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陆城市开放型经济的重庆试验

　　中央意图

　　昨日上午，联合国《2007年贸易和发展报告》在重庆万豪酒店准时发布。数十位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以及各级政府官员到场。

　　专业人士都明白，《贸易和发展报告》是联合国最重要的年度出版物之一，每年发布后，都会影响相关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

　　“这个发布会可以告诉全世界，在中国，不仅有北京和上海，重庆也可以和他们相提并论。”重庆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蒲勇健教授参加完发布会后仍意犹未尽，他认为报告的内容非常重要，但对于重庆而言，象征和符号意义更大。

　　在蒲勇健印象中，过去即使是和经济有关的权威学术会议，也大多安排在沿海地区，像重庆这样的西部内陆城市，则很少被光顾。“可以说，重庆代表的是整个内陆地区，把如此重大的会议安排在重庆，无疑是中央政府的考虑。”

　　商务部国际司副司长张克宁在接受时代信报采访时，证实了这一看法。

　　张克宁称，在参与全球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沿海地区已得到全面的发展，但中国的未来不能只有沿海地区，中央政府开始更多地把目光转向中西部。这个发布会选择在重庆举行，给世界了解重庆乃至整个西部内陆地区的机会。

　　“虽然优势不及北京上海，但外资已经开始将触角延伸到中国的内陆城市，他们现在缺少的是对内地的了解。”张克宁称，包括商务部与重庆签署《共同建设内陆开放型经济合作备忘录》在内，目的就是要探索内陆地区发展开放型经济的全新模式。

　　重庆试验

　　这份备忘录于10月13日在北京签署，使重庆成为内陆首个部市共建开放型经济的“试验田”。

　　根据这份备忘录，商务部与重庆共建的开放型经济模式，其探索领域包括：统筹出口和进口，在继续发展进口同时，更加注重进口外部先进技术、资金、管理和智力；统筹出口和内销，在大力发展内需型经济的基础上，积极发展优势产品和服务出口；统筹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在充分利用国外资源的同时，更加重视利用沿海地区的资金、技术和人才。

　　在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上，重庆并非内陆最好的城市，为何“试验田”花落重庆？张克宁表示，城市选择是多方面的，但是起步和示范应该更快地产生效果，“选择重庆，是科学发展考量的结果，重庆在中西部地区更具示范意义”。

　　专家认为，探索内陆开放型经济路径，还有另外一层含义：解决中国吸收利用外资的区域分布不平衡问题。据统计，2006年，全国利用外商投资695亿美元，外资项目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西部实际使用外资仅占全国总量的3.45%。

　　重庆市外经贸委人士透露，和统筹城乡试验区一样，重庆开放型经济的试验也有先行先试的权限。

　　备忘录提出将整合重庆所在国家级开发区与省级开发区北部新区的功能，形成一批各具特色的产业集群，同时，商务部将一定权限下放，对商务部列入重点推介的2亿美元以下的外资鼓励项目，在其权限下委托重庆自行审批，并适当扩大重庆下发对外投资批准证书的权限。

　　“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和统筹城乡综合改革试验区是同等级别的关系。”有关政府官员表示，重庆作为集各类政策与先行先试权于一体的直辖市，将更受世界的关注。

　　破题路径

　　事实上，贸易和发展报告的发布，离内陆外向型经济发展试验区的落户不到半月。重庆市外经贸委主任李建春在接受时代信报采访时称，中央的特别关照，为重庆开启了一扇对外合作的门。

　　之前，重庆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步子还不够快，领域不够广，层次不够高。虽然已有180个国家或地区与重庆建立经贸往来关系，但在区域合作中，还只局限于香港、澳门，以及东盟的次区域合作。

　　李建春透露，接下来，重庆将通过韩中工业园的打造，进入北美贸易区。他预测，今后，重庆将会更多地参与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

　　发展对外经济，重庆该如何破题？重庆大学副校长、著名区域经济学家陈德敏在接受时代信报采访时称，首先应该打造形成区域中心，这样会使重庆成为生产要素集聚和辐射的高地，以吸引外资的目光。其次，可以充分发挥和挖掘重庆的优势产业，寻找与国外需求的切合点，这样才有利于加强合作，做出自己的特色。目前，重庆可以在汽摩产业上做一些尝试。

　　对此，蒲勇健也持相同的观点，他认为，重庆汽摩产品虽然没有品牌优势，但还具有劳动力和成本优势，目前正是加大向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出口的最好契机。

　　重庆是否能够成为区域合作的平台呢？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潘国平博士提出大胆的设想。

　　他认为，2002年在重庆通过的《重庆宣言》，其核心理念就是积极倡导亚洲应努力建立统一的区域合作组织，努力实现一体化，也就是创建亚洲共同体———亚洲联盟，以促进亚洲各国在各领域的合作。

　　“目前，亚洲各国各地区寻求合作共赢的意愿日益增强，区域和次区域合作蓬勃发展。”潘国平称，亚洲各国应当充分利用现有合作机制，拓展合作领域，完善合作方式，增强合作实效，把亚洲区域合作不断引向深入。

　　在潘国平的设想中，重庆可发起“和谐亚洲与亚洲联盟”论坛，邀请国际组织领袖和亚洲各国政要，共同探讨组建亚洲联盟在构建“和谐亚洲”中的角色、地位和作用，最终促使亚洲联盟成立并落户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