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天津：外资的味道

　　天津报道 本报记者 马晖 金城

　　老工业城市兴衰

　　提起天津，很多人自然会将“老工业基地”的称号与之相连。

　　1860年，天津被辟为通商口岸，近代工业由此肇始。

　　此后，它创造了中国工业史上一系列“第一”：中国第一个碱厂、第一个纺织厂、第一辆自行车、第一块手表、第一台电视机、第一辆汽车，第一条铁路等都诞生于此。

　　及至上个世纪30年代，作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双峰经济”中的一峰，天津已经跻身东北亚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之列。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一段时间，天津生产的飞鸽牌自行车、海鸥牌手表、牡丹牌缝纫机成为那个时代中国人眼中的“三大件”，是时髦、高品质的代名词。

　　此后，这座北方都市几经兴衰，起起伏伏又都与工业有关。

　　改革开放之初，天津没能把握机会找准自己的方向，将许多传统工业的制高点拱手让与他人。第一轮经济发展中，把手表、缝纫机、自行车这“老三件”给丢了；在第二轮经济发展中，又把洗衣机、电

冰箱和电视机这“新三件”给丢了；在第三轮经济发展中，天津的传统优势产业基本上没剩下什么，俗称“八大天”的天碱、天化、天机、天重、天拖、天船、天钢等大企业都不复当年风采。

　　“这种丢弃不是在经济结构调整中的主动放弃，而是因为竞争力差而被市场所淘汰。”一位熟悉天津经济发展的专家表示。

　　与此同时，天津工业总产值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也逐年下降：1965年天津排名全国第五，1978年排名第十二，1988年排名更跌到了第十四的位置。

　　转机发生在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掀起了全国范围内的引进外资和发展民营经济的热潮。能否通过利用外资发展本地经济和嫁接改造现有的国有企业，探索一条振兴和发展天津经济的新道路?一场大讨论由此在津门展开，官、产、学各界都有积极参与。

　　当时所形成的共识，就是今日天津人耳熟能详的“三五八十”四大奋斗目标。1994年初，天津正式提出并开始组织实施。其中，“八”是指用8年左右时间，对天津全市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嫁接改造调整；“十”是指用10年左右时间，基本建成滨海新区。

　　“两者都涉及到对外资行业进入权的管制放松。”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研究所教授刘刚表示，天津从此选择走一条外向型经济的道路。

　　此后，天津产业结构有所优化，随着包括电子信息、汽车、化工、冶金、医药、新

能源及环保在内的一批新的强势行业崛起，制造业地位重归第一阵营。

　　1994年到2005年这10年间，天津工业增加值增长5.9倍，年均增长14.3%，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8个百分点。

　　2006年，天津被国家定位于“北方经济中心”，滨海新区又成为国家级新区，“高水平的现代制造业和研发转化基地”亦为其核心定位之一。

　　外资的味道

　　如果将1994年作为一个分水岭的话，其后的十几年，随着外商投资的不断涌入，这股新力量已经深深嵌入到天津工业发展的格局当中，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个城市的经济面貌。用天津市发改委主任李亚力的话来总结，就是“三资企业成为重要增长点，经济发展驶入外向型轨道”。

　　以如今天津支柱产业——电子信息产业为例，十余年的时间，异军突起，其崛起速度之快令人瞋目。在此过程中，跨国公司摩托罗拉的故事很值得回味。

　　1992年，摩托罗拉在天津开发区投资设厂。此后，在天津市扶持下，业务迅猛发展。15年间，由最初的1.2亿美元投资、几百名员工、几百万美元的收入，发展到目前的36亿美元总投资额、1万余名员工、2006年销售额超过100亿美元，其在天津的工厂目前已成为摩托罗拉全球最大的手机生产基地。

　　摩托罗拉进津具有强烈的示范效应。其后不久，韩国三星和日本三洋也陆续在天津投资设厂生产手机。三大国际品牌手机生产厂落户天津，形成了强大的产业聚集和辐射效应，吸引众多手机配套厂商进驻天津。

　　而拥有三大国际品牌手机生产厂的天津，也一跃而为中国最重要的手机制造基地。2006年，天津的手机生产量达到1.05亿部，占中国手机产量的25%，全球手机产量的10%。通讯及电子信息产业也自然成为天津支柱产业。

　　“摩托罗拉与天津的合作已经取得多方‘共赢’局面，未来天津仍将是摩托罗拉发展的‘重心’。”不久前，在投资中国20周年暨天津建厂15周年新闻发布会上，摩托罗拉(中国)电子有限公司总裁高瑞彬称。

　　然而，有时故事会有另外一种结局。

　　2007年上半年，世界手机市场风云突变，摩托罗拉净亏损2亿美元，手机销量大幅下滑40%。作为本地最大的工业企业，摩托罗拉的表现自然会在天津的经济数据上有所显现。据天津市相关部门11月底披露的数据显示，摩托罗拉前三季度实现产值累计下降24.0%，影响天津市工业增长2.3个百分点；1-8月份实现利税同比下降89.2%，影响天津市利税增长7.3个百分点；实现利润由盈变亏，影响全市利润增幅10.5个百分点。“

　　“摩托罗拉生产的下降，不仅影响了全市工业发展走势，也给全市工业企业效益带来较大影响。”天津有关部门表示。

　　在品尝过外资带来产业提升的甜蜜之后，你也无法拒绝被迫绑在别人战车上且战且退的苦楚滋味。这样的味道，天津难免会觉得“五味杂陈”。

　　与经济数据一时进退相比，另一个问题或许更为重要。

　　当初引进外资时，天津市政府所制定的策略是“以市场换技术”，设想通过引进外资来“促进本地产业结构升级，全面提高产业素质和产业竞争力”。十余年后，严峻的现实使得大多数人都意识到，这样的初衷更多是“镜花水月”。

　　进入天津的跨国公司，一直严格掌控着核心技术，企业很少是ODM(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er)而更多是OEM(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以通讯及电子信息产业为例，产业链上的内资企业大多处于产业链的末端，偏重硬件制造，信息服务业发展滞后，软件及系统集成相对薄弱。

　　目前，天津地区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规模缩小，甚至成为无产品、无资金、无技术的“三无“企业。为了生存，国有企业只能为合资企业和外资企业进行加工、配套，形成一批“保姆型”企业。

　　“从数据上看，天津很强大，是个巨人的身材；可你要对这个巨人做一个解剖的话，就会发现他的心脏很脆弱。”刘刚表示。

　　而在天津目前的其他支柱产业中，也或多或少存在着类似的问题：地方化和本地化的程度比较低下，技术扩散非常有限，某些关键性的零部件和原材料要么通过其国际

供应链来供应，要么是在全国范围内采购；另外，产业群与本地研究机构没有有效的互动。

　　政府之手

　　解读历史，是为了更好地面向未来。

　　1994年之后天津产业所走过的道路，曲折间有得有失。究其原因，很多研究者都表示，“政府在其中扮演了很大的角色”。

　　当年地方执政者选择“以外带内”的改革路径，进而导致其资源配置的严重倾斜，是今日外资在天津产业中不断做大的一个重要因素。

　　很长一段时间内，天津市尤其是位于滨海新区的几个功能区，都有很强烈的“外资情结”。当时天津经济开发区所信奉的原则是“跨国公司就是‘巨人效应’，就是老虎，我们要使开发区虎狼成群。”

　　为了与虎狼相伴，当地政府必须给予相当的好处。据当时参与天津市与摩托罗拉谈判的工作人员的回忆，为能使得这个跨国公司落户，天津市开出了优厚的条件：当时一般每平方米土地地价为200元，天津给摩托罗拉的优惠为每平方米150元，“这是促成协议最后签订的一个重要原因”。

　　对此，有专家表示政府在扶持主导产业时要格外小心，“你自己直接参与资源配置，效率肯定不会比市场机制高，还有可能为日后的产业发展埋伏下隐患。”

　　而有识者建言，天津应大力发展民营经济，这是提升产业协调发展、延伸产业链条的又一个良方。

　　天津目前产业所存在的聚集规模度不够、产业链条不完善、企业间专业化分工协作网络欠缺、工业布局与产业发展之间不协调等问题多与民营经济发展落后有一定关联。

　　“滨海新区有大石化、大冶金、大港口，这些大项目都开始了。大项目本身只是推动这个地区发展的一个引爆点，如果想要在这个地区连续辐射、连锁反应，要取决于民间。说到底，靠中央政策和大项目是支撑不住这个地区的发展的。“天津经济学会会长、南开大学教授周立群表示。

　　如今，天津市政府也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这个问题。

　　天津市委书记张高丽在市第九次党代会上的报告中明确提出：围绕优势产业和大型企业，积极发展零部件配套产业，拉长产业链，提高自我发展能力，形成“专、精、特、新、强“的中小企业群体，使个体私营经济、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发展成为天津经济增长的新亮点。

　　此前，天津市还出台了“关于加快民营经济发展的20条意见”，从放宽市场准入、加大金融支持力度、深化监管服务方式改革等多个方面扶持民营经济的发展。

　　作为天津市引进外资的核心区域，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过去一直对民营经济“不太感冒”。11月初，他们却主动送当地20名民营企业家去中央党校学习。开发区保税区工委宣传部副部长丁磊表示，“学习什么内容倒是其次，关键是想向民营企业家传达一个信息，政府开始重视他们了”。

　　这样的举动，或可视作执政者对过往发展路径的一次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