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新路径：东盟次区域经济合作协同区

　　重庆报道　本报记者　吴红缨

　　重庆与东盟往来日益加强。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推进，西南地区对外开放层次不断提升，急于摆脱内陆城市劣势的重庆，对深度参与东盟次区域经济合作，并扮演重要角色的意愿越来越强烈。

　　继重庆市委、市政府领导先后出访菲律宾、柬埔寨之后，9月12日，来自东盟10个国家的法学界代表，在重庆举行的“第三届中国—东盟法律合作与发展高层论坛”上共商多边合作中的法律协调问题。

　　重庆欲打通南部通道

　　东盟在重庆对外贸易中的地位日益凸显。

　　“东盟已成为重庆最大的对外贸易伙伴。”重庆市外经贸委副主任王济光介绍，“2001年，重庆对东盟国家的出口额占到全市出口总量的46%，近几年随着市场多元化，这一比例虽有所下降，但都保持在10%以上。”

　　据重庆市外经贸委统计，2006年，重庆对东盟国家的进出口总额为5.6亿美元，其中进口额同比增长116.3%，出口额同比增长32.4%。截至2007年7月底，283家东盟外商涉足重庆的房地产、汽车摩托车零部件制造、餐饮、软件等行业，合同外资投入近5.8亿美元。

　　而在2000年-2006年间，重庆有7700万美元投向东盟各国的机械制造、农业与矿产资源开发产业，尤其是2006年，对东盟投资占重庆对外直接投资的比重已经超过45%。

　　区域经济专家、重庆工商大学副校长廖元和表示，重庆与东盟经济发展水平相当，产业互补性强，具有良好的经贸合作基础和巨大发展潜力。

　　“重庆工业产品，在东盟有极大需求，而东盟的石油、矿产、橡胶以及各种原材料是重庆经济持续发展所需动力。”廖元和说。目前，重庆市政府和中石化正在向国务院争取，从缅甸铺设一条石油管道，经云南进入重庆，以解决重庆发展石化工业所需能源。

　　实际上，近年来，重庆对开拓东盟市场一直持积极姿态。早在2002年7月，重庆市政府就与广西凭祥市建立了口岸“大通关”协作机制。截至目前，凭祥市聚集的重庆客商占其外地客商总数的50%，重庆市经凭祥出口的产品，出口额占凭祥同期对外贸易成交量的40%。

　　2006年，作为对“泛北部湾区域合作”的呼应，重庆又与广西签订了经贸合作协议，在产业、资源、现代流通业、贸易、产权等五大方面开展合作。今年6月，双方再签合作备忘录，重庆成为“中国—东盟博览会”在中西部地区的第一个特别合作伙伴。

　　此前，重庆还在2003年与云南省瑞丽市达成了“大通关协作机制”，为经瑞丽入缅甸和老挝等地的重庆产品提供快速通道。

　　为突破交通瓶颈，在今年6月获铁道部通过的＜重庆铁路枢纽规划方案＞中，新规划的“西安-重庆-昆明”的快速铁路引人注目，届时，重庆到昆明不需转道贵阳，行程大为缩短。更重要的是，重庆至昆明铁路建成后，将搭上泛亚铁路，从而步入东盟自由贸易区“快车道”。泛亚铁路起于新加坡，止于昆明，途经马来西亚、泰国、柬埔寨、越南、老挝、缅甸等国，可望在2015年建成。

　　王济光还透露，国家正在筹建重庆—越南高速铁路，大致走向为重庆—南宁—河内，建成后重庆至越南只需数小时时间。

　　上述种种举动，无疑都将促进重庆与东盟各国之间更为紧密的联系。

　　从全国来看，重庆与东盟经贸联系并不突出。5.6亿美元的年进出口额，较2006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交易总额的1600亿美元，可谓微不足道。

　　“中国—东盟法律合作与发展高层论坛”在渝召开，得力于重庆方面的争取，而其实际的意义，在于扩大重庆在东盟的影响。

　　这与重庆在与东盟各国的区域合作中处于边缘地位有关。“重庆并非CAFTA框架下的次区域合作主体，其地位及参与方式也未被有关方面认可，因此在地区事务的发言权有限。”王济光说。

　　协同区主体构想

　　“CAFTA框架下的次区域合作，必须探索新的理念。”王济光称，“现在世界上各种自由贸易区，地理因素越来越不重要。美国和韩国可以签自由贸易协定，韩国和东盟也在谈。因此，并不是说广西、云南离东盟近，区域合作就一定优势，我们离得远，就没有优势。”

　　东盟次区域合作曾有多种形式，如“东盟湄公河流域开发”，以及中老缅泰的“黄金三角”等。王济光认为，“在实践中，这些地区暴露出一些问题，即单靠一个省的力量，实施效果不是太理想。”

　　主要原因在于，沿边城市，产业结构雷同较多，互补性欠缺。廖元和也表示，“区域合作中，产业要形成优势互补，并非一时之事，必须拓宽合作思维，现代区域合作已经完全可以超越地理位置，而重点考虑经济互补性与产业布局因素。”

　　那么，重庆将如何参与CAFTA框架下的次区域合作？王济光提出了他的构想模式，即拓展次区域合作外延，建立协同区。

　　他所提及的次区域合作，大框架是最近中国及部分东盟国家的政界与学界提出的，在更大的范围整合资源的“一轴两翼”合作新模式。即在地理布局上，由南宁-新加坡经济走廊一个中轴和泛北部湾区域合作、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两个板块组成。

　　“泛北部湾区域合作”在地理概念上，涵盖中国、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文莱、印度尼西亚七国。在中国方面，地理区域上的核心区是广西和海南，昆明、成都、重庆、广州四大中心城市则可作为协同区外围线，依托其良好产业基础和服务优势，形成与次区域区内东盟相关国家经济互补。

　　在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中，中国方面以云南为重点，联合中国西部省份以及东部省份，形成次区域经济合作的核心区，而延伸区则面向中国内陆省市以及次区域以外其他东盟国家。

　　“重庆市虽然不是东盟国家的中国边境省份，但产业结构的互补性、东盟自由贸易区大后方的空间位置，以及中国区域发展战略中西南大通道的枢纽和物流中心地位，使重庆在任何东盟自由贸易区框架下的次区域合作中，都可以成为次区域协同区的重点城市。”王济光说。

　　王济光表示，“这个构想不一定马上就能实现。当初，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是通过构想完成的，泛北部湾，也是提出构想一年多了，很多国家已开始认同，我们这次在论坛上提出，也是希望通过各种渠道，取得有关方面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