么上海不能出一个马云”的提问，引起了热议。在同2月份到访的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谈话时，俞正声又提到了这个“马云问题”，由此可见，在俞正声的心目中，这个问题真可谓念兹在兹。而他提出的这个问题，实际上蕴含着对上海诸多困难和问题的答案：不能出马云，是因为缺乏自由、灵活、富有激情的创业环境。文化是创业环境中最重要的因素，包括政府的管理方式、法治在内的诸多制度设施，都是某种特定文化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