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岁深圳的35个问题”】之九深圳社会各阶层的分析
文/林岭东
本文力图对现在居住在深圳的1800万人作结构性分析。一般而言，对深圳居民的结构性分析有三种分类法，一种是所谓“户籍居民”与“非户籍居民”之分，所谓“人口结构倒挂”问题，另一种是按照移民来源地进行划分，也就是所谓“亚文化圈层”问题，这两种分类法都不是我的兴趣所在，不过倒也可以在第一部分作简单的分析；我最想做的则是第三种结构分析，即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对深圳这个“城市社会体”作阶级或阶层结构分析。
“人口结构倒挂”的视角在深圳已是老生常谈。就目前而言，深圳1800万人口，其中户籍人口为380万(2015年底可望达到400万)，办理居住证的人口约1200万。如何解决这个倒挂问题，社会上有不同意见，一种认为，应该降低入户门槛，加快入籍进程，每年解决50万人口的入户问题，用10年时间增加500万户籍人口，使得深圳户籍人口到2025年扩充到900万，之后自然增长，使得户籍人口规模在1000万左右，是合理的规模；另一种主要意见则认为，户籍制度是一个行将被“革命”掉的落后制度，再用“增加户籍人口”的办法解决所谓“倒挂问题”太落伍了，深圳应该在全国率先取消户籍制度，代之以“居住证+社保卡”制度，社会管理与居住证挂钩，享受公共服务的资格与社保挂钩。
其实就现状而言，除了极端的“住房限购”政策外，深圳大部分公共服务都已解除了与户籍的紧密关联，仅小学与初中的就学，户籍还起点作用。但关内各区普遍而言，拥有“学位住房”的分值大都高于户籍分值，而且这主要是名校学位，普通学校对非户籍人口的门槛并不高。深圳在校中小学学生总数中，非户籍生源均已超过50%，这在全国的一、二线城市中均是罕见的。
不过总体而言，户籍制度不可能由个别城市取消，而只能是中央政府的统一部署；某一特定城市也不可能不对某些紧缺的公共资源设置门槛(不是这种门槛，就会是别种门槛)，否则供给只会完全崩溃，这是我们解决“倒挂问题”时必须理性看待的。
并不太明显的方言“亚文化圈
与金兄讨论过一个有意思的话题，他的观点认为，原来我们常说的广东省“三大族群”说，应该修正为“四大族群”说，除了原来的“广府人”、“潮汕人”、“客家人”三大族群外，应该增加一个“新客家人”族群。
大家都知道，所谓“广府人”，就是小珠江三角洲为主的操白话的族群，“潮汕人”则是以潮汕地区为聚居地的操潮州话的族群，“客家人”则是以梅州、河源、惠州为主要聚居地的操“客家话”的族群。除三大族群外，还有一些更加细分的方言语种，不一而足。广东三大族群主宰了这一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事务，并且互相之间有竞争关系，也是不争的事实。
金兄所说的“新客家人”，主要是指“北方移民”，这里的“北方”概念，系指广东人的“北方”定义，大约是指南岭以北地区，仅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四省属于广东人眼里的“南方”。(但是我想，就改革开放后的新移民而言，恐怕广西、福建人都无法归入到广东的三大族群之中，也只能归入到“新客家”族群吧？)按金兄的论述，从人口规模来看，“新客家人”总人口超过4000万，应该已经超过原来的三大族群，成为广东最大的“族群”。他们虽有各自的方言，但在交流中，以“普通话”为共同的语言，如果按照这个定义，居住在广州的所谓“1949南下干部”群体，自然也应计算在内。
按照这种“四大族群”的分法，据说佛山是广府人的文化中心，潮州是潮汕人的文化中心，梅州是客家人的文化中心，而深圳则是“新客家人”的文化中心，省府广州，则应成为四大族群共舞之地。此一说法是否成立，吾不敢断言，不过要说深圳是“新客家人”的文化中心或政治势力根基，似乎也讲得通。不是不断有人说深圳是“北方文化的殖民地”么？
但是深圳的1800万人口中，显然不能全部认定为“新客家”族群。据估计，除了50万“老宝安”原住民外，至少仍有400-500万人，是从广东各地移民深圳的，甚至据说，仅陆丰一个县市，在深圳可能就有30万人，而电白一个县市，在深圳也至少有10-20万人。总体而言，据说潮汕人在深圳的总人口，应该在200万左右。而潮籍商人群体，在深圳这城市的影响力，据说也远超过他们在香港和广州的影响力。
除了广东人移民深圳外，虽然说深圳集齐了全国每一个县市的移民，但却是以中西部地区的数个省份最为集中，比如，据说湖南人在深圳的总规模应在150-200万之间，操四川话者(四川省+重庆市)差不多也应该是这个数目，其余较集中的省份，可能是湖北、江西、贵州、广西等，规模应在50-100万之间，东北三省加起来在深圳的总人口，也应该在150-200万左右。其它次级规模的省份，可能包括安徽、河南、陕西、福建等，据估计应该有50万左右。
但是，要说每个省籍移民在深圳都形成了一个个方言“亚文化圈”，恐怕也不是一种普遍的文化人类学实存，最多可能在底层社会中，形成了一些由地缘关系结成的类黑社会团体而已。不过存在于个别城中村的所谓“寄居村”现象，比如四川人在黄贝岭村的聚居、湖南人在水围村的聚居，都是饶有趣味的社会学现象。
没有哪一个省籍的人能够成为这个城市的主导人群，即便是广东人，在深圳也不会成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单元，普通话是这个城市的官方和社会交往共同语言，这不但是一个事实，也是深圳市政府在建市之初就确定的文化政策。这个城市就像一个大熔炉，将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融合为一个全新的社会体和文化体。
从这个意义上看，深圳十分类似于美国，虽然存在着大大小小的亚文化圈，但人们却不以省籍或语言形成利益群体，也不以民族或宗教分类形成利益群体，因而也就基本上不存在显性的地区矛盾、民族矛盾和宗教冲突。这是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的成功之处，也是深圳作为一个移民城市的成功之处。
也有政治学者认为，中国政府在之前的30年(上世纪50-70年代)中，在新疆、西藏问题上的成功之处，恰恰在于，在这两个地区，突出阶级矛盾，淡化民族和宗教的符号。我对此没有研究，但美国显然也没有突出阶级矛盾，虽然存在着清晰的阶层划分，却没有发生阶级革命，这是深圳值得研究之处。当然，这是下一部分的内容了。
深圳五大社会阶层的划分
深圳市委党校的汪开国教授，曾经主持过一个“深圳九大社会阶层调查”的调研课题，并出版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在他们的报告中，将深圳社会体划分为九个主要的社会阶层：1，工人阶级；2，社会管理者阶层；3，专业技术人员阶层；4，办事人员阶层；5，商业、服务业劳动者阶层；6，个体户阶层；7，私营业主阶层；8，经理阶层；9，不在业者阶层。当然，这是基于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而对整个社会体进行的相对专业一种社会阶层划分。
我个人以为，这个划分专业则专业矣，但是划分得过于罗嗦，不足以解释诸多社会问题，尤其是，不同的社会阶层有不同的利益诉求(用老话说叫“阶级利益”)，并进行社会重组以追求自己的利益，因而这种社会分层理论远不如卡尔。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来得直接和犀利。
然而，马克思的“阶级理论”的结论是“阶级斗争”甚至是武装革命，这并不符合我个人的理论旨趣，也不符合当下“社会调和”的社会心理。所以，我更倾向于将马克思的前半段抽取出来，借鉴其“阶级分析”理论，但与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和霍曼斯、布劳等人的“社会交换理论”、帕森斯、默顿等人的结构功能理论相结合，这样的社会阶层划分和调和共存，已被西方社会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中国可能最终也要走这条路。深圳可以先行一步。
在不太精确的程度上，我们可以将1800万人口的深圳社会体，划分为五个主要的社会阶层：原住民阶层、富贵阶层、中产阶层、灰领阶层和蓝领阶层。这种划分也许并不规范或准确，但却很符合深圳的社会实际。
原住民阶层：
这一阶层的划分十分清晰，就是指总规模在50万左右的“老宝安”原住民群体，这是最无争议的、也是原初意义上的“深圳人”。他们大都聚居在“城中村”，每家都拥有1栋以上的自建楼，除了用于自住外，大部分用于出租，所以他们是相对明确的“食利者阶层”。除了私房，他们还大都是集体股份公司的股东，能够分享集体企业的收益。
当然，他们的富裕程度并不一致，贫富分化程度也很明显，有的人可能亿万身家，也有的人可能靠救济过活，但这些应该都属于比较极端的情形，大部分情况下，他们应该是过着衣食无忧的“食利者”生活。很多时候，贫富的分化主要由于他们的土地和房屋在这个城市所处的地理位置，如果你是在蔡屋围村、岗厦村或大冲村，可能许多人已成为千万富翁甚至亿万富翁，但如果你是在龙岗坪地某村或大鹏半岛半天云村，可能并没有从城市的土地升值中获益多少。
另一个影响到他们贫富分化的原因，是所在的集体股份公司的经营状况，经营得比较好的，每人每年分红可达数万元，经营得差的，可能只有几千元甚至分不到什么钱。当然，这在他们的收入结构中只占一小部分。
只有较少的原住民或其下一代脱离了“食利”模式，一些年轻人考上了大学，避免成为社会所诟病的“四不青年”。毕业归来的年轻人可能会考取公务员，也可能会回到他们的村集体股份公司就业。也有偶然的创业成功案例。
毫无疑问此一阶层大部分的职业是“房东”。由于他们主要拥有的是这个城市中的不动产，因此他们的财富增值或贬值取决于这个城市的兴衰，他们当然是乐见这个城市欣欣向荣，经济繁荣昌盛，房价越来越高，房租水平也越来越高，这样他们就可以有更高的收入。但也由于他们的这些不动产均处于政府不认可其“合法产权”的状态之中，他们也只能用于出租，而较少可以出售其不动产牟利。当然政府也基本上无法从其不动产收益中抽取税收。他们在较一般的意义上算是这个城市的特权(不纳税)阶层。
富贵阶层
这个阶层可能包括：成功的企业家、金融家，较高收入的专业人士比如医生、律师、会计师、设计师等，以及中高级别的官员。请注意我只将企业家中的大中企业家、资本家和金融机构中的中高层管理人员，以及医生、律师、会计师设计师中的较高收入者，中高级别的官员(或者因官职而可以牟取较高收入者，这个在不同的政府部门，油水的今量可能不一，市委政研室的主任，正局级干部，其油水几近于无，可能远不如某个街道办的科长)算在这个阶层之内。但是，无论如何，局级以上干部都可以算入这个城市的权贵阶层。
无法有一个严格的量化指标，但是我们可以粗略地作这样的认定，他们的年家庭收入至少应该在200万以上，其中多数可能在1000万以上；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住别墅，开豪车，出入高档场所，享受高品质的生活；他们在房地产、股市或其它市场都有相当规模的投资，他们的孩子接受这个国家或这个地球上最好或较好的教育。综合考虑，我们估计这个阶层在深圳的人数应该在10万左右。
他们是这个城市的主宰者或统治者，拥有普遍意义上的“权力”，作出行政决策或经济决策。他们位于这个城市社会体金字塔的塔尖。当然我们也看到，他们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富豪”，另一类是“权贵”，不过也没有分得那么清晰，因为许多“富豪”在党政体系中拥有相当有话语权的朋友，也有不少“权贵”得到“富豪”金主的大力支持，因此并不缺钱用；并不少的情形是，有些“权贵”本身就是“富豪”，他们要么拥有家族企业和个人投资，要么以权力换取大量金钱。
有一点需要指出，这个阶层中大部分的财产身份或社会关系已经国际化了，至少也全国化了，他们的财富分散投资，在全国或全球分布，对本地生活的依赖性大大降低。因而，他们对这个城市的向心力并不高，因为以其富贵程度，可以在任何地方享受优质生活。这个城市的兴衰影响不到他们。
相对来说，除了小部分暴发户和小部分富二代，这个阶层的大部分成员在深圳低调地存在，较少炫耀财富。他们因为具有全球的眼光，所以知道自己在这个城市和国家中的位置，他们大都不想招人厌恶或愤恨，他们正在努力地培养自己家族的贵族气质，虽然那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我不敢说这个阶层的整体道德水平有多高，但是倘若我说他们至少高过整个社会的整体道德水准，希望不会引起众怒。
但是，由于具有较好的财富优越感，以及对这个城市较少有依赖性，所以这个阶层的公民特质并不明显。他们基本上不热衷于参与公共生活，不就公共议题高调发表意见。只有少部分“深商”认识到他们对社会的责任感，并愿意资助公民社会行动。他们最多愿意表现他们的慈善形象。“闷声大发财”是他们的准则。
中产阶层：
中产阶层是这个城市的市民主体之一，他们包括中低级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中低阶职员、企业的中上层白领、中小企业主、个体户，和大部分知识工作者。我们仍然无法准确给出这个定义的边界，一般而言有房有车，或者具有买房买车的财富实力，比如家庭年收入在20万以上，家庭总资产在200万以上2000万以下？我们估计这个阶层在深圳的人口规模在300万左右，即使把门槛再稍降低一下，最多也不会超过500万人。
这个阶层的人大部分受过较好的教育，一般而言应该是受过高等教育，他们的子女也可望受到较好的教育。他们在这个城市拥有较为稳定的工作和生活，并且拥有相对的休闲时间。这个阶层符合全世界所有的中产阶级的定义，一般具有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他们希望和平、稳定与安全，希望这个城市繁荣，希望人与人之间拥有和谐的关系，希望国家形成一个法治体系，人人平等和自由。他们是这个城市的超级稳定阀。还有，他们大部分是这个城市的户籍居民。
这个阶层是最具公民精神的一群人，他们是深圳公民社会的主力，热衷于关心时事和城中大事，具有清晰的权利意识，勇于用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并且勇于批评政府。他们希望这个城市拥有更好的治理结构和更良善的城市管理水准。
这个阶层还是城市消费的主力军，他们是购物中心的常客，喜欢逛大型超市，同时还是网购的主力，喜欢在各种餐馆吃饭，在咖啡厅喝咖啡，周末去海边民宿渡假。他们还是城市阅读的主体，是电影院的主要消费者，偶尔也会给深圳音乐厅和深圳大剧院捧捧场。他们平常开车，偶尔也坐地铁，但较少坐公交巴士，因为那会影响到这个阶层的自尊心。
这个阶层的政治态度是显而易见的，他们未来也注定会在这个城市政治体中发挥主导的作用，虽然目前还不是这样。富贵阶层必须在权力结构中留出足够的空间给中产阶层，否则这个城市无法建立起一个平衡的政治结构。现状是太少了，而中产阶级正在争取更大的发言权，而权贵阶层也必须向他们作出让步。
灰领阶层：
相当程度上这个阶层是中产阶层的准备阶段。它包括企业的下层白领、行政、事业单位的年轻人、刚刚开始创业的小企业主或个体户，以及其它自由职业者。我们可以说他们是界于中产阶层与蓝领阶层之间的那部分人，他们在深圳的人口规模也大约在300万左右。
这个阶层的相当比例还处在不确定的阶段，他们大都还未成立家庭，没有能力购房，但也许已买了一辆小汽车。他们的价值观和消费偏好基本上类同于中产阶层，但消费能力则相对较弱于中产阶层。如果他们进展顺利，几年后他们可能会跃升到中产阶层去。所以灰领阶层与中产阶层的关系可以类比于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关系。
中产阶层和灰领阶层加起来至少有600万人，他们是这个城市的主体人群，并构成这个城市的主要稳定力量。
蓝领阶层
这个阶层在整个城市中人数最多，我们估计至少有1000-1200万左右。它包括在工厂中打工的工人阶级，人数约在600万左右，另外包括在城市中从事各种生活服务业(包括餐饮、零售、旅游、交通、物流、环卫、物管、家政、娱乐、休闲等等)的从业者，人数也应该在500-600万左右。
这个阶层人数最多，但在这个城市中的社会地位则位于底层，他们大部分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但基本上都受过初中以上教育；他们收入较低，无力购买住房和汽车，生活质量得不到保障。因而他们在城市中相对处于流动性，尤其是在服务业中就业的那部分，流动性则更强。他们大都不拥有深圳户籍，来深圳是为了打工挣钱，相当比例有可能在未来离开深圳回到老家。
这个阶层是深圳的主要体力劳动阶层，是深圳榨取其人口红利的来源，透支其青春和身体，享受最少的公共服务，却为深圳创造最基本的财富。他们经常是这个城市社会体中的被污辱与被损害者。
过去近10年来，中央政府一直希望解决流动人口的公共服务由流出地向流入地转移责任的问题，但是进展并不太大。因中国的地方政府一直是一个为户籍人口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它无法对非户籍的流入人口负上政治责任。但是倘若仅限于此，深圳政府显然就是一个责任过于轻松的地方政府，因它只需对不足400万户籍人口负责任，但却收取了1800万人口完成的经济增长的收益——地方税收。中央政府希望深圳探索打破这一制度瓶颈，但显然收效不大。
以社保基金为例，中国的社保体制是由个人和企业共同负担社保资金的投入，但是倘若个人选择结清社保脱离这个体系，他只能取走个人缴交的部分，而企业参加统筹的部分，却只能留在社保帐户内。但是，大部分离开深圳回老家的蓝领工人，在走时都选择提取个人缴交的部分，于是深圳社保基金就无需再负担他的社保支出。这是公开的掠夺。这也是为何全国主要城市的社保帐户皆出现亏空，却唯独深圳、东莞等为数不多的城市社保基金却出现大规模盈余的原因所在。这事实上是掠夺了蓝领阶层的利益。
但是没有人为蓝领阶层的利益代言。由于他们大多非深圳户籍人口，很难在深圳取得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故而他们只能象征性地在市人大里面有几个人大代表名额，而这些人的话语权十分有限。
除了上述五个社会阶层外，深圳还有约100-200万人，是没有被统计在这1800万人口之中的人，这部分人就是汪开国教授报告中所提到的第9类：不在业者阶层。这些人在深圳无固定职业、无就业、无户籍、无固定住所，他们可能是流浪汉、乞丐、拾荒者、小偷、站街妓女、黑社会等等，当然还包括数以十万计刚来到深圳投亲靠友然而还没有找到工作的人。他们没有被列入深圳人口的统计表中，属于表外人士。由于这部分人流动性极大，故我们没有将他们列入深圳社会体的重要构成群体。但是他们并非就不会对深圳社会产生各种影响。
不过数量最大的，却是那些“侯鸟父母”；他们可能在秋末来到深圳，夏初回到北方，或者过来帮助儿子带孩子，这一批人一般不会去办理居住证或暂住证，但却构成一个巨大数量的暂时性人口存在。当然他们主要依附于儿女的家庭，本身不新增消费力，不过是取代了一部分本可由社会替代的家庭服务功能。
前一部分基本上可以列入到蓝领阶层，或者很快找到工作后进入到灰领阶层。“侯鸟父母”则从属于他们子女家庭所在的社会阶层。因此，我们不打算将他们列为单独的一个阶层。
阶层的流动与共存
无论如何，深圳过去的35年，都属于典型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阶段，而且还是初级阶段，经济高速增长，城市高速扩张，移民潮水般涌来，遍地都是就业机会，一个又一个可以改变命运的机会窗口。
这也意味着对每一个个体来说，来到深圳，就获得了一个阶层重组的可能性。首先深圳不像内地的城市，社会阶层基本上已经固化，并形成了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但是在80年代到90年代的深圳，没有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不论资排辈，没有人知道和计较你的过去，只凭个人的才能，你就能开创出全新的一片天。
所以那时的深圳，除了党政体系内部的那一套之外，整个市场体系完全是在全新的平台上展开全新的社会组织结构。对每个人，你可以在这个热带丛林一样的全新场域内，抛弃掉原来的社会阶层属性，靠自己的才能与打拚，重新定位自己所属的社会阶层。
刚到深圳时代可能只是一个蓝领搬运工，但5年后可能你已经是腰缠巨富的大老板；原来你在内地可能因为坐牢而身败名裂，失去所有，更加没有工作给你，但你来到深圳，可能迅速地成为一个公司的业务骨干，甚至进入高管层，你迅速地拥有自己的别墅和美貌如花的女人；你一个月前可能还负债累累，但一个月后你在股市上赚得盆满钵满，半年后你可能又变得一贫如洗。
总之社会结构完全未定型，处于剧烈动荡之中，“一切皆有可能”，阶层之间流动的大门是敞开的，你随时可以从一个阶层跃迁到另一个阶层，也可能是堕落到另一个阶层。但这一切都是你自己的原因，或者说是你自己运气不够好，怨不得别人，更怨不得政府。
正是由于阶层流动的大门是敞开的，机会对所有人而言是平等的，面对这样的平等，显示出差异的只是个人才智、冒险精神、决断力、努力程度的不平等，只有上帝是否眷顾着你的不平等。正因为如此，深圳和香港一样，存在着巨大的贫富分化、分配不均衡，但是深圳和香港一样，人们大都不仇富，羡慕嫉妒是有的，但不会仇恨富人，因为：一，我也曾富过，或者我也有机会变成富人；二，别人富是别人打拚来的，而不是偷来的，或者说，别人运气好，任何人都有运气好的时候，也有运气坏的时候，这怨不得别人；三，我只要努力拼搏，我也有机会成功；四，仇富没有什么鸟用，抢劫或杀人是要坐牢的。
除了财富的机会，权力的机会也是普遍平等的。尤其是在80和90年代，政府除了最初从全国各地调入公务员外，后来大都采用了招聘的方式，只要你符合条件，能够考得上，就能够进入党政体系。我们身边就有许多例子，完全没有任何关系或后台，就这样硬生生地考进了政府做起了科员、科长，之后的进步就看自己的努力和运气了。有不少现在的局级、处级干部，当年就是这样考进深圳来的。
当然，权力体系的阶层流动性，在进入本世纪之后变得逐渐封闭了。虽然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职员仍是逢进必考，并且设计了貌似完善的制度以防止循私舞弊，但仍有许多缝隙可以让权力发挥作用。所以这个门的开放性有疑虑。
进门之后的升迁越来越不取决于个人才干。有一种说法是，目前的深圳，倘若你没有足够硬的后台，又不肯用钱去走门路，那么凭自己的本事，你最多可以做到正处级干部，倘若运气够好，你的才能又偏巧有开明的领导赏识的话，最多可以做到副局级，再往上，就不是你可以奢望的了。不过好在，市场机会仍然是相对平等的，虽然机会并不像90-年代那样遍地黄金了，但仍然给有志之士留下了足够的奋斗空间。
只有法治下的机会平等、自由创新，才能令贫富悬殊的不同社会阶层和平共处于一个社会体中。
社会的不同阶层之间其实是互相依存、互相成就、共同发挥作用的关系。没有资本家开设工厂，就不会有打工者打工的机会，没有打工者的辛勤汗水，资本家就没钱可赚；没有设计师设计出新款的服装，服装厂老板就只有旧款衣服可卖，企业可能就很快衰落，老板的投资打水漂，工人也只能作鸟兽散；没有企业家们缴税，政府就没有财政来源；没有政府？呵呵，无政府主义，在中国想都不要想；没有银行家的金融支持，企业也就不可能得到发展，分分钟死掉，不信你去问华为任正非。
马克思的阶级理论，若用于分析既定事实和现存问题，是十分有用的工具，但是阶级斗争理论则不顾社会结构自身的平衡、不同社会阶级之间的相互依赖，而鼓吹其中一个环节的阶级成为“历史的选民”，要主导历史的进程，并且以暴力手段改变既有的生产关系——历史已证明，资本主义是最能够激发人类创造财富激情的一种生产关系，取消这种生产关系的结果就灾难性的。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在19世纪上半叶的西欧，尤其是德国和法国等国，确实出现了社会结构自身的失衡，通过一定的阶级博弈，框正这种失衡是合理的，但推翻原有的社会结构，就失去了合理性。欧洲、北美诸多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者都已论证了“阶级革命”的危害性，这里就不再絮言。
在马克思阶级分析的基础上，我们需要强调的是“阶级调和论”，使得阶层利益冲突通过一定的调和机制，维持在一个相对均衡的框架内。这一理论的前提是，“社会稳定”、“公平正义”、“和平与发展”符合全体社会成员包括每一个社会阶层的利益。
在任何一个社会体中，不可能做到全体社会成员“均贫富”——如果真的朝此方向努力，结果一定是“均贫”而不是“均富”——但要让最贫的那一部分人有一个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使其不铤而走险、危害社会的稳定。这也就是十八大所提出的“底线民生”的概念，如何实现这一点，有两种途径，一种是国家的角色，一种是社会的角色。
同时，在一个社会体中，一定也会有富贵阶层和贫穷的社会阶层，也会有居于这两者中间的阶层。社会学家把此种社会结构分为三类：“哑铃型”、“纺锤型”、“金字塔型”，普遍认为，深圳目前的社会阶层结构是典型的“金字塔型”，而理想的现代化社会应该是“纺锤型”，即两端小、中间大。
中产阶级是社会的稳定器，除了这个阶层本身就极端追求稳定、和平之外，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在权贵阶层和底层之间起到调和的作用：当权贵阶层对底层的压榨过度时，中产阶级可以联合底层向权贵阶层施加压力，逼其作出妥协和让步，留出更多利益给底层；当底层燥动不安、试图以暴力破坏社会的稳定时，中产阶级又会联合权贵阶层保持政府的治理能力和管控能力。问题在于，中产阶层是否足够强大，否则它就难以发挥这两个作用。如果缺少一个强大的中产阶层，社会就经常会发生两个极端阶层之间的暴力对垒、撕逼大战，最后的结果一定是破坏性的甚至毁灭性的。
就深圳的现状而言，社会结构存在着以下几个问题：1，政府过于强势，而政府权力掌握在“富贵阶层”手里，权力得不到制约和监督，会出现政府危害社会的施政行为，而富贵阶层过于强大，常有破坏法治的行为；2，中产阶级已获得长足发展，但整体而言仍不够强大。对一个1800万人口的大都会来说，仅有300-500万的中产阶层是不够稳定社会的；3，蓝领阶层规模过于庞大，而且其利益长期被漠视，这对社会稳定来说是一个严重的隐患。
对深圳来说，至少应该实现以下的目标：1，中产阶级至少应该扩大到600-800万人，才可以担当稳定社会的重任。也就是说，灰领阶层和蓝领阶层中，至少应该再有300-500万人进入中产阶层行列；2，应构建更符合法治精神的社会体系，留住用脚投票的“富贵阶层”，他们的逃离和撤资，将直接危害到全社会的利益；3，应尽可能照顾到蓝领阶层的利益，尤其是服务业就业者，其流动性较大，组织化程度不高，且对政府的公共服务需求远较制造业工人为多，直接与其它社会阶层大面积接触，挫折感较强，易于培养反社会情绪，且难以控制。
对于第3个任务，目前政府的积极性不高，主要是看不到即期的危险，所以就无视此种潜在风险。其实2012年深圳反日大游行，发生打砸抢等暴力行为的人群，基本上都来自服务业中的蓝领就业者。
对于第2个任务来说，深圳过去已做得不错，善待民营资本留下了好名声，深圳滨海城市的宜居生活环境也对他们构成吸引力。目前来说仅有的问题是：别墅用地的供给不足；高端的文化生活产品不具有吸引力。
但是最大的难题其实是第二个任务：如何尽快扩大、倍增中产阶级的规模？最大的问题是高房价构成了强大的屏障。对现在深圳就业的300万左右灰领人群和1000万蓝领中想要进入中产阶层的人来说，目前过高的房价使得他们在深圳拥有一套住房难于上青天。可较快见效的解决方案，就是在前文中论述过的，“农民房合法化上市交易”，问题是，政府愿意做吗？
“城邦”气质的渐进消融
有人认为，过去35年中，尤其是2010年之前的30年中，深圳具有明显的“城邦”气质。我的理解，这个所谓的“城邦”气质，应该指的是类似古希腊的雅典、斯巴达，以及中世纪威尼斯、佛罗伦萨那样的“城邦共和国”特点。
我以为，倘若以“城邦”的目光来观察深圳，大约应该看到以下特点：
其一，由于锐意推动改革开放，使得这个城市成为一个理想主义的堡垒——一如上世纪30年代末的延安，它与整个国家的气质甚至制度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尽管这一气质已在严重退化之中。
其二，由于第一导致的结果，深圳迄今为止仍是中国大陆市场经济制度最为根深蒂固的城市，形成了相对稳定可预期的对市场的尊重和对法治的渴求的思维方式、文化氛围。这种城市文化和经济运行体系在中国大陆整体而言计划经济回潮的氛围下，更具有堡垒化“城邦”的孤独感。
其三，虽然这个城邦的政治制度具有共和主义的外表形式，但实质上却是精英主义与专制主义的混合制，这一点确实略略类似于威尼斯的架构，但也仅得形似而神不似。最重要的原因是，这个城市不是独立的政治实体，而只是庞大帝国体制下的一个地方政权，主要的事务皆受制于自上而下的党国体系。最多，在这个角度上它有点类似罗马帝国治下的耶路撒冷。
其四，某种意义上，确实存在着权贵阶层与平民阶层、奴隶阶层的分野，这一点既类似于雅典，又类似于罗马共和国时期。权贵阶层不言而喻，而平民阶层则包括了原住民阶层、中产阶层、灰领阶层，至于数目最多的蓝领阶层，有点类似雅典城邦中负责体力劳动的奴隶，他们不具有公民权。
其五，由于中产阶层的推动，深圳的“公民社会”价值观相对较为普及，已成为这个城市主要的共识之一。大部分公民具有亚里士多德所谓的“积极的(或公民的)生活方式”。这方面确实显露出共和主义的特点。
当然，除了前述深圳仅为整个中华帝国体制之下的地方政权之外，深圳拥有的近2000万人口，使得其在人口规模上接近于大部分历史时期的拜占庭帝国(西罗马帝国全盛时期统治人口约在5000万左右)，而远远多于雅典、斯巴达、威尼斯、佛罗伦萨等城市共和国(大部分时间只拥有5-10万人口)。这又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地方。因此，将深圳类比此等城邦的论述，确实需要谨慎对待。
即使是仅仅在“气质”的意义上，我们也应该看到，深圳的此种“孤独”气质也正在衰减之中——虽然，任何制度都存在一个衰败的问题，更何况在一个帝国体制之下的标新立异，是不可持续的。雅典也需要希腊有更多的类雅典城邦，雅典才能有安全感——此即诸多论者提到的深圳“内地化”的进程。深圳一步步地迈向体制回归，不过也许，这种体制回归的速度虽然已经够快，但仍然赶不上整个帝国“复古”步伐的加快，所以，这城市仍有相对整个国家的异质性。(作者为旅港经济学者)
来源：前海传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