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改革之父走了
上世纪80年代，杜润生先后担任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他连续5年主持起草了著名的关于农村改革的5个“中央一号文件”，对于家庭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农村的推广和完善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法治周末见习记者 宋媛媛
“如果真的能调动起成千上万知识分子下乡与农民结合，我们的事业就成功了。”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温铁军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多年来，自己将恩师杜润生的这句话记在心中。而今，这句话成为了杜老的遗愿。
2015年10月9日凌晨，原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与世长辞，享年102岁。
上世纪80年代，杜润生先后担任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被公认为中共党内最资深的“三农”问题专家，中国农村改革的决策者和亲历者，亦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
从1982年到1986年，杜润生连续5年主持起草了著名的关于农村改革的5个“中央一号文件”，对于家庭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农村的推广和完善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提出“包产到户”
回首杜润生的一生，可谓始终与中国农村改革、农业发展和农民命运水乳交融。
杜润生出生于山西太谷阳邑村，曾参与领导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其间，他提出分阶段土改的主张，即先普遍发动群众，剿匪反霸，建好农会，再转入分配土地。此后，杜润生两次进京，受命为全会报告中涉及到的土地问题建言。
在土改中的出色工作使杜润生得到中央领导的赏识。1953年年初，杜润生被调到北京，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兼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辅助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的邓子恢参与组织领导全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
因力主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要控制建社的数量，稳步推进，主张合作社的形式应更为多样化，多种经济并存，利用有益于生产力发展的私有经济。邓、杜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遭到点名批评，被斥为“小脚女人”。
此后，邓子恢饱经折磨，杜润生跌入政治生涯谷底。据原江苏省政协秘书长、江苏省委农工部部长吴镕回忆，中央先是准备把杜润生派到海南岛去工作，后来正好筹建中国科学院，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安子文惜才，才将杜润生留下。
从此以后，凡对农村经济有不同意见者，往往难免被划入意识形态大牢。就连杜润生本人，也不得不公开表示反对包产到户。
然而，从被调入中国科学院到“文革”开始后被下放“五七”干校，杜润生“对农村问题总是念念不忘，一面自我检查，一面作为旁观者，不断反思，向历史实践寻找答案，渴望水落石出，看出究竟”。
杜润生再次回到农业系统工作时已是1979年。这一年，他出任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负责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政策研究。
也正是在1979年，一直关注中央农业动态的杜润生从政府文件中发现了一些苗头，三中全会后还在使用的“不许包产到户”的表述，到了1979年改为“不要包产到户”。感觉到政策松口的杜润生立即想到，可不可以由中央说话，把1979年9月28日后提的“不要包产到户”，改成“准许包产到户”。
于是，1980年在中央长期规划会议上，杜润生借机提出现在贫困地区试行包产到户。这次，他得到了时任副总理姚依林的支持，随后邓小平也终于发话表示赞同。
但随后召开的中央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多数与会者并不同意杜润生起草的关于实行包产到户的原则。对此，杜润生和胡耀邦、万里商量对策，巧妙改写文件，最终形成了1980年75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
据媒体报道，那时曾经和杜润生密切接触，并被他推荐为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的翁永曦说：“他想出‘责任制’这个词来，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用责任制这样一个非常中性的名词，把反对的赞成的不同意见逐步地趋向一致，居然就把当时整个农村的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撬翻了，这是不得了的大智慧，是杜老的过人之处。”
“我认为杜老当年的最大贡献是通过推动包产到户和其他农村改革，让中国近8亿农民吃饱了饭。”经济学家、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王小鲁曾长时间在农村插队劳动，亲历了当时的人民公社体制下，生产效率低下的情况。“如果没有杜老和其他党内高层一批改革者的坚决支持和他们理智的推动和说服，当年这一改革难以突破。”
尽管他人敬佩有加，但对于自己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中做的贡献，晚年的杜润生并不愿意过多的回顾，他认为这是“农民自己的发明”。
为师之道兼容并包
1983年，杜润生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此前一年，北京西黄城根南街九号院门口立起了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的牌子，取代了两年前刚成立的国家农委。往后7年，九号院就成了中央直属咨议机构农研室的代称。
在温铁军的记忆中，杜润生是一位胸怀宽广、为人和气的老干部。对于别人的意见，不论尖锐与否、正确与否，也不论是否符合官方主流思想，他总会鼓励其表达。
当时，杜润生作为长者，是九号院的灵魂人物，同时，这里也吸引、聚合了许多有抱负的年轻人。有媒体如是形容杜润生为师之道：“没有山头却门生众多。”
曾长期在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工作过的包括王岐山、陈锡文、翁永曦、林毅夫、王小强等人。
无论是“大土豆小土豆，都能盛到他筐里”，“小土豆”是温铁军对自己当年的一个比喻。他认为自己当时只是一个对时政有些看法的普通青年。但杜老还是给了自己一个为改革事业出力的平台，并循循善诱地给予工作上的指导。
1985年温铁军自发组织了一次针对“梯度理论”的“黄河万里行”活动。4个月的“黄河万里行”考察回来后，温铁军在北京各种场合讲他关于沿海、沿江、沿黄等三条边综合发展的“π”理论。虽然跟主流思路相左，却引起了张木生、王小强的兴趣，二人向时任中央农研室联络组副组长的王岐山加以推荐，王岐山二话不说，“来吧”。
让温铁军记忆犹新的是，自己另类的思考，竟引发杜老充满善意的笑声。老人不说对、也不说错，只是不断地提问。温铁军说，直到自己被杜老问得回答不上来，就不得不对问题加以思考、深入调研。
这些聚集在中央农研室的年轻人，往往会被重用。有的参加中央和各部委的重要会议，有的被派去参与重大事件调查；农研室有一多半副组长(副司局级)由崭露头角的年轻人担任。
杜润生的弟子，国务院部委系统主动“下海”第一人的民营企业家蔡晓鹏认为这是杜老的智慧：在农村改革的大局下让年轻人自己出研究课题，自己定调研地点，再给予资金、业务方面的指导。这让年轻人有更多的机会为了国家的改变而贡献自己的力量。在这种机制下，青年人“做事情”的心理是势不可挡的。
带领起草5个“一号文件”
2008年的《人民日报》中曾有这样的记录：1981年的冬天，中央召开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会后，国务院领导到东北考察，写回一封信，建议：不要再强调不同地区不同形式了，让群众自愿选择，选上啥就算啥，领导不要硬堵。
由杜润生担任主任的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根据中央的这一精神，起草了一锤定音的“一号文件”，正式肯定了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从而结束了包产到户长达30年的争论，开启了一个农民获得自主权的新时期。
在这份“一号文件”中，杜润生对包产到户的定义用了“统分结合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和社会主义农村集体经济体制条件下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表述方式。
温铁军对法治周末记者回忆，当时，不只是一个年轻人希望用农民听得懂的语言直白地说出“大包干”三个字，质疑这么繁琐的文件表述。然而，杜润生依然坚持，“一个字都不能改，改一个字都是要掉脑袋的”。因为当时各种意见都很尖锐，想要把不同的意见，甚至对立的意见都包装在一句话里面，就需要包容。
著名制度经济学家周其仁也是杜润生弟子，曾在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过。他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包产到户能得以确立，杜润生个人贡献很大。周其仁认为，杜润生可以把看似对立的品格集于一身，“从不放弃原则但更擅长于协调和妥协，尽最大可能发现可为各方接受的共识空间”。
从1982年一直到1986年，中央接连发布了5个“一号文件”。这5个“一号文件”一脉相承、相互关联，有力地解决了当时国家在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村多种经营、调整流通体制结构、乃至工农城乡关系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1982年争论颇多的包产到户被中央认同，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而当8亿农民一旦被解放出来，有限的农业资源承载不了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1983年的“一号文件”就提出了，发展农村多种经营，以消化被解放出来的劳动力。此后到上世纪90年代初的十年期间，乡村集体经济在资本极度稀缺条件下短期就完成了“土地和劳动力成规模投入替代资本”的原始积累，被誉为中国农民伟大创新的乡镇企业和城镇化异军突起。
农村能工巧匠们发起的多种经营、带动的商品生产和中小型企业发展，都要求改善贸易条件，也要求资金、土地、劳动力诸要素保持一定程度的流动性。这与过去政府的既定政策发生了矛盾。在1984年“一号文件”中，明确“在稳定和完善生产责任制的基础上，提高生产力水平，疏理流通渠道，发展商品生产”，坚持国家、集体、个人一齐上的方针，创造了以市场竞争促发展的新局面。
1984年粮食生产量连续5年超常规增长。粮食部门由“手中无粮，心中发慌”，转为“拒收限收，压级压价”，给农民释放出“粮食多了，卖粮难”的信号，直接导致农民调减粮食播种面积。于是，随着1985年粮食大幅度减产，改革统派购制度、重构服务体系、调整产业结构等，成为当年“一号文件”的主要内容。
1985年，农村的多种经营、乡镇企业和城镇化等领域的综合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内需，也客观上造成资金和原材料的全面紧张，带动物价快速上涨以及城乡之间的利益冲突。如何综合布局，如何全面推进，成了农村如何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问题。1986年的“一号文件”便主要对全面深化农村改革与调整工农城乡关系作了部署。
这5个“一号文件”的落实，极大地改变了上世纪80年代农村的面貌，大大加速了乡镇企业的发展，为中国的全面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背后的主要起草者杜润生，功劳不可谓不大。
主动喊停农村改革系列“一号文件”
继1986年“一号文件”之后，1987年，中央确定了深化农村改革的三项目标：第一，确立农户自主权；第二，发育市场体系；第三，继续优化产业结构。这三项目标实现的程度，是衡量农村发展成功与否的标志。
“然而，理论上揭示不等于实际上解决问题。中国农业的进一步改革，受制于城市国有经济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当时我们认识到，中国的农村改革，一切‘便宜’的方法已经用尽；如果不触动深层结构，就很难再前进一步。正是因此，农村改革一系列‘一号文件’的历史使命告一段落。至今，中国农村改革并未终结，必须从全局改革中寻找前进道路。”杜润生在一篇文章中如是写道。
“‘一号文件’到1987年的终止，并非因为有所谓‘保守派’的压力，而是农研室主动喊停。”温铁军告诉法治周末记者，1980年代初期，农村改革成效显著，但农村改革的“单兵突进”却影响了其他部门的利益。“异军突起的改革是不可能长久的，只有多部门的利益协调平衡才能让改革进行下去。”
在中国市场经济尚缺一席合法地位的当时，城市改革的全面滞后，也成了农村改革的巨大阻力。
1985年，当许多人还把家庭承包当成农村改革的伟大突破的时候，杜老门下骨干之一王岐山就已经看到，农村改革单兵突进的可能性已经没有了，“我们的好日子没有多久了”。
对于终止“一号文件”，杜润生在其九十大寿的时候说，地方政府包括农民群众都把“一号文件”当成一个符号了，符号意味着政治化，认为只有坚持“一号文件”才是坚持农村改革。但全国各地的农业条件是千差万别的，农业不可能一声号令，齐步走，更不能政令化，僵化。
退而不休关注农村
1989年，76岁的杜润生正式退休。那个激荡着创造与梦想的改革时代也已逐渐远去。
但在很多人看来，杜老虽然职务退休了，思想却未歇息。他多次指出，“中国改革要过两大关，一是市场关，一是民主关”。后来，又加了一关：自由关，要给农民自由权。
2002年，杜润生提出《关于完善民主法制的建议》，指出小康社会，也应是民主社会。他说，“怎样建设一个执政党，怎样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也就取决于如何对待民主政治”。
晚年时期的杜润生失去了听力，表达与行动都受到限制，但这位智慧老人的目光却投向了更远处。
2008年年底，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一个高峰论坛上，住在医院里的杜老委托外孙念了他的发言：“未来几十年，还需做些什么？已不是我这个95岁的老人能预测准确的了。”他考虑了7个问题，其中有“人口与土地、水资源、能源的矛盾，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矛盾”。
而在诸多问题中，最令他牵挂的还是中国农村发展问题。
温铁军回忆，杜老生前一直强调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希望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下乡与农民打成一片。温铁军也一直践行着杜老的心愿：“我们现在已经发起了上百个农民合作社，构建了合作社联盟；已经动员了200多所高校的学生，成立了支农社团，鼓励大批青年学生下乡。目前，这200多所高校的支农社团下乡人数就已经超过20万了。”
建立中国农民自己的组织也是老人的心愿。1984年家庭承包推行完成之后，杜润生指出，恢复分散的个体经济不是最终目标。应该把农民组织起来，发展合作社经济。杜润生呼吁：“农民不富，中国不会富；农民受苦，中国就受苦；农民还是古代化，中国就不会现代化。”
杜老102岁生日前夕，蔡晓鹏登门拜访老师。听说学生要来，老人早早起床，换了件红衣服，还特意梳了梳头。当时，杜老已经无法进行语言交流了，但还有意识。蔡晓鹏回忆，杜老握着自己的手，紧紧地握了好几次。“您的劲儿真大。”蔡晓鹏说完，老人开心地笑了。（来源：法治周末）
(参考资料来源：凤凰财经、《财经》杂志、《南方人物周刊》《经济观察报》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