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革深水突围：化解过剩产能将排在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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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经》封面报道 《财经》记者 降蕴彰 施智梁/文

　　继南北车合并、中冶与五矿合并之后，中国两大龙头钢铁央企，宝钢集团和武钢集团重组之旅开启。

　　停牌近三个月的武钢股份9月20日晚发布公告称，宝钢股份将向武钢股份全体换股股东发行A股股票，吸收合并武钢股份，宝钢股份为合并方暨存续方，武钢股份为被合并方暨非存续方。同日晚，宝钢股份也发布了类似公告。

　　武钢股份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武钢集团拟通过无偿划转方式将持有的公司2.47亿股A股股票划转给北京诚通金控投资有限公司，2.47亿股A股股票划转给国新投资有限公司。该无偿划转事项尚需取得国资委的批准。

　　此次无偿划转实施完成后，武钢集团持有公司股票53.25亿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52.76%，仍为公司控股股东；北京诚通金控投资有限公司、国新投资有限公司则分别持有公司各2.45%股份，持股数量均为2.47亿股。

　　宝钢股份19日晚间也公告称，宝钢集团拟分别向诚通金控和国新投资无偿划转4.03亿股A股股份，该无偿划转实施完成后，宝钢集团将持有宝钢股份74.84%的股票，诚通金控和国新投资则分别持股2.45%。

　　业内普遍认为，宝钢武钢的联姻，可视作近年来中国钢铁行业最大规模的重组事件，意味着国企改革概念股将轮番启动，也意味着国企改革已在深水区突进。

　　宝钢和武钢的重组过程，必然面临诸多曲折和难题， 新一轮国企改革到了一个转折关头，更棘手、更纠结的难题等待突围。

　　关注国企改革动向的人会注意到，近两三个月以来，整个国企改革布局明显提速。从6月1日中央巡视组反馈国资委存在“国资国企改革进度较缓”、“实施监管有欠缺，存在越位、错位、不到位”等问题；到7月4日国务院马凯副总理召开全国国有企业改革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李克强总理作出批示，对国企改革提出新的要求；再到随后相关部门出台《关于推动中央企业结构调整与重组的指导意见》、《关于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开展员工持股试点的意见》等文件，以及中粮与中纺集团、宝钢与武钢集团等央企重组消息的不断，使得之前踯躅不明的国企改革目标和方向，正在变得清晰可辨。

　　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多位国资国企改革专家表示，下一步，随着相关配套文件的落地，预计在推动国企兼并重组、化解产能过剩、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商业类国企整体上市等方面将会取得实质性突破。

　　改革正提速

　　6月30日，受国务院委托，履新不足半年的国资委主任肖亚庆曾向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作了关于国有资产管理与体制改革情况的报告，其中列举出了一系列国资国企改革的“成果”：在制度设计方面，2015年9月颁布了国企改革的纲领性文件、“1+N”顶层设计中的“1”——《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其后又出台了13个专项改革意见或方案；在行政审批方面，取消下放了21项监管事项，宣布废止和失效33件规范性文件；在完善公司治理方面，在85家央企集团层面建立了规范董事会，在宝钢集团、中国节能环保集团等5家央企开展了落实董事会选聘高级管理人员、业绩考核和薪酬管理等职权试点，采取市场化方式选聘了1名总经理和13名副总经理；在央企整合重组方面，国资委直接管理的央企总数已经从2012年底的115家缩减至目前的106家……

　　尽管国资委晒出诸多“成果”，但从6月初中央第十四巡视组对国资委巡视情况的反馈来看，决策层对国企改革的推进力度并不满意。

　　事实上，从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国企改革新目标以来，因为国企改革进度问题，国资委屡遭外界批评。

　　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公共资产研究中心主任文宗瑜、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等国资专家均认为，新一轮国企改革步履踯躅。文宗瑜说，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背景下，如果国企改革进展继续慢下去，将会拖累整个中国经济。李锦则表示，外界一直关注央企改革试点推进情况。从2014年7月确定国企“四项改革”试点到今年6月底，国资委一直没有公布6家试点企业的进展情况。对于第二批国企改革试点，早在去年底，国资委相关负责人就公开表示，要推出包括员工持股、重要领域混合所有制在内的“十项改革”试点，但是这项工作一直延推到最近才正式开展。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刘世锦等都提到现在国企改革还各说各话、缺乏共识。吴敬琏说，首先要建立改革共识，其次要落实责任主体，最后要对负有责任的机构建立督办、督察和责任追查工作机制，“要形成一种改革者上、不改革者下的用人导向”；刘世锦则表示，“国企改革这么多年，争议很大，摇摆很多”，“不要意识形态化，有什么事就说什么事，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务实地推动国有资本改革，效率才能进一步提升”。

　　对于近两三个月以来，整个国企改革布局明显提速，有接近国资委的专家告诉《财经》记者，一方面是由于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李克强总理作出批示，对国企改革提出了新要求，进一步指明了国企改革的目标和方向；另一方面是国资委想摆脱“国资国企改革进度较缓”的压力，从而加快了新一轮国企改革步伐。

　　从目前的进展来看，下一步国企改革的目标和方向已经基本明朗。7月以来，相关部门先后出台《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关于推动中央企业结构调整与重组的指导意见》等3份国企改革配套文件，还公布了第二批央企改革试点名单，明确将选择诚通集团、中国国新开展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试点；选择神华集团、宝钢、武钢、中国五矿、招商局集团、中交集团、保利集团等7家央企开展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选择中国建材和中材集团、中远集团和中国海运、中电投集团和国家核电3对央企开展整合重组试点。同时还在中国节能、中国建材、国药集团、新兴际华集团4家央企落实董事会职权试点等。

　　多位国资国企改革专家都作出这样的分析，下一步国企改革的重点将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紧密相关，而且会将化解国企过剩产能、处置“僵尸”国企，排在整个国企改革的首位。

　　地方突破

　　今年，上海、广州、深圳等地地方国企改革尤为亮眼，各路资金纷纷布局国企改革。

　　其中，上海在全国率先成立了国盛、国际两大国资流动平台，国资平台既是转变监管方式的基础设施，也是提升国资证券化比例的专业化运营平台。

　　8月5日，上海市政府官网发布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本市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其中第二十一条到第二十三条涉及国资改革。

　　上海政府的这个《意见》将国资改革和产业调整结合到了一起，其中提及“推动开放性市场化重组。推进国资与产业联动调整，以资本为纽带推动企业纵向整合与横向联动，提高国有资本配置和运营效率。加快落实‘创新发展一批、重组整合一批、清理退出一批’清单，推动国有企业新增投资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基础设施和民生保障等领域集聚”。

　　这预示着上海地方国企改革已厘清方向，进入“施工阶段”。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肖林告诉《财经》记者，上海的产业发展有一个“减少四个依赖”的考虑，减少投资依赖、房地产依赖、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依赖、重化工产业的依赖，简言之就是尽量减少对“高能耗、高风险、高耗地、低效益”产业的依赖，通过一定的重组整合，来提高上海国有企业的竞争力和提升上海的产业经济。

　　上海财经大学教授江若尘是市府发展研究中心重点决策咨询课题《上海国资国企改革深化研究》课题组组长，她研究发现：上海市的国有企业在全国企业中位置重要，发展相对较好，但是相比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则呈现出“大而不强”的特征，尤其体现在制造业领域。上海在石化、钢铁、建材、有色金属等高耗能行业产值占比降到17%以下，但是涉及的产业能级低、环境污染重、低附加值、处于低效供给端的国有企业仍占据不小比重。

　　其实上海在“十三五”规划中已经制定了未来国资产业布局的重点方向，“十三五”期间，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基础设施与民生保障等领域的国资集中度将提高15个百分点。未来五年，政策亦将支持互联网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以智能制造、高端制造、绿色制造为重点，推进制造业企业创新发展；并将加速应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促进服务业企业模式创新和业态升级。

　　怎么推进业态升级呢？国资流动平台是一个模式。国盛、国际两大国资流动平台，经过前期的运营，上海国有资本已经通过两大平台实现了重组、优化和提升，一些国有企业实现了整体上市和核心业务上市的目标。

　　除了市级层面，区级国资流动平台也在发展。上海市区级国资国企与国资委直属国资国企同属一盘棋，在上海国资改革“20条”颁布以来，区级国资国企改革大幕也已拉开。其中，浦东新区发布国资国企改革“18条”，确定了五大改革重点，并设立区级国资流动平台——上海浦东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金山区也设立了国资流动平台——上海金山资本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记者了解到，区级国资国企改革推进参差不齐，个别区仍然在观望中。以金山区为例，虽然成立了国资流动平台——金山资本管理集团有限公司。资产规模较小、业务分布较散，国资整合重组职能难以有效发挥。

　　江若尘表示，有条件的区县不仅要成立国资流动平台，更应理顺资产关系，有序推进国有企业股权向流动平台集中，以此来提升国有资产资本化和国有资本证券化的比例，从而真正发挥国资平台的作用。

　　中粮样本

　　地方国企改革在突破，央企重组改革亦在提速。

　　在密集释放的一连串国企改革信息中，中粮与中纺的战略重组，以及中粮公布的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改革试点方案，颇受业内人士关注。李锦等认为，中粮的这份试点方案是对国资体制机制的重大突破，同时也是一份标杆性的国企改革方案。

　　7月18日，中粮对外公布，将与中纺集团进行改革重组。这一重组是以中粮为主，据中粮党组书记、董事长赵双连介绍，完成重组后，中粮的国内油脂加工、棉花业务产业链条将跃居国内第一。油脂产能将达2400万吨，国内整体市场份额将提升至18%，位居全球油脂加工企业产能前列；棉花业务产业链条也将占据全球近10%市场份额。在整个粮油领域，中粮将具备更强的上游掌控能力、物流保障能力、综合加工能力和市场覆盖能力，更有利于充分利用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中粮改革的方向是将集团改组成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重组中纺是中粮作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改革试点企业的重要内容。下一步，中粮将按照“小总部，大产业”的原则，把资本经营与资产管理经营分开，将过去十多个管理层级压缩至三级，形成定位清晰且职责明确的“集团总部资本层—专业化公司资产层—生产单位执行层”三级架构。同时，集团总部在下放资产经营调度权之后，将直接管理专业化公司（平台），以此来实现集团总部向管资本的转型。

　　在压缩总部层级后，中粮职能部门将从13个压缩到7个，人员从610人调整至240人之内。同时，将用人权、资产配置权、生产和研发创新权、考核评价权及薪酬分配权等五大类关键权力下放给专业化公司（平台），总部主要是通过派驻专职董事、监事行使股东权利，不直接干预企业经营决策和业务运营。

　　而中粮董事会层面上，已经获得国资委包括资产配置、薪酬分配、市场化用人、主营业务范围确定等在内的18项改革授权。按照国资委副秘书长彭华岗在7月14日新闻通气会上的说法，国资委将不再干预中粮的战略和投资计划，中粮集团可自主决定五年发展规划和年度投资计划。中长期发展战略和规划是由中粮研究决定后报国资委备案。

　　有中粮集团内部管理人士告诉《财经》记者，今年以来，中粮在推进与中纺重组的同时，还对分公司、子公司也进行了初步整合，连续出售了旗下金帝食品、云南中糖、君顶酒庄3家亏损子公司的股权，目前中粮有中粮国际、中粮生化、中纺集团、中可饮料、蒙牛乳业、中粮资本、中粮贸易、中粮饲料、中粮工科、中粮肉食、我买网、中粮置地、中国粮油、中粮屯河、中粮酒业、中国茶叶、中粮包装、中粮营养健康研究院等18个专业化公司（平台），下一步，将按农粮、食品、金融、地产四大业务板块来分类分层整合这些公司，以此来推进混合所有制与股权多元化。

　　实现集团整体上市之后，中粮的农粮业务将会保持绝对控股地位，充分放大国有资本功能；食品业务将保持相对控股或仅保留第一大股东地位，积极引入各类资本；金融业务是通过产融结合提高服务主业的能力；地产业务则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优化资本结构、提升盈利水平、服务主业发展。

　　前述接近国资委专家进一步分析表示，中粮是国资委2014年首批确定的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企业。其实在分公司、子公司层面，中粮已经有多年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探索。像2009年中粮联手厚朴基金，以61亿港元收购蒙牛乳业20.03%股权，成为其最大股东；2014年6月中粮肉食投资有限公司与KKR、霸菱亚洲、厚朴基金和博裕资本联合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在中国投资2.7亿美元建设了大型的生猪养殖厂、肉食加工厂；到8月，我买网又引进IDG、赛富基金，完成融资1亿美元，用于中粮在生鲜冷链等相关环节的扩展。除此之外，中粮还联合中投成立中粮国际，并借助这个国际投资平台，在2014年先后成功控股尼德拉、来宝农业。中粮在国内粮食乃至整个农业领域的这一开创性跨国收购，是典型的国有资本投资行为。

　　中粮改革还触及了国企改革中的市场化选人用人制度问题。就在中粮宣布与中纺启动重组的7月18日，中粮集团还对外宣布，正式任命詹森（Matt Jansen）为中粮国际的CEO，事实上，早在去年5月，中粮就任命詹森为中粮农业的CEO，此前，詹森在美国ADM集团担任高级副总裁。

　　联办财经研究院院长、国税总局前副局长许善达对《财经》记者表示，中粮这次改革其中一大亮点，就是国资委对中粮集团董事会进行了18项授权，涉及资产配置、薪酬分配、市场化用人等多方面。下一步，国资委将对中粮的管理由审批改为备案，这意味着国企改革试点将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进入实施阶段，形成了管资本为主的体制，这是新一轮国企改革迈出的极其重要的一步。

　　不过，对于中粮在混合所有制改革方面所做的尝试，文宗瑜的看法是，到目前为止，中粮只是在分公司、子公司层面推行股权多元化，还没有上升到集团公司、母公司层面，这样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还是“偏于保守”，很难称得上是真正的产权制度改革。

　　“混改”难题

　　混合所有制是新一轮国企改革的核心所在，同时也是痛点所在。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首次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同时还明确，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资本等交叉融合、相互持股的混合所有制，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

　　文宗瑜告诉《财经》记者，新一轮国企改革中混合所有制改革，主要针对的是国企中的大型、特大型国有企业，全国总计大约有3万多家。下一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应该借鉴2003年-2008年的国企改革，在这轮国企改革中，完成了对10万多家中小型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其中就包括员工持股、管理层持股等政策。证券市场上2004年开设的中小板、2009年的创业板、2013年的新三板，其实就是上一轮国企改革的成果。

　　对于混合所有制改革，国资委的说法是，国企股份制改革成效显著，股权多元化比例已达67.7%。但文宗瑜分析，包括中国医药集团、中国建材集团、中粮集团等在内，现在央企开展的所谓混合所有制改革，还只是停留在央企的三级以下公司，还没有真正触及到产权制度改革。

　　在大型、特大型国有企业中，现在还找不到混合所有制企业改革样本。地方国企也是如此。文宗瑜认为，从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国资委以混合所有制改革名义推进的审批权下放、董事会授权、高管限薪等一系列改革，还只是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并没有涉及到产权制度改革问题，没有涉及到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所以也就很难称之为混合所有制改革。

　　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周放生认为，现在国企改革总体停滞，就是因为遇到混合所有制这块最难啃的“硬骨头”。像央企的许多上市公司，虽然表面上已经实现混合所有制，但由于还是国有股一股独大，实际上，体制、机制与原来的国企并没有多大区别。

　　对于外界对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争议，国务院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季晓南去年底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曾表示，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央在发展混合所有制的提法上已经逐步有所变化。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强调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但到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提法是“加快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再到去年3月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则是“有序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在此基础上，在去年9月出台的《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中，对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就又有了新的提法，着重强调的是要“稳妥”。

　　对于发展混合所有制提法上的变化，季晓南当时的分析是，发展混合经济面临一系列矛盾问题，提法的变化显示决策层谨慎推进，防止出现刮风搞运动式的“混改”。

　　《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中对国企有商业和公益两大分类。季晓南告诉《财经》记者，商业类国企原则上都要实行公司制股份制改革，积极实现股权多元化，并着力推进整体上市。因此，整体上市应成为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着力点。对于影响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多种因素，季晓南说，政府部门有对可能违法违纪的担忧，担心落下贪污受贿罪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宁愿国资间合作肉烂在锅里。

　　围绕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争议，《财经》记者采访了多位民营企业家，听到较为一致的说法是，现在民营企业家对参与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也普遍心存顾虑，担心成为国企的附庸。山西一位煤企负责人举例说，2009年，山西省政府曾启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强制性地搞公私合营，结果大批民企煤老板被迫退出煤炭行业。有过这样的历史教训，使得民营企业家们对于入股国企，都变得相当谨慎。

　　对于如何加快混合所有制改革，除了认为应该在国企母公司、集团层面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文宗瑜还有两点建议，一是积极探索如何实现削减产能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对接，对混合所有制改革与重组相整合；二是相关部门尽快明确垄断领域有序对民资开放的实际原则和推进路径，以及垄断领域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国有股持股比例的设计。

　　对于如何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前述接近国资委专家给出的建议是，相关方面应该尽快明确国有资产流失的认定标准，清晰界定“市场行为”与“国资流失”的界限，制定关于国有资产流失的一系列评判方法、机制。同时，要引导公众对于国有资产流失有正确的、客观的认识，避免泛化的“国资流失”。

　　文宗瑜补充表示，长期以来，国内理论界和学术界存在一种误区，认为国资国企改革就是“瓜分国资的盛宴”，国企所在领域对外开放必然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事实上，现在国企的垄断经营、经营不善、产能过剩、效益低下等一系列现实问题，才会给国有经济甚至国民经济带来更大损失。相关体制不健全、监管缺位、主观故意才是国资流失的根源。因此，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关键不是限制国企所在领域对民资外资开放，而是要通过不断完善会计制度、健全法律体系、加强内部监管来做对国有资产流失的有效防范。

　　对于如何加快混合所有制改革步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等专家的看法是，现在各方面对混合所有制改革还缺乏共识，存在较大争议，因此首先需要“正本清源”。所谓“正本清源”，就是要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对国企改革、混合所有制改革提出的一些基本判断、一些目标、一些措施，来找准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目标和方向，这样才能有效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

　　去产能急迫

　　国家发改委8月16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全国已累计退出煤炭产能9500多万吨，完成全年任务的38%；累计退出钢铁产能2100多万吨，完成全年任务量的47%。现在2016年已经过半，由此可以看出，下半年全国去产能情况不容乐观。

　　据前述接近国资委专家介绍，现在整个产能严重过剩的行业里面，主要是央企和地方国企唱主角，而其中又以垄断性央企最为严重。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认为，现在垄断性央企对去产能积极性偏低，主要还是国企的体制机制过于僵化，这就需要尽快加大国企，尤其是央企的改革力度，加快去产能、处置“僵尸企业”步伐，否则产能过剩问题将会更加严峻。

　　国家信息中心正在跟踪调查各省市的去产能情况，据该中心预测部肖若石博士介绍，钢铁、煤炭等行业的去产能、处置“僵尸企业”问题，在东北三省范围内尤为突出。整个东北地区共有央企及其子公司3000余家，资产总额超过4.6万亿元，职工人数200万人，央企在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近几年东北央企基本都是处于过剩行业，随着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大，这些央企的经营状况开始不断恶化。

　　东北央企在去产能中，还面临如何处置“僵尸企业”的问题。现在仅仅是辽宁省内，无资产、无生产、无偿债能力的“三无僵尸企业”就高达830余家，涉及企业职工16.5万余人。在东北这种过去采取重工业化优先发展战略的地区，普遍存在金融抑制问题，随着国企、央企僵尸化的现象日益严重，政府选择用补贴和银行贷款去维持“僵尸央企”，已经不仅是扭曲资源配置，而且是在白白消耗资源、浪费资源。

　　现在东北地区处置“僵尸央企”的难度要远远大于其他地区，主要是因为“僵尸央企”已经尾大不掉，这些央企不仅是地区经济的支柱，还承担了大量的社会职能，一旦关停并转这些“僵尸央企”，将需要付出较高的改革成本。前述接近国资委专家分析表示，不加快国企改革、不改变经济结构，东北经济必然是死路一条。

　　肖若石说，东北在去年就开始落实钢铁、煤炭央企去产能。在东北的特大型央企中，去年大庆油田减少原油生产近150万吨、鞍钢减产276万吨，其他央企也开始有计划地减产，今年也还在加大去产能力度。但供给侧改革是一个长期任务，化解过剩产能也不能一蹴而就，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预计东北央企还需要较为漫长的转型时间，才可能彻底摆脱艰难困境。

　　文宗瑜对东北央企的产能过剩也有调研。东北是央企扎堆的地区，这两年，东北三省经济基本上依赖国有经济，一个城市往往就依赖一家央企，支持当地经济运转。

　　前述接近国资委专家分析表示，在7月下旬国务院出台《关于推动中央企业结构调整与重组的指导意见》的同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也明确要求全面落实“三去一补一降”——“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重点任务。而在这份“指导意见”中，已经明确将下一个阶段的国企改革重点对准了央企的“结构调整与重组”，还重点提出“四个一批”——“巩固加强一批、创新发展一批、重组整合一批、清理退出一批”等，其中的后两个一批，也即“重组整合一批、清理退出一批”，主要就是针对煤炭、钢铁等类行业的过剩企业和“僵尸企业”，其背景很明显与上半年央企去产能落实不到位有关。

　　对于下一步央企化解过剩产能的目标任务，国资委在7月14日公布的下半年工作主要措施中已经明确：从今年开始，计划用五年时间压减央企钢铁、煤炭现有产能的15%左右，其中，2016年中央企业要压减钢铁产能719万吨，压减煤炭产能3182万吨，使专业钢铁、煤炭企业做强做优做大，电煤一体化企业资源优化配置，其他涉钢、涉煤企业原则上退出钢铁、煤炭行业。

　　8月16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对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将开展专项督查，此外，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环保部等部委也多次召开相关去产能会议，一定程度上集中针对的是央企。

　　职工安置之策

　　许善达认为，下一步央企、国企去产能、处置“僵尸企业”，最大的困难是解决分流职工的安置问题。

　　今年3月，人社部部长尹蔚民曾透露，在针对钢铁、煤炭两大行业去产能过程中，至少要涉及到180万人的分流安置，这其中包括130万煤矿系统人员、50万钢铁系统人员。实际上，自去年以来，东北就开始在鞍钢、武钢、攀钢、龙煤、大庆油田等国企中推行去产能。在去产能第一阶段，武钢约有5万员工、鞍钢约有6万员工、龙煤约有10万员工需要分流安置。河北省方面的预测是，2017年该省化解过剩产能将涉及54.7万人。这种动辄数万、数十万人的分流安置任务，对一个企业或地区来说，压力之大，显而易见。

　　这次对国企的去产能并不只涉及钢铁和煤炭行业，在水泥、造船、电解铝、平板玻璃等行业，国企同样也面临着去产能任务。据中国水泥协会统计，去年全国水泥熟料产能约为18.1亿吨，产能利用率仅为67%。还有10个省的水泥产能利用率是低于全国的产能利用率，其中山西、新疆、内蒙古、辽宁、河北五省的产能利用率均小于50%。据此，有专家通过核算得出结论，在去产能阶段，水泥、造船、电解铝和平板玻璃等4个行业，也会约有120万人需要转岗分流。结合人社部之前公布的钢铁、煤炭拟裁180万人员，这样核算下来，仅仅是化解落后产能，就有约300万国企员工要面临转岗分流。

　　许善达表示，对央企、国企的去产能，不仅是去过剩产能，同时也还要提高优质产能的市场竞争力。而优质产能要占据市场竞争优势，必须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

　　目前，我国大部分国企的平均劳动生产率都比较低，比如煤炭行业，按照去年全国煤炭产量为37.5亿吨、从业人员600万计算，人均年产量仅为620吨。即便是大型煤炭集团人均年产量也只有1730吨。而美国发达国家的人均年产量通常是1万吨，也就是说，未来煤炭行业若要达到人均年产1万吨原煤的水平，行业人员只需保留40万人以下。这意味着全国整个煤炭行业在前期分流130万人的基础上，还要分流430万人。

　　再比如钢铁行业，按照去年全国粗钢8.038亿吨（其中国企占52%、民企占48%）、从业人员300万计算，人均年产量仅为268吨。由于民企的人均产量多在1000吨左右，若减去民企的产量和人员，国企的人均年产量只有160吨。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人均年产量多在1000吨以上，核算下来，我国钢铁行业人均年产量还不到美国同行业的26.8%。具体到国企则更低。

　　6月17日，武钢董事长马国强对外说，武钢股份后续将关停一座转炉，同时逐步去产能40万吨。在减员增效方面，预计优化5000人-6000人，以达到美国等发达国家人均年产能1000吨的标准。如果对照此标准来测算，就意味着全国整个钢铁行业只需从业人员80万，其余170万人就需要转岗分流。若加上水泥、造船、电解铝、平板玻璃等行业的减员数量，下一步全国至少还有约700万人需要面临转岗分流。

　　去落后产能需要转岗分流的300万员工，加上优质产能提高劳动率需要裁减的700万员工，总计约1000万人。而在这1000万人当中，有的能够得到重新安置，实现再就业；有的则安置不了，这部分就要进入社保体系。

　　许善达算了一笔账，在上述1000万转岗分流人员中，50岁以上的约占400万人，除去这部分人员还有600万人。根据1998年的国企改革经验，这600万人中大约有三分之二的人能得到安置，剩余200万人将面临隐性的失业，也就是说，未来至少有600万企业员工需要社保来承担，如此庞大的承接量，对现行社保制度提出了严峻挑战。

　　对于巨大的社保承接压力，许善达提出的建议是，中央和各省结合国有企业改革，特别是聚焦“主业”、分离“副业”的前提下，从中抽出20万亿元国有资本（含“副业”股权），以每年4万亿元、分五年注入社保基金。这20万亿元资本到位后，按照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所能达到的每年8%的净收益核算，每年收益可达1.6万亿元。通过这种办法，以便弥补社保基金、尤其是养老金收不抵支的缺口现状。

　　周放生表示，在1998年开始的那一轮国企改革中，其实有一些地方已经探索用“改制分流”替代“下岗分流”。

　　“下岗分流”与“改制分流”的区别在哪儿呢？周放生打了个比方：假如一条船上的人太多了，要沉了，必须要减一些人才不会沉船， “下岗分流”的办法是，给下岗员工每人一个救生衣，让下海自己游，而“改制分流”则是从大船上把舢板放下去，让员工在舢板上划船，借舢板逃生。“只要舢板不翻，员工就有保障。”周放生表示。

　　“十三五”期间，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主线，而国企改革实质性推进则是改革之重。国企改革如果真能从“管企业”的“漩涡”中突围，则能找到国企新生之路。

　　本刊记者王延春对此文亦有贡献

　　（本文将刊发于2016年9月26日出版的《财经》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