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杜老。杜润生：要有朝气 不要怕犯错
作者： 肖欢欢
杜润生接受本报专访谈改革。
本报7年前曾专访“中国农村改革之父” 只说真话从不客套的风格令记者印象深刻
如果说有谁曾以思想深刻地影响过当今我国几代领导人，并培养出能改变中国的门生，那么，杜润生绝对算一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杜润生先后任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被公认为党内最资深的“三农 ”问题专家，农村改革最重要的决策者和亲历者，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10月9日，这位对中国改革进程产生重要影响的老人在北京去世。
本报记者在2008年曾对杜润生进行过一次专访，这位老人的敏锐和真知灼见，也给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文/广州日报记者肖欢欢
杜润生接受本报专访谈改革。一生清廉：
别人送箱水果也要退回去
在那次专访过程中，杜家保姆告诉记者，杜老平时生活节俭，85岁之后基本上只能吃流食，且十分清廉。平时，如有朋友来赠送礼物，礼物贵重的，他都要求登记造册，要么充公，要么退回。“有一次，一个客人来拜访时送了一盒进口水果，他(杜老)不知道这水果到底值不值钱，当晚还打电话给对方，问对方住在哪里，把这盒水果送还给对方。”老人家常说，“农口”是一个团结的团队，这个团队出了不少人才，但没有出腐败分子。
多次与杜润生参加外事活动的刘志仁也回忆，在杜润生参加外事活动中，外国朋友出于礼节和尊敬送给他的礼物，他总要求随行人员登记造册，决不据为己有。杜老访日时带回几大箱子礼品，主动要求交公，一些难以长期保存的食品就送到食堂，请工人师傅品尝。由于严格按照国家规定处理涉外礼品，除贵重物品上缴国库外，当时农研室一些没有出国机会或不参加外事活动的人，还可按国家规定廉价分到礼品。
活到老学到老：
90岁时学用手机电脑
1989年，农村政策研究室撤销，76岁的杜润生正式离休。直到2009年他住进医院，20多年间，他几乎每天早上都要走进砖塔胡同那间为他存留的办公室“办公”。
杜家保姆余阿姨说，杜老喜欢猫，最多时，家里养了十多只猫。平时，他一觉醒来，就逗家里的猫玩，像个老顽童。他有一个爱思考的头脑，余姨说，杜老每天下午在桌前奋笔疾书，总结毕生关于中国农村改革的经验教训。直到年逾九旬，老人家依然关心政治，关心农民，生活很有规律。早上6时起床，晚上9时睡觉。有时，杜老还喜欢出去逛菜市场，和菜农聊天。“菜价多少钱，每斤菜能赚多少钱？”
虽然已是耄耋之年，杜润生始终却保持着一股学习的劲头，“活到老，学到老”是老人家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对于一些新生事物，他敢于尝试。第一次使用手机时，快90岁的他笑着打给就坐在他身边的门生张木生，听到张木生的手机响，老人家笑着说“这玩意好”。他抛弃了上世纪80年代常用的钢笔，改用更简便的中性笔。他甚至给电脑装了语音程序，希望语音输入就能写作，可“山西太原话”电脑无法识别，只得悻悻作罢。在听力失聪后，老人家甚至想找医院给他做一个手术，以便恢复听力，继续保持“战力”，但他的门生们经过讨论后认为90岁高龄做手术，可能威胁到老人家的身体健康，只好作罢。
杜润生的女儿杜霞告诉记者，父亲最早喜欢游泳，后来由于岁数大了，下水游泳比较辛苦，容易憋气，后来就改为打网球。
从没架子：
喜欢别人叫他老杜、老头
在女儿杜霞眼中，父亲没什么架子，不管是同事、下属，还是各省书记、省长来找他聊天，他都不让别人叫他“杜主任”，叫他“老杜”、“老头”就挺好。
杜霞告诉记者，父亲其实很闷，基本上没有工作和生活的区别，小时候，爸爸回到家一直在工作。印象中永远是爸爸桌子上的东西不能动，爸爸工作的时候不能吵，爸爸的电话不能听，爸爸来了客人不能打扰。爸爸和客人谈事请，也往往是低声的、非常机密，她都不好意思在旁边。
杜霞说，有一年父亲过生日，她把父亲从医院“偷”出去见了下这帮老朋友，老头非常高兴，一眼没看见他，拿起红酒就喝。此后，要处处盯着他才行。
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翁永曦曾回忆起在老师家吃饭的情景，1980年某一天，杜老约他去家里谈事，中午老爷子留他吃饭。翁永曦回忆，当时他还纳闷儿，谁做饭啊？没想到老爷子拎一口小锅，拿荞麦面拌水一通搅，然后倾斜着往煮开的水里用筷子一点一点拨，告诉他说：“这叫拨鱼儿，我们山西的农家饭。过去在太行山打仗，我自己弄饭吃，就吃这个，简单。”
回忆和毛主席交往：
毛主席欠我一顿红烧肉
杜润生说，自己在新中国成立后和毛主席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50年北京香山双清别墅，中央召开一个土地改革法会议，会议由毛主席主持。“当时毛主席问我是哪里人，哪个地区工作，我说是山西人，在太行区工作。他说自古三晋之地，人才辈出，三皇五帝，建都、打仗在此发迹。八路军也是在山西壮大起来的。毛主席为了消除我的紧张，还和我开了个玩笑，说你们杜家出人才，历史上有杜预、杜佑、杜甫等。我当时觉得毛主席很幽默。”杜润生说，这次见毛主席时他心里原本有些紧张，因为对于土地改革，自己心里也只有一些大概的想法，没有一个系统思路。听说毛主席要向自己征求关于农村改革的意见，紧张得一晚上没睡好。但见到毛主席如此和蔼，他就不紧张了。
杜润生说，他随后还列席了这次中央会议。当时有一位老同志在会上说，土改中要注意教育农民，分田后大吃大喝不好。毛主席说：“千年受苦，一旦翻身，高兴之余，吃喝一次，在所难免，以后注意就是了。”
杜润生说，通过这两次会面，他感觉毛主席很平易近人，很和气，听得进别人的意见，既坚持原则，又从善如流。
1953年1月，他从中共中央中南局上调北京。有一天，他和时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一起去见毛主席。当时毛主席正在中南海的游泳池游泳，见他们两人来了，就上岸坐下。邓子恢介绍他，毛主席笑着说：“我们见过，还谈过。”毛主席当时说，中央正式提出农民有两个积极性，一个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一个是互助合作的积极性。进行互助合作时，必须保护个体的积极性，而不要挫折它，要让农民干起活来有奔头。毛主席随后邀请他俩一起下水游泳。当时毛主席还说，你俩别让我，谁游得快，中午奖励一块红烧肉。“最后，我们两个人没有毛主席游得快，红烧肉没吃上就走了。毛主席说，‘红烧肉下次补上’。这顿红烧肉后来再也没吃上。”
为钱学森喊冤：
“亩产万斤不是他放卫星”
在和杜润生聊天中，他还特别提出，社会上流传一种观点，说大跃进粮食亩产万斤的“卫星”是钱学森放的，但实际上不是这样。杜润生说，大跃进时，毛主席有一次问钱学森，一亩地到底能产多少粮食。钱学森想了想说，从纯科学理论上讲，如果把植物所接受的太阳能都转化成粮食，一亩地产4万斤是可能的。
杜润生说，他当时不相信粮食能亩产上万斤，于是到太古阳邑老家去问，儿时的伙伴都告诉他，那些统计数据都是假的。“我到天津郊区调研发现，地里的每一行都是拉着电线用电灯照明，庄稼种植密度大得进不去人，一看就是假的。”
杜润生说，钱学森当时说的是理论上的可行性，不是现实性。光合作用还要通过植物生长过程来实现，庄稼并非有多少光照就能产出多少粮食，这个钱学森本人肯定是知道的。但粮食亩产上万斤的“卫星”已经放上天了，所以后人在盘点大跃进的危害时，把“放卫星”的老账都算在钱学森头上了。“我要为钱学森说句公道话，粮食亩产万斤不是他放的卫星，他早就澄清过了。”
忆包产到户：
那是冒着丢官杀头风险的
说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改变中国的重大决策，杜润生顿时来了精神，他的语调明显高了许多，语速也快了起来，面色也变得有些兴奋，甚至手都有些颤抖。“如果说我还为中国农村改革做了点事情，那是我们农口这个团队一起做的，我一个人能做多少事情？有人说我是‘农村改革之父’，我看还是算了。”
杜润生说：“改革开放后，他再度被调到农委工作，一些关心我的人也好言相劝，说要跟党走，接受邓子恢的教训，不要搞包产到户。但也有一些同志说，包产到户势在必行，只是时机问题。”
杜润生说，包产到户，是属于分权性质的改革。分权才有利于培养农民独立自主的性格，有利于发展个人的社会交往，为新的联合创立前提。如果农民天天磨洋工，瞒产私分，消极怠工，农民吃饱饭的梦想就一直不能实现。直到1980年5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赞扬了安徽肥西县的包产到户和凤阳的 大包干。他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邓小平这个表态表明，包产到户有可能成为中国经济的一个突破口。到了1983年，家庭联产承包几乎普及到中国每一个村庄。到了1984年，几十年来一直被视为重中之重的粮食问题，已经由“手中无粮，心中发慌”，变成“粮食多了，卖粮难”。
杜润生表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民通过公共选择的结果，它是农民的发明，不是他个人创造出来的。当然，搞包产到户是冒着丢官和杀头风险的，在当时，也只有邓小平能顶住这样的压力，硬着头皮往前冲。
毕生遗憾：
未看到农会成立
在和记者的言谈中，说起中国农民的处境，杜润生面色骤然变得忧虑起来。他表示，长期以来，我们的户籍制度限制农民流动，但不让农民流动是不可能的。过去农村有两亿多，现在有4亿多剩余劳动力，不转移到城市，农村根本接纳不了。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农村人口搞好了，每户经营规模就会扩大到几十、几百亩，劳动生产率会提高，科技含量会增加，人地关系紧张的问题才能缓解，农民才能富裕起来。农村滞留了过多劳动力，3个人的饭5个人吃，收入连年降低，早晚要出问题。一个农民变成市民，他的消费支出就会有数量级的变化，在21世纪中期，把城市化水平提高到50%，或者更高，这并非空想。
杜润生说，农民在经济上有自主权，政治上也应有相应的民主权利，不应该把注意力仅放在提供粮食、蔬菜、肉类供给，把农民当成一个农副产品的提供者，这远远不够，不能反映他们的呼声和疾苦。“1985年，我曾给中央写信，建议成立农会。小平同志说，先看3年，如果大家都同意，你再提出来，我一定批，但这事就没下文，成为我毕生的遗憾。”杜润生说。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追忆杜老
他是最懂农民的人
谈起自己昔日的恩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兼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表示，30年前涉及几百万平方公里地域、涉及几亿人生存和发展方式的农村改革，其对方方面面利益格局的调整力度不可谓不大，其对中国基层社会结构、制度变革的创新力度也不可谓不大，其对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传统意识的冲击力度更不可谓不大，然而，没有血与火的碰撞，没有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的手法，甚至也没有行政处罚的措施，使这石破天惊的变革在波澜不惊中有条不紊地推进，杜老充满智慧的方法论功不可没。如果没有他当年顶着被砍头的风险，冒死为农民说话，中国农民“吃饱饭”的千古难题没那么快解决。他是真正有勇气的改革者。
杜润生去世后，陈锡文已经前往其家中吊唁。他表示，作为杜润生的门生，他感觉非常自豪。不仅是他，凡是在杜润生手下工作过的人，都会被杜老不拘一格的工作方式所感染。
陈锡文表示，杜润生是那种从来不占山头，却弟子遍地的包容并蓄式人物。在他手下工作，不论年龄、资历、门派，只要有想法，都可以说出来。1982年冬天，时年32岁的陈锡文对“责任制，统分结合”提出疑问，杜润生说：“小青年，你从学校刚出来，可不懂得，在中国有时候一个提法不当，是要掉脑袋的。”在他看来，杜润生往往能把对立的两派的意见都听进去，由于他不带立场，只为农民的利益着想，所以他的很多政策通常很接地气。这也是杜润生的思想能够对几代领导人都产生影响的原因。
杜老的去世，也标志着“中国最懂农民的人”离开了。
“30年前，杜老是农口这个团队的组织者、领导者，30年来，杜老始终是这个团队的灵魂和象征。”陈锡文说，如今，受惠于杜老的人们，把杜老门生作为一种荣誉称号，杜老的魅力可见一斑。
杜润生印象：说真话不客套
惊闻杜润生老先生驾鹤西去，不禁愕然。2008年，记者到杜老北京的家采访杜老时，杜老已年逾九旬，耳朵失聪，但依然十分精神，偶尔还爽朗地大笑。
2008年的一天，在杜润生位于北京木樨地的家中，当时，杜老看起来十分健朗，面色红润，面容清癯的他，脸上时常带着笑容。尽管年过九旬，老人家说起话来还是中气十足。不过，长时间手写也让老人家显得有些吃力，手渐渐有些颤抖。
家中的保姆告诉记者，老人家听力几乎丧失，视力也较差，生活在一个安静的世界中，无法感知外界的声音，这种状态已有四五年了，要和他交谈必须使用笔谈。我赶紧通过保姆向杜老解释，想和他聊聊中国农村改革30年方面的问题。保姆转达后，只见杜老在纸上写下几个字：“问题已看过，知无不言。”
杜老是中国农村改革之父，和他的聊天当然从他力推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说起。说起这个改变中国农村面貌的创举，杜老显得十分谦虚，他说，包产到户不是他的发明，是中国的农户自发发明的，是在生产关系踢了生产力的屁股下爆发出来的巨大能量。这项政策能推动，首要的功劳是邓小平，没有邓小平的支持，包产到户在全国不可能推广开来。
杜老一生横跨民国、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新中国、改革开放后等多个重要时期，是新中国成立前后很多重要时间的见证者。说起和新中国的领导者之间的趣事，老人家顿时来了兴趣，连在纸上写字的速度也快了许多，嘴唇还嗫嚅着，一直想说话。
临别时，杜润生跟记者说：“年轻人要有朝气，有想法，不要怕犯错误，我们年轻时说错一句话都有可能被杀头，所以，有自己的想法一定要坚持。”一个多小时的采访中，记者对杜老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说真话，不客套，不打官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