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辨析“刘易斯拐点”
中国到达“刘易斯拐点”有可能是一个伪命题，真正要担忧的是社保缴费比例过高这样的公共政策对经济运行和消费增长的扭曲李伟/文
自2004年开始，“民工荒”、“招工难”、用工成本高的问题愈演愈烈，大家忽然发现，过去似乎源源不断的民工都到哪里去了？与此同时，“刘易斯拐点”逐渐成为了社会上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
何为“刘易斯拐点”？
所谓“刘易斯拐点”是指这样一种情况：在二元经济结构中（现代工业部门和传统农业部门），在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消失之前，社会可以源源不断地供给工业化所需要的劳动力，同时工资不会上涨。直到有一天，工业化把剩余劳动力都吸纳干净了，这个时候若要继续吸纳剩余劳动力，就必须提高工资水平。否则，农业劳动力就不会进入工业。这个临界点就叫作“刘易斯拐点”。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的确符合“刘易斯拐点”所描述的情形。在1978年，中国第一产业产值占GDP的比例为27.7%，但其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为70.5%。农业部门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些人处于半失业、全失业的状况，农业生产效率低下。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实行了大为不同的经济政策，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进城并在工业部门就业。这使得原先那些缺乏就业机会的农村劳动力立刻变为了全就业状态，生产率大幅上升，GDP增速高企。
随着农村劳动力不断进城务工，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不断下降。2015年，中国第一产业产值占GDP的比例已降至9%，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也降至28.3%。按照“刘易斯拐点”的观点，目前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已被吸纳干净，工业部门要想继续吸引工人，就必须提高工资。在这样的状况下，“民工荒”、“招工难”、用工成本高也是很容易理解的。
关于企业在招工上遇到的困难，长江商学院的田野调查数据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先解释一下图表1中的指标。长江商学院每月会在其校友企业中做问卷调查，询问这些校友企业在经营方面的种种状况，其中之一就是企业主对未来半年用工成本趋势的预期。前瞻指数使用的是扩散指数，这与采购经理指数（PMI）相同，指数以50为分界点，50以上代表改善或变好，50以下代表恶化或变差。很清楚，近五年的数据都处于高位，这表示企业在用工上的支出不断上涨。
中国“刘易斯拐点”来临？
那么中国是否真的到达了“刘易斯拐点”呢？笔者认为不是，原因有四，第一，中国农村仍有大量的劳动力尚未转移至城市。上文已述，农业部门就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员的比例接近30%，但创造的产值却不到GDP的10%，那么发达国家的相关数据如何呢？以美国为例，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和美国劳工局的数据，2015年美国农业部门（涵盖农业、渔业、林业和狩猎业）所创造的产值占GDP的比例为1.4%，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0.3%。无论是产值，还是就业人数，美国都远低于中国。这意味着随着农村技术进步和生产率的提高，中国仍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可以进城转向现代工业部门就业。
根据2014年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布的一份报告（报告名为《中国：推进高效、包容、可持续的城镇化》）称，以目前的机械化程度衡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约有1.05亿。
第二，中国存在大量的农民工，这些农民工就像候鸟一样在工作地和家乡之间转移，他们并没有完全融入城市生活，转为市民，一旦经济形势出现变化，例如增速下滑，这些人随时可能回到家乡，由此增加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截至2015年，中国农民工的总数为2.8亿人。
第三，中国有很多农民害怕迁移外地之后有可能失去在家乡的土地，而农民在城市中无法享受到与本地市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土地对农民来说也是一条退路，因此有一批农民不愿进城打工。
第四，2004年以来中国“民工荒”的主要原因不是剩余劳动力的减少，而是农业税的减免。农业税是国家向从事农业生产的单位和个人就其取得的农业收入征收的一种税。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央政府一直在稳步推进农业税改革，并在2006年1月1日废除了农业税，国家从此不再针对农业单独征税。与此同时，国家还对农业进行了一系列的补贴。这些政策上的转变提高了农民进城离乡打工的机会成本，减少了农民工的供给，因此城市出现了“民工荒”。
因此，基于以上四点，笔者认为虽然近几年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绝对数字在下滑，转移的劳动力也不像过去那么多了，但目前的“民工荒”更多是体制造成的，只要打破这些体制的束缚，中国就会再次出现大量农民进城工作的现象，所以“刘易斯拐点”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从学理上说，“刘易斯拐点”描述的是在一个生产效率低下的经济体中，农业劳动力转向工业的过程。由于农村劳动力过剩，因此工厂只会付出稍稍高于农业收入的工资。但“刘易斯拐点”的假设中是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的。也就是说，没有人为的政策去干扰这一过程。很明显，中国不符合这个假说，中国的二元体制在很大程度上是政策造成的，例如户籍制度，所以笔者认为用“刘易斯拐点”来解释目前的“民工荒”现象是不合理的。
工资上涨利大于弊
退一步说，即使中国已经出现了“刘易斯拐点”，普通劳动者的工资开始上涨，这对中国来说也是一件利大于弊的事情。
一方面，工资上涨会升高企业的经营成本，但换个角度说，这种形势对整个企业界来说是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效率更高的企业更容易在压力下发展，这将提升整个经济的生产率，有利于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
另一方面，工资上涨意味着普通劳动者手中的可支配收入上升，中国是一个大国，经济发展应主要以内需为主，尤其是应以消费为主。富人的消费倾向较低，普通劳动者的消费倾向较高，因此后者收入的增加会带来更多的居民消费，在提高居民福利的情况下推动经济发展。
从图表2可以看出，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非常非常低，在这方面“遥遥领先”于全球其他经济体。中国居民消费占比低的原因有很多，这里笔者不展开谈，但要想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中国就必须改变目前的这种状况，把居民消费占比提上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普通劳动者工资的上涨是一件好事。
实际上，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投资无非是为了保证未来有更多的消费品和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但不应该害怕工资上涨，反而应该欢迎这种现象的出现。
然而，目前有一个阻碍消费增长的因素，就是中国的社保缴费比例过高。社保本质上是一种税，国家拿走的越多，普通劳动者可支配收入就会越少。根据清华大学白重恩教授提供的资料，在中国，五险加起来大概是工资的40%，其中养老缴费率是28%，这个比例哪怕是在重税重福利的北欧国家，也没有一个超过中国的，以瑞典为例，其养老保险的缴费率是18%。社保和其他许多重要的公共政策类似，不是越多越好或越大越好，而是要把握住分寸。太少，最低保障就太低，有损社会公平；太多，缴费负担太重，有损经济效率，因为企业为了减少负担就会减少产出和降低对劳工的需求，最终降低全社会实际工资水平（工人每小时工作收入的实际购买力）和全社会消费。无疑，过高的社保缴费比例与我们提升居民消费占比的目标是相互冲突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中国达到“刘易斯拐点”是一个伪命题，如果这是一个正确的判断，那么这对中国是一件利大于弊的事情，真正要担忧的是社保缴费比例过高这样的公共政策对经济运行和消费增长的扭曲。
（作者为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案例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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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周宇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