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文初在家翻阅老照片。南都记者 曾春花 摄
1994年1月，“以土地为中心的农村股份合作制”论证会在南海召开。前排左一为杜润生，左二为邓文初。
1993年秋，在北京和杜润生合影。中间为杜润生，左一为邓文初。南都记者 曾春花 翻拍
南海原副书记邓文初回忆20多年前杜润生论证南海土地改革
提前3天到佛山 发言长达2小时
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的原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日前去世，本报昨日报道了他与佛山的渊源。他曾南下佛山，肯定南海的土地股份制改革，为南海的农村改革指明方向。昨日，南都记者联系上当时的原南海市委副书记邓文初，他曾赴北京邀请杜老南下，也是当年南海土地股份制改革的亲历者。1993年11月下旬，入秋的北京已抵不住凉意，昔日王侯府、西黄城根九号院内的一处会议室外，52岁的原佛山南海市委副书记邓文初来回踱步，焦急地等着一个人。这个人，正是杜润生。邓文初此行目的，就是邀请杜润生到南海参加农村股份合作制论证会。
请专家把脉土地股份制
时间追溯到1984年，当时的南海县委、县政府做出“三大产业齐发展，镇、公社、村、生产队、个体、联合体企业‘六个轮子一起转’”的决策，极大调动了民间经商办企业的积极性，随后南海“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全民皆商，一大批家庭作坊式的小五金厂、小冶炼厂像野草一样野蛮生长。
邓小平“南方讲话”后，大量外资抢滩广东，加上本地的乡镇企业，南海和珠三角其他区域一样，土地市场告急，“向农村要土地”成为大势所趋。而土地包产到户后，使得土地经营零碎分散，不利于规模经营。
如何实现农村土地规模化经营？在此过程中如何保障村民所享有的土地增值权益？收益应如何分配？作为主管农业的副书记，这是邓文初和他的同事们当时所面临农村改革的问题。南海是国家首批农村改革综合试验区，邓文初说，南海农口线的干部曾多次到当时的江苏锡山参观考察，当地实行的“小农场模式”给了南海启发。所谓小农场模式，即农民留出少量自留地，其余全部交村集体进行规模化经营。
当时，市场经济初显规模，开始实行股份制改造。“企业可以股份制，农村土地为什么不可以股份制？”邓文初说。1992年，南海在全国率先启动集体土地股权制改革的探索，在不改变集体土地性质的前提下，将农民承包的土地以使用权入股，组建起集体经济组织，村集体在土地上“种房子”获得收益，农民则依据股份享受分红。这种做法被称为“南海模式”。
改革首先以罗村下柏村作为试点。为什么会选择下柏村？邓文初说，这是因为当时下柏村的支部书记岑三根很有威信，搞股份制的积极性也很高，作为试点较容易推开。试点取得经验后，南海在1993年初扩大到14个点进行试验，1993年下半年，在全市164个点推开。
南海的改革引起外界不少关于私有化、非农化的质疑，邓文初心里也不踏实。“这样改是行还是不行？加上当时没有政策支持，我们也怕有反复，又回到过去了。”时任南海农村改革试验区主任的何享业向邓文初寻求解决之道。于是，南海决定请北京的领导和专家过来把脉支招。
杜润生亲自手写讲话稿
1993年11月，在赴日本参加完一个研讨会后，邓文初没有直接回南海，而是绕道北京，邀请杜润生到南海出席农村股份合作制的论证会。“只要杜润生出席了，他一拍板，其他的领导、专家基本上就不成问题了。”邓文初说。
由于在北京只逗留一天，邓文初很是着急。他找到当时中央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的科长朱丽英，因为每年都要进京汇报工作，后者和邓文初早已熟稔。邓文初回忆，得知他的来意后，朱丽英马上带他来到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所在的“9号院”，杜润生正在开会。两人又来到会议室外，被杜润生的秘书拦住。朱丽英打电话入会场，请杜润生接听，说明邓文初想见他，只要几分钟的时间。
“当时会议室外面有一个小会客室，我在那里等了20多分钟。”邓文初说，朱丽英打完电话后，杜润生特意从会场出来和他进行了短暂会面。在邓文初说明来意后，杜润生马上答应到南海出席论证会，并和秘书对了日程，敲定参加时间，整个会面持续了约10分钟。
1994年1月5日至7日，“以土地为中心的农村股份合作制”论证会在南海召开。除了杜润生，当天的研讨会还有不少中央、省市的专家和领导，郭荣昌、张根生、杜鹰、余国跃、欧广源、吴敬琏等都在其中。深圳市、广西南宁地区、北海市郊也派人参加了会议。由于参与人数众多，专家领导一一发言，会议持续了3天。
邓文初回忆，杜润生提前3天从北京到南海，入住南海迎宾馆。“我记得他亲自手写讲话稿，后来又有删改，还叫朱丽英帮他誊抄。”在论证会的最后，杜润生作总结发言，他的发言长达2个多小时。“他主要讲了当前农村工作形式、农民土地重要性等问题，最重要的是他肯定了南海模式，认为我们的路子是对的。”
南海经验得以推广
“南海1993年有了新的结果，搞股份合作的规模经营，取得经验，初步启示此路可通。但涉及土地经营方式大转换，和农民权益保护这类大问题，必须进一步试验做好各项完善工作，两年后再总结，获取进一步的成就。”杜润生表示，南海同志抓住机遇，引进股份合作，不仅平息了土地级差收入减少引起的矛盾，而且乘机推进规模经营，力求避免工业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农业衰落趋势。利用股份制改造土地集体所有制，农户退出承包权，取得股权和相应收益，使外出农民安心就业。留下的农民，搞好规模化经营，保持农业结构平稳地向现代化产业转变。“可以说是一种制度创新。”
他还提醒南海，股份制可以当作一种诱导方式，利用来解决人地紧张关系。“农民没有土地是痛苦的。但争得的土地，还会留恋不舍，防碍他们在工业化时期改变身份。土地股份制只要真正还权于民，坚持自愿原则，允许自由选择，摒弃强制行为，就可顺理成章，做到务工务农相辅相成，各得其宜。”
杜润生的发言，无异于给“邓文初们”吃了一颗定心丸，坚定了他们改革的信心。南海开始放开手脚大胆推广土地股份制，并在此后进行股权固化、股权流转等探索，对土地股份制进一步完善。
1994年年初，时任广东省委书记谢非到南海西樵山召开农村股份合作制制现场会，明确表示富裕地区的农村可以学南海，希望将南海模式推广到珠三角。此后，南海模式很快风靡珠三角地区，佛山、广州、深圳等地的农村地区相继进行了土地股份制改革，推动了工业化进程。
10月9日上午，邓文初收到朱丽英从北京发过来的微信，告知他杜润生去世的消息。同是这场改革的亲历者，得知杜老去世的消息后，年逾古稀的邓文初感慨又失去了一位同志。20多年过去，院子里传来桂花香气，又是一个秋天。“到了我这个年纪，身边越来越多的老同志离开，已可以笑对生死。”
采写：南都记者 曾春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