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监女处长受小贿 海南药企每次送2000元

　　在国家药监局窝案落马的官员中，药品注册司化学药品处处长卢爱英是唯一的女性。这位注册司长曹文庄的得力助手，她的贪婪与占有欲与众不同，除去最高一笔5万元外，单笔受贿金额大多是万元以下，尤以2000元居多。法院认定她受贿36万余元——10年平均每天受贿100元。

　　2007年7月5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卢爱英有期徒刑13年；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年零6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4年。

　　一审判决后，卢爱英不服判决，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目前，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正在二审之中。

　　别人也都有份儿，年年享受“岁敬”

　　1996年2月，46岁的卢爱英被任命为国家医药管理局科技教育司科研管理处副处长。这个位置，关联着许多单位的生存问题：生产企业和科研单位如果想在国家医药管理局立项，必须经过卢爱英的审批。

　　在这些项目的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利益，如果立项成功，国家则拨相关科研经费。一些生产企业和科研机构，如果拿不到或者拿到很少的项目，也就意味着科研人员没事干，全单位的人都要饿肚子。

　　“岁敬”，是旧时代官场的一个潜规则，就是逢年过节时下属官员向上级官员“供奉”的礼金。1996年春节后，刚上任的卢爱英收到了下属单位的第一份“岁敬”。

　　送“岁敬”的两人来自天津的一家医药研究单位，其中的张某曾与卢爱英一起共事。当张某和他的领导得知卢爱英走马上任之后，连忙赶赴北京专程看望她。

　　在聊了一些不咸不淡的话题之后，张某和其领导起身告辞。临走时，张某拿出一个信封放在了卢爱英的办公桌上。

　　卢爱英以为是什么材料，打开信封一看，里面是2000元现金。在当时，2000元差不多是卢爱英两个月的工资收入，她双手像捧着一个刺猬一样，忙拉住了张某。张某说：“大姐，您别嫌少，我们知道您在国家机关收入低，这是我们的一份心意，贴补点家用吧。而且这钱也不止给您一个人，别人也都有份儿。”

　　当卢爱英听说“别人也都有份儿”时，便收下了。

　　从1996年到2002年，张某和他的领导，每逢春节前后都会给卢爱英呈上“岁敬”2000元；从2003年到2005年春节，“岁敬”增加到3000元。加上卢爱英和她的爱人住院期间，张某两次共送给卢爱英“营养费”5000元，卢爱英共收受张某贿赂2.8万元。

　　与天津这家医药研究机构相同的是，2002年2月至2004年1月，卢爱英因为给山东一家医药研究所的药品申报及注册提供了帮助，先后3次收受该所所长张女士给予的“岁敬”共计6000元。而这6000元竟然全部是张女士的个人奖金。

　　“少吃多餐”，收钱只收几千元

　　1998年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与卫生部药政司等机构合并，成立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郑筱萸出任首任局长。而已是正处长的卢爱英，顺理成章地成为新成立的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化学药品处处长。

　　可以说，国家药监局最要害的部门是药品注册司，而注册司最要害的部门是化学药品处，所有化学药品都要经过卢爱英这一关。

　　此时的卢爱英被称为“医药界女强人”，手中权力渐渐达到了她人生的顶峰。不过，卢爱英的受贿胃口和其他贪官相比，太小了——从2000元增加到5000元，这是她的底线。她自欺欺人地以为，“少吃多餐”才稳妥，每次收5000元算不上什么大事，也算不上受贿。

　　很多企业老总得知卢爱英只收几千元的这个嗜好之后，纷纷投其所好。

　　多家制药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如过江之鲫纷至沓来，几乎每人每次都是留下几千元的“岁敬”或“茶钱”。如海南一家赫赫有名的制药企业董事长，每次到卢爱英的办公室，都放下2000元，4次给了8000元。

　　某制药企业为了某种药品能尽快得到审批，该企业的殷总打通前期所有关节之后，批文却卡在卢爱英手里迟迟没有音讯。因为跟卢爱英不熟悉，殷总在卢爱英上班后，直接来到卢爱英家找到其夫，匆匆留下装有5000元的信封就离开了。不久，殷总拿到了批文。

　　有了这次未谋面的“交情”，殷总迅速与卢爱英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卢爱英专门给殷总打电话说：“再有药品申报，你不用往北京跑了，直接给我打个电话，我给你办了就行。以后你逢年过节来北京的时候，别忘了来家坐坐啊。”

　　在不知不觉间，卢爱英超越了5000元的底线。2004年春节之后，殷总送给卢爱英1万元，她没有拒绝。殷总3年共送给卢爱英两万元，获得了若干个批号。

　　然而，并不是只要送了钱就能拿到批号的，四川一家医药公司就很不走运。

　　2005年9月，四川一家医药公司的负责人，在申报的“维生素B1和维生素E两种药品暂不采用国家标准管理”的过程中，找到卢爱英帮忙。

　　卢爱英让对方回去等消息。这个负责人留下回四川的车票钱，从随身携带的差旅费中挤出1万元交给卢爱英表示感谢。但是，等他回四川过了好久之后，卢爱英才打电话告知他们公司的申请没有获得批准。

　　这位负责人没有办成事，只好自己掏腰包垫付了这1万元。

　　胃口被撑大，栽在“掮客”手上

　　有一个人能把卢爱英玩得团团转，最后还把卢爱英扔进了监狱，这个人就是手眼通天的中国药学会咨询部主任刘玉辉。

　　从1996年收到第一份“岁敬”以来，卢爱英一直坚持“少吃多餐”的受贿方式，这也是她能够安心地多次受贿的原因。但是，随着职务的提升，成为厅级巡视员的卢爱英，最后还是吃了大亏。

　　最终把卢爱英拉下马，并供出卢爱英的是“掮客”刘玉辉，而把卢爱英胃口撑大的，也是刘玉辉和“拿号王”魏威。

　　刘玉辉最初找卢爱英帮忙，是为了白云山制药厂的利益。但是，当刘玉辉发现卢爱英的胃口不大时，很高兴。因为曹文庄等官员的胃口太大，而卢爱英只占小便宜，这就大大减少了投入成本。因此，除了白云山制药厂的批文，刘玉辉大量接手了一些制药企业批文的审批斡旋事宜。

　　2004年，刘玉辉为深圳某药业公司办理多种药品增加规格，多次找到卢爱英，卢爱英同意将深圳这家药业公司申报的药品，越权直接在国家药监局审批。2005年春节前后，为了感谢卢爱英的帮助，刘玉辉送给卢爱英一个水果篮，果篮内放了5万元。

　　第一次收到这么大数额的“岁敬”，让卢爱英提心吊胆了好一阵子。为了稳妥起见，卢爱英还是把自己“少吃多餐”的观点传达给刘玉辉，刘玉辉当然言听计从。此后，每次办事或者不办事的时候，只要刘玉辉到卢爱英的办公室或者家里，都甩下5000元“茶钱”。如果卢爱英出国，刘玉辉每次也都给卢爱英1000欧元或者2000美元。

　　当然，这些钱都是一些制药企业提供的，卢爱英也知道刘玉辉拿了大头，而自己只是拿了一点零头。虽然是自己定下的“少吃多餐”的规矩，但心里总有些不平衡，有什么办法让刘玉辉源源不断地往自己的腰包里塞小钱呢？

　　2004年7月，卢爱英的女儿大学毕业后没有找到工作，卢爱英觉得这是个揩油水的好机会。这年年底，卢爱英向刘玉辉倒起了苦水：“我女儿大学毕业半年了，还没找到工作，我们老两口没几年就该退休了，以后怎么办啊！”

　　刘玉辉听出了卢爱英的话外音，当即爽快地说：“让你孩子帮助我翻译资料吧，每月支付工资5000元怎么样？”

　　卢爱英说：“5000元对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说太多了，我定个数吧，3500元，怎么样？”

　　既然卢爱英主动“降价”，刘玉辉同意了。卢爱英给了刘玉辉一个

银行卡号码，之后，刘玉辉先后3次给这个银行卡里共汇入人民币1万余元。但是，卢爱英的女儿根本没有为刘玉辉做过任何翻译工作。

　　随着“感情”的加深，卢爱英和刘玉辉把这种“感情”渗透到双方的家庭之中。2005年6月，魏威的阿尔贝拉公司申报“神经节苷脂”等两种药品的修订，卢爱英给予了决定性的“关照”，所以，魏威和刘玉辉都万分感激卢爱英。

　　一个月后，刘玉辉专程邀请卢爱英夫妇来到河北燕郊他的

别墅做客。午饭后，他给了卢爱英两万元，卢爱英开始还百般推辞，但刘玉辉说：“这钱是魏威送的，他们有的是钱，你不要白不要。”

　　卢爱英听刘玉辉这样说才收下了。而事实上，仅仅这一次，魏威就给了刘玉辉1.6万美元现金和3万元人民币的购物卡。两个月后，卢爱英

装修厨房时，刘玉辉给了卢爱英价值1万元的购物卡。卢爱英对刘玉辉送购物卡的方式大加赞赏，觉得这要比直接送钱面子上好看多了，也安全多了。

　　得知卢爱英爱上了购物卡，刘玉辉再次找到一个送购物卡的理由。

　　2005年10月，广州白云山制药总厂为了避免该厂研制的药品“头孢硫脒”不被其他制药企业仿制，希望通过刘玉辉的关系，请国家药监局拒绝受理其他制药企业申请对该药的仿制。

　　曹文庄是刘玉辉的“铁哥们儿”，而卢爱英的胃口还要稍稍填补一下。于是，刘玉辉和白云山制药总厂的领导一起宴请了卢爱英夫妇。饭后，刘玉辉把5张面值人民币2000元的购物卡塞进了卢爱英的包里……

　　日进百元，10年受贿额与工资相当

　　在2005年10月，收到刘玉辉送给自己5张购物卡之后，卢爱英担心有一天会东窗事发祸及自身。为了将来安全，她把赃款全部装在一个密码箱里，然后找到以前的同事高某，请高某以个人名义在银行开设一个保管箱，说是存放丈夫公司的钱款和文件。

　　高某将保管箱的两把钥匙全部交给了卢爱英的丈夫，这样卢爱英和丈夫可以随时开箱取物。

　　2006年1月12日，因涉嫌行贿受贿被羁押的刘玉辉供出了卢爱英。当天，正在宽沟开会的卢爱英与曹文庄等人一起被检察机关带走。

　　卢爱英除了如实供述收受刘玉辉贿赂的事实外，还主动坦白了收受其他医药厂家、企业给予贿赂款的事实。

　　第二天，得知妻子被检察机关带走，卢爱英的丈夫急忙找到高某，提出更换银行保管的要求。但此时高某已听说卢爱英被检察机关传讯的消息，感觉到保管箱里的东西可能来路不正，所以委婉地拒绝了。

　　2007年2月13日，根据卢爱英的供述，检察机关在招商银行北京亚运村支行打开了这个保管箱，从保管箱中起获人民币80余万元、美元1000元、港币1万元及欧元250元。最终法院认定受贿赃款36万余元，其余的49万余元不能说明合法来源。

　　巧合的是，国家药监局出具证明：1998年1月到2006年2月，卢爱英的工资及生活补助费的总和为人民币近36万元，与她的受贿数额基本相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