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海听风录|范棣：中国式困局 供给侧改革的理想与现实(上)
文/前海传媒 李哲
自高层领导人明确“供给侧改革”后，无论是经济学界，还是街头巷尾，这个词都成为眼下最热。“供给侧改革"是否能燃中国经济下行之急？恐怕仍需进一步改革措施落地实践。
在国际上来看，供给侧改革曾声名远赫，“里根经济学”(Reaganomics)和“撒切尔主义”(Thatcherism)当属经典案例。
至于具体改革层面，供给侧改革的核心要素是减税以及减少政府对生产的干预。根据“供给学派”代表人物、著名经济学家阿瑟•拉弗提到的“拉弗曲线”，税率不断提高时，经济活动会受到抑制，税收收入可能会减少。同时，政府的过度干预会扭曲市场行为，降低经济效率。
正如里根那句经典的话：“多数情况下，政府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政府本身就是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实际上，中国“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依然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即理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
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到五中全会，两年多已过，从市场功能定位到进一步明确“供给侧”，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不见减缓，改革之路也远非想象中容易。下一步改革何去何从，供给侧改革如何发力，前海传媒为此专访了北京大学[微博]互联网金融智库理事长兼首席经济学家、亚联资本创始合伙人、银票网董事长范棣博士。
作为独立经济学家，范棣一方面亲历中国的改革浪潮，另一方面又结合国际经验，经济学研究与国内外实践可谓经验丰富。他师从北京大学厉以宁教授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克洛夫教授。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微博]客座教授。曾任：招商局集团常务董事、财务总监、招商银行总行副行长高级顾问、香港友联银行(现香港工商东亚银行)总行副行长、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高级咨询顾问、美国1990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人民银行[微博]总行银行体制改革处副处长、《金融研究》月刊主编、招商迪辰董事长等。
前海传媒：您怎么看供给侧改革？
范棣：需求侧改革的主要工具是量化，通过刺激总需求的方法来刺激经济，所以需求侧改革是以量化为主的财政政策。
供给侧改革主要是跟结构调整有关的改革，它并不是增加供给的总量，而是增加有效供给的总量。因为需求已经不足了，再去增加供给总量是本末倒置，所以它是结构性改革。
而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是全要素生产率，经济下滑一定是全要素生产率发生了问题，比如劳动端、资本端或技术端等，应该生产的没有生产，不该生产的却生产了很多，这里面核心问题是市场要充分发挥对全要素生产率调整的作用没有发挥好，是市场没有到位，市场没有站在应该调节的位置上，所以供给侧改革主要是政府如何去减少干预。
困难在于，虽然近些年我们也减少了很多政府审批环节，据说有一千多项审批环节简化了，但很重要的问题是任何一个法规在政府工作人员那里都有相当大的具体裁量权，他们有很大的操作空间，这种情况下，无论审批环节如何简化，只要庙在那，具体的管理部门就可以自由裁量，但我们又很少看到这些管理部门因为违规而被处理。
我们现在真正要做的是减少政府的干预，不能用新的干预来取代旧的干预，政府必须要退出市场，让市场真正发挥作用，这是供给侧改革的核心任务。
前海传媒：核心还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但我们也看到比如前几个月的股灾，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很难划清。
范棣：我觉得政府对股灾有一定责任。我们可以把股灾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周期性股灾，哪个国家都有，如同经济增长一样，股市的波动跟经济周期波动同步走，这种是正常的；第二种是体制性或管控性股灾，比如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中华尔街的问题，它跟经济周期没关系，是因为整个华尔街的金融管控体系出现漏洞产生了房地产泡沫、零利率贷款，造成资金广泛出现坏账引发危机；第三种是人为股灾，人为股灾不是指一个人在程序上写了什么，而是政策上出了问题从而引发了股灾。
这次股灾应该反思的是，政府没有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干预。在股市还没有起来之际，干嘛要鼓吹股市4000点刚起步？如果在正常情况下，这就属于内幕交易，内幕交易的典型套路就是一个机构出来把股市吹上去，然后套现跑路，也就是说股市该涨该落应当顺其自然政府不应该去误导或诱使人们买卖股票。
而当股价过度虚高之后，政府又放风说要干预，这就导致了很多股民同时抛售，从而导致股灾的发生。
总结这次股灾，最大的教训就是要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
前海传媒：外界谈论供给侧改革，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减税，或者说减税比货币政策更有效，您怎么看？
范棣：减税当然比货币政策更有效。但问题是减税真的能做得到吗？我们现在中央到地方是两个指标，一个是分税制，地方分多少，中央分多少，所以地方抽成部分就涉及到地方利益的问题。
在目前的情况下，我的理解是地方不加税，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就等于减税了，不要指望政府再去减税，因为蛋糕已经吃光了。比如2016年的预算，这个时候已经分完了，2016年该花的钱和预算已经摆在账面了，很难减下来，所以当前不加税已经是不错了。
当然，现在谈减税更多是学术上的看法。但换句话来说，如果谈减税，不如精简机构，把大政府变成小政府，税就自然下来了。
前海传媒：工业领域的通缩持续了四十多个月，这种情况下，如何稳增长？
范棣：目前来看，稳增长的责任确实很重。如何稳增长？核心是稳就业。如果就业没有问题，GDP增长多少都没有问题，真正的问题是经济下滑后，由于就业保不住就会出现社会问题，所以保增长就成了保稳定、保就业。
但值得一提的是，在就业的管理中，宏观政策一直缺乏一个稳定的就业管理政策，我们看美联储货币政策之前的标的是通货膨胀+就业，现在基本上是就业了，因此，就业是核心的指标，超过通货膨胀。
但我们的就业指标一直缺乏连续的宏观管理政策，应当说就业指数或失业率有一个分层的管理，比如说农村失业多少，隐性失业多少，城市农民工失业多少，大学生失业多少……地方干部只有对就业结构分层管理才能真正去对症下药，从而提高就业率。
中国就业不是一个总量的问题，而是一个结构性问题，很多人找不到工作，是能力问题，但很多岗位空缺招不到人，所以它是结构的失衡，结构失衡是因为没有对分层指数细化，因此造成了保就业只能通过多投货币，经济增长就变成了依托超发货币。这是宏观经济中最大的漏洞。
在就业结构性政策上，没有一套完整的系统，所以保增长保就业只能做需求管理，从这个意义上说，也要对就业做供给端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