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三角劳工维权NGO艰难现状

　　艰难现状

　　相对于资金问题，这些民间劳工维权组织更担忧的是政府的不理解。身份也难在一朝一夕解决。

　　除了“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吸引到来自德国的基金外，其余类似的维权机构，几乎都存在海外资金的背景。但即便如此，他们的运营依然捉襟见肘。

　　“此类维权组织都会存在资金上的困难。”刘开明介绍，国内没有这方面的资金来源，而99%的外国政府与NGO投放到中国的资金，都由政府或政府掌控的机构来分配，“只有不到1%流入民间，其中大部分是用于艾滋病、环保、扶贫，劳工维权的只占极小部分。”

　　记者走访的维权机构中，所有的办公条件都比较恶劣，地点都设在租金便宜的居民楼或偏僻的小店面内。黄庆南的打工者中心只有一台电脑，是供工友学习用的。“11月14日有人来砸店的时候，幸亏有个工友用身体挡住了电脑，那伙人没有发现，才保住了。”工作人员林卫华指着藏在楼梯后的旧电脑说，这是整个中心最值钱的家当。

　　曾飞洋介绍，他申请到基金约在一年50万人民币，而景祥表示他申请到的更少，很不够用。“我们现在都是工商注册，没有办法向社会募捐和接受捐助。却还要交税。”这些机构都没有钱做广告，靠的往往是工人间的口碑相传。

　　深圳宝安区“春风劳动争议服务部”的负责人张治儒解决资金问题的办法是有选择的接一些个案，做收费的公民代理。但其他的民间劳工维权组织普遍不认同这种模式，他们认为收费有悖维权的本质。

　　数名维权组织的负责人都称，房东受到了压力，要求他们搬离办公地点。

　　相对于资金问题，这些劳工维权组织更担忧的是政府的不理解。

　　除了曾飞洋、景祥这样的免费给工伤者做个案，珠三角还广泛存在着收费的公民代理。由于一些公民代理存在一些不规范的问题，珠三角一些地区出台地方规定，限制公民代理权。

　　今年1月9日，深圳市公安、司法、劳动、地税、工商、城管等八个部门联手，打击“黑律师”，矛头直指活跃在当地的“公民代理”。由于有的劳工维权组织常常给一些工人做维权的个案辅导，甚至帮着出庭，因此包括黄庆南的打工者中心在内，部分维权组织也被列为“黑律师窝点”。对此，黄庆南感觉委屈：“我们其实从来不做个案，免费的都不做，更不要说收费的了。”

　　上个星期，景祥帮一个工伤七级的工友准备劳动仲裁，到了开庭时，以朋友身份，仲裁庭不让他做代理，只能旁听，景祥出示了免费代理的协议，可仲裁庭还是不让。“一些工人的表达能力、对法律的理解都有问题，找人做代理是没有办法的事，为什么不让找？那些收费的代理出了问题，自然有相关部门去处理，为什么要限制公民的天然权利。”景祥很不理解。

　　“厂里可以随便找个经理什么的做代理，工人却不可以。”张治儒也很不理解这些规定，但他比较灵活，挂靠了一个律师事务所，他们做前期的准备，出庭时让有执照的律师出庭，“但这就要给律所费用了。”

　　而这一切，都是源于身份问题。

　　“工商注册对我们来说很荒谬，不但无法筹资，还要交税。”景祥说找不到部门来挂靠。

　　同样为了取得民间组织的注册，曾飞洋找过工会、共青团、劳动、民政、司法部门，希望能够挂靠在这些官方机构下面，但没有一家愿意。他很清楚，由于我国还没有《社团法》，NGO的正常注册一般来说不太可能，“取得合法地位并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

　　存在必要

　　“民间劳工维权组织的存在，是对政府法规及行政执行层面的必要并有益的补充。”

　　虽然生存艰难，但这些维权组织的负责人们，无人轻言放弃。

　　曾飞洋认为，民间劳工维权组织的存在，是对政府法规及行政执行层面的必要并有益的补充。

　　他认为，从行政层面上来说，政府在立法、制定劳动标准等方面，已经做得很好，需要加强的是在劳动监察方面，也就是维护民工的既有权力。而民间劳工维权组织在这方面的维权普法方面是成功的。

　　前年底，来自湖北襄樊的24岁小伙子杨勇想辞工，但老板不给工钱。杨勇找到景祥，开始了他第一个维权官司。

　　在官司赢了后，他又开始找工作，发现这些小厂都不给工人签合同，加班费都比规定的要低，一连换了四个厂都这样，他开始了“王海打假”式的诉讼，一个个告这些工厂。

　　“5场官司大多数赢了，也有和解的，一共赔了我近2万元。”杨勇有点得意，因为这差不多相当于他一年工资的两倍了。

　　“如果每个民工都有了像杨勇这样的法律知识，还会有企业主不签劳动合同，不给加班费吗？”给杨勇提供法律指导的景祥说。

　　“我们掌握了基层的服务网络，与普通打工者有着密切的联系。”曾飞洋介绍，在他的机构里，7名工作人员有5名是工伤者，他们到定点医院去探访工伤者，往往能起到现身说法的作用。

　　在深圳市第二医院的骨科，来自宁夏固原的20岁工伤者小彭，在一家塑料厂打工时被机器夹伤，手指与腕骨多处骨折。由于没有合同，也不懂法，根本不知道怎么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取得了维权组织工作人员提供的材料与联系方式后，小彭很高兴，“有什么要帮忙的我一定去找你们。”

　　“这些NGO在一些方面的作为，反而比工会与劳动部门大。”中山大学政务学院郭巍青教授认为，政府在面对劳资纠纷时，通常有三种手段，一是管制，如制定最低工资，二是提供福利，三是组织创新。“福利提供的越好，管制可以越小，而有效的组织，可以降低福利的成本。”郭巍青认为，在中国，政府管理部门与工人的需求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隔阂，工人特别是农民工的问题，政府丢给了企业与农民工自身，由于工人缺乏清楚的利益表达，所以在广意上有利于资方。民间劳工维权组织提高了农民工自身的能力，所以当然有必要存在。

　　“我们一个月要解决100个求助，其实就是给政府门口减少了100个人。其实是便于政府管理。”景祥介绍，他通过帮助农民工维权，至少制止了6起要去北京上访的案例。

　　工会“收编”？

　　深圳市总工会拟在各街道成立工会维权服务中心，计划把“这帮人”纳入，让他们作为律师助理进行维权工作。

　　广东省总工会副主席孔祥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不能将“公民代理人”这一职业维权群体等同于“黑律师”、“土律师”，一味“打压”不是办法。与其把“公民代理人”职业维权群体推向对立面，不如采取一定程序把他们“收编”在工会等部门。

　　曾飞洋也表示，希望得到工会等部门的指导，也很愿意接受工会的领导，加强对民间劳工维权组织的监督。

　　事实上，深圳工会已经开始做相关工作。

　　2007年10月19日，深圳市总工会召集张治儒等维权机构在内的16个“公民代理”座谈。在此之前，深圳总工会法律部张友泉部长也曾到张治儒的办公地点来实地察看。会议透露，在一项初步计划中，深圳市总工会拟在各街道成立工会维权服务中心，计划把“这帮人”纳入，初定60人的名额，让他们作为律师助理进行维权工作。

　　对此，深圳市总工会副主席王同信表示，工会的确在这方面已经进行调研，而且从今年九月份就开始了。目前已经广泛接触了这些团体。“我们觉得积极地和他们沟通，把他们纳入到工会这种有序维权的体系当中去，这个探索是应该进行的。”

　　但他同时表示，这些民间组织本身的人员素质等情况良莠不齐，“所以这个过程，工会要做大量工作，难度也很大。”

　　曾飞洋称，“在微观方面，政府部门与普通劳动者的沟通往往不够。这点我们正相反，所以如果能结合起来最好。满足工人日益增长的各种就业、生活的需求，我们与他们的目标一致。”

　　对于黄庆南的受伤，工会也批下了1万5的慰问金。“但具体的合作事宜，还没有与我们有过联系。”黄庆南称。

　　与曾飞洋、黄庆南的观点相反，刘开明不认同工会“招安”的模式，他认为应该多给民间组织空间，不能太苛求，而政府最应做的是创造一个法制的环境，而不是使好不容易自发形成的公民社会的力量被收编。

　　张治儒也称，不认同完全受制于工会或政府，“这会丢失民间劳工维权组织的独立性，最好工会与民间劳工维权组织是一种发包与承包的关系。”

　　由于黄案的影响，不少维权组织已经停止了维权讲座宣传。“兔死狐悲，我们也在观望。”景祥说。虽然如此，景祥还是很乐观，“我们在夹缝中生存，可盘古开天地不也是先开了一条缝吗！”

　　本报记者 徐春柳 深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