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改革之父”的佛山情
一片争议中 杜润生肯定南海改革
作者:吴曦
10月9日6点20分,原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先生病逝,享年102岁。作为中国农村改革重大决策参与者和亲历者,其生前多次向中央主张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改变了一代中国农村的发展命运。而这位“中国农村改革之父”,事实上与佛山渊源深远,在上世纪90年代初,他曾经南下佛山,为南海的农村改革指明方向,给基层带来强烈的改革信心。
22年前
南海试行土地股份制
10月10日早上,已退休的何享业和子孙正享受天伦之乐,直到收到北京朋友的短信,才知道杜润生离世的消息,心情一下子变得沉重。
曾担任南海农村改革试验区主任的何享业,20多年前多次进京汇报改革进展,与杜润生偶有接触。1994年,杜老南下佛山论证南海所推行的土地股份合作制时,他更是直接向杜润生汇报工作经验。就算离开农业岗位多年,每与北京的朋友接触,何享业都会问起杜老近况,这位老人曾经为南海农村改革带来太大影响。
30年前,当时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后不久,南海的农村就受到广州等发达地区的影响,村集体纷纷创办企业。于是,农民刚刚分到手的土地,又自愿集中起来使用。
1985年,南海的农村集体经济已初见规模,所谓“村村点火,处处冒烟”。作为最初的见证者,何享业说随着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土地和收益分配逐渐成为大问题。直到1987年,广东省就要求在南海试点“经济发达地区怎样实现粮食规模经营”。经过一番争取,南海成为国家首批农村改革综合试验区,何享业正是那时开始进入试验区工作。
何享业仍然清楚地记得,当时南海有两个粮食规模经营试验点,一个在平洲,一个在西樵。不过,试验项目并不顺利,发展规模一直受到制约。像风干机、收割机,这些生产资料都需要投入,但试验区经费有限,只能要求政府补贴,不然难以为继。“搞了几年,试验区觉得累,政府也觉得累。”
经过调研,当时的南海农委认为制约粮食规模经营的核心因素便是土地机制。一方面,分田到户使得土地经营零碎分散。以一家四口人为例,他们可分到两亩多地,但仅这两亩多地还处在不同片区,每个地方不到一亩地,要实现规模经营很困难。另一方面,当时农民已向工商业进军,洗脚上田,但又不愿意放弃土地,造成农地的粗耕粗种,阻碍着规模经营。
为打破困局,南海决定从创新土地机制入手。在改革前,何享业曾多次和同事到深圳宝安区沙井镇万丰村考察。万丰村早在1984年就在全国率先推行股份制改造,农民增收迅速,集体经济组织也发展很快。
而南海的改革也沿着万丰村的股份合作经济思路进行,并大胆在此基础上再突破:将农村土地的承包权和使用权分离,将承包经营权作为股份,量化到全体农民,使农民成为股东,取得土地受益分配权,实行股份分红。
1993年夏,改革开始。南海从里水沙涌、罗村下柏、平洲、夏北洲表村开始,大胆试行以土地为中心的股份合作制。所有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全部入股,村民凭股权分红。入股以后,村里再根据需求,把土地划分成三大块,即“三区规划”,分别是农田保护区、经济开发区和商住区。
南海农村改革
杜润生常予鼓励
改革迅速为南海农村注入新动力,但由于思路大胆,质疑声音也不少。“当时社会议论纷纷,有赞同,也有非议。都在质疑南海的农村改革,是否搞私有化、非农化,是否改变集体所有制。”处在这些声音之中,何享业向时任主管农业的南海县委副书记邓文初寻求解决之道,“邓书记说,既然我们解决不了这么多问题,不如请北京的专家来看看,大家讨论一下。”
于是,1994年1月5日至7日,“以土地为中心的农村股份合作制”论证会在南海召开。何享业还清晰记得当年研讨会是在323会议室进行的。这次研讨会,杜润生也参与了。“研讨会之前,我们几乎每次上京汇报都会看到杜老,但直接接触还是第一次。”在过去的工作汇报中,何享业说杜润生常常给予南海改革鼓励,“我们搞试验区的时候,他就说过‘试验希望成功,允许失败。失败也是成功,因为探了探路,证明行不通,节省下改革成本。’”
而除了杜润生,当天的研讨会还有不少中央、省市的专家和领导,如王郁昭、张根生、杜鹰、余国跃、欧广源、吴敬琏等都在席中。“算上我们本地参加会议的,南海迎宾馆当晚都不够房间。”而何享业当日是代表南海发言,介绍了土地股份合作制当时在南海的改革情况。
何享业发言时就表示,“我们搞股份合作制,是为将来农村经济进入完全的市场经济做好铺垫。”他发言结束之后,各方开始激烈讨论,“什么观点都有,有些也颇为尖锐,主要还是围绕土地非农化、私有化这些问题。”而杜润生是最后才发言的,他充分肯定了南海土地股份制的探索。
“在之前十余年中,农村劳动力大部分已转到农外就业,这些人务农兴趣降低,可是土地资产意识反而提高。为维护农业的持续发展,生产要素配置与利用方式必须更新。这些都成为推行股份合作制的动因。”杜润生当时表示,南海同志抓住机遇,引进股份合作,不仅平息了土地级差收入减少引起的矛盾,而且乘机推进规模经营,力求避免工业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农业衰落趋势。“土地股份制只要真正还权于民,坚持自愿原则,允许自由选择,摒弃强制行为,就可顺理成章,做到务工务农相辅相成,各得其宜。”
杜润生在研讨会上肯定了南海将股份制引入农业生产领域是一种进步,这让邓文初、何享业在之后的改革中大大坚定了信心,放胆探索。“我还记得,当时会开完没几天,邓书记就叫了各镇街一同学习会议精神,把试验区的经验铺开。”
多年后
杜润生再次肯定南海经验
1995年年底,里水镇草场村率先在南海出台股权固化方案,实行“增人不增股,减人不减股”,将原属集体所有的土地资源、固定资产以股份的形式全部折股量化。各经济社把全部股权一次性配置给社区内农民个人所有,股权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流动。
南海改革经验很快便见成效,并被广东省委、省政府作为样本推广。1998年,南海整个农村经济总收入为600多亿元,集体经济纯收入为34亿元,农民人均收入超过6000元,分别比1992年增长370%、149.6%、150 .4%。
2001年,有媒体采访杜老,谈及南海土地股份制改革时,他仍然持肯定态度。“南海主要搞土地所有权变成股权,可以流动,这样便于让土地集中到专业大户手里,搞规模化经营。”
“把‘30年不变’坚决执行下去,保持稳定,不要用行政的手段进行调整。在市场经济的原则下,自由流动,有偿转让是可以的。南海的做法是要在一定条件下才可以实行的,大部分农村办不到。目前,应该在法律上把‘承包权’确认为一种‘物权’,而不是‘债权’。‘物权’意味着承包人享有土地的处置权,可以转让、抵押、入股。当然,这一定要在市场经济的原则下进行。”
作为20年前这场改革的亲历者,何享业说杜润生对中国农村问题的熟悉和开明态度,为南海农村改革争取了探索的空间,也坚定了基层改革的信心。
试验希望成功,允许失败。失败也是成功,因为探了探路,证明行不通,节省下改革成本。
南海主要搞土地所有权变成股权,可以流动,这样便于让土地集中到专业大户手里,搞规模化经营。
把“30年不变”坚决执行下去,保持稳定,不要用行政的手段进行调整。在市场经济的原则下,自由流动,有偿转让是可以的。南海的做法是要在一定条件下才可以实行的,大部分农村办不到。
——— 杜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