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清：实施产业政策还需加强社会公共治理

　　郑振清：实施产业政策还需加强社会公共治理

　　【财经网讯】由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举办的“产业发展与国家治理”高层论坛于今日举行。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郑振清副教授表示若要促进产业政策的成功，必须进行诸如劳资关系协调在内的社会公共治理。

　　郑教授认为制约产业政策发展的瓶颈很多，不仅仅是税收和补贴，更关乎劳动力和工资问题。且东亚国家的社会基础条件不如欧洲，劳动力水平低、部分劳动力诉求还涉及政治诉求，我们应当更为关注劳资关系的协调和能力资源的开发。而在发展型的体制中，应重视政府经济，以及社会基础设施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

　　郑教授还谈到新加坡处理劳资关系的特殊制度，除了我国已经学习的公积金制度，还有确保经济增加成果能够公平分配的全国工资理事会；推广生产管理和弹性工资的生产力局；和负责新加坡产业经济发展和产业政策有效执行的工业仲裁委员会。

　　以下为发言实录：

　　郑振清：我结合自己的认识提一点观点，大家还在关注产业政策的时候，这个战火实际已经改变了，大家已经注意到，一开始在谈政策的时候，还是单兵作战，现在已经是多兵种作战，所以我们现在不能简单停留在政策层面。这个社会治理跟产业政策有什么联系，我是十年前在新加坡做过一些调研，那么这几年也多次到台湾进行调研。那么今天我想谈的有三个，第一个是关于当产业政策放大到政府角色这个层面的话，那么我们会有一个空间，会有一个发现。大家说这是多兵种联合作战，有更多的学科参与。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都参加，这是一个福音。什么叫产业政策呢？一个基本概念是说，政府对产业的形成和发展所采取的政策干预，这种干预可以是补贴，好了，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就要消除产业发展的瓶颈，一个产业的瓶颈很多，不仅是补贴、税收，还包括很多，比如说劳动力的问题，工资问题，技术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已经超出了国内的视野，因为在发展中国家，包括在东亚国家，还有中国，有一个共同点，我们社会的基础条件永远比不上欧洲，我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问题是很多国家的劳动力水平低，这就需要政府动员培训。第二个是有的国家劳动力的诉求，不仅有经济诉求，还有政治诉求，那么对这种情况影响着资本投入的意愿，这种情况下，很多时候两败俱伤，需要政府提供协作，这个协调的能力。那么在亚洲，包括欧洲都存在很多问题。东亚的国家和地区为了制定政策的成功，会同时进行相关的社会公共治理，劳资关系协调，能力资源的开发，这些都是我们今天所谈的产业政策中最优的一个条件。   

　　第二个我想谈一个转向，我们回顾一下，刚才说了企业家，就是说孙悟空，他是无所不能的企业家，当转到政府角色的时候，他是高瞻远瞩的，他有预知一切的风险，他有各种武器，各种宝物可以拿出来。所以当我们谈到这个，你忽略了一个，取经团队在哪儿，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如果孙悟空说俺老孙不干了，怎么办？所以强有力的企业家，加上高瞻远瞩，我们才能够全面的，需要猪八戒，需要沙僧，这是一个团队建设。结合东亚、欧洲还有很多国家的实践，社会公共治理很受重视，举两个例子。

　　一个在中国工作的韩裔的人，他说必须重视广泛劳资关系的建设，将政策的风险社会化，因为必须有一个团队，才能把一些东西做好，这是一个研究的政策。

　　另外一个是发展型的体制，这个其实包括很多，应该重视政府经济，社会基础设施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这个环节要镶嵌在基础设施里，这是美国学者对产业发展的一个研究。在相应进展中，很多政策已经提出了，但特别重视政府的治理绩效。

　　那么第三个我想谈一个案例，这个案例是我对新加坡的关注，让大家注意到，我们二三十年不断的学习新加坡，有一个制度跟大家相关的，我们学习的新加坡，一个是公积金制，新加坡是亚洲最好的，我们实际上在学新加坡，包括新加坡人政建设。那么新加坡这个产业，在我看来是比较成功，第一个方面，新加坡经济持续的增长，这个产业政策跟国家，跟相关政府，社会组织的协调，所以新加坡的社会治理是互相匹配的。那么新加坡这个案例，一个是全国工资理事会，这个是新加坡政府、劳方、企业方一起提出来的，这个对于能够来改变，改善产业发展的条件非常重要，要确保经济增加的成果公平分配，逐年的有所调整，有所增加。要防止不公平的增长。这个理事会还提出来要保证劳资双方的话语权。

　　第二个机构，新加坡国家生产力局，那么这个生产力局，一个要推广，包括生产管理，有弹性的工资，这个在西方国家有市场，在亚洲国家，往往需要政府积极主动去推动。我们看到从七十年代以来，产业升级都比较成功，跟这个是有关的。

　　第三个案例，这个机构叫工业仲裁委员会，是一个劳工法庭，那么工业仲裁委员会负责新加坡产业经济的发展和产业政策的有效执行，能够解决社会问题，劳资增长问题等等。以上是我分享的几个方面。当然还有韩国的，我重点谈新加坡，这个对我们国家是有启发的，这个是我的发言，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