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08月25日 07:25 界面 

  8月22日,在广州举行的中国器官获取组织联盟大会暨国际器官捐献论坛上,中国首部《中国器官捐献指南》正式发布。该指南主编、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黄洁夫表示,希望通过该指南的传播,消除公众对器官捐献的误解与偏见,提高公众对器官捐献的关注和认可。

  中国是一个器官需求大国,又是一个器官捐献小国。据网易新闻2014年4月3日报道,在中国,每年约有150万人因末期器官功能衰竭需要移植,而仅1万人能如愿得到移植,供需比例只有1:150。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全球平均器官供需比为1:20~30,美国为1:5,英国则为1:3。悬殊的供需差距主要在于器官供应的稀缺。

  在2012年全国“两会”上,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黄洁夫就坦言,器官紧缺是我国器官移植发展的瓶颈,由于缺乏公民自愿捐献,死囚器官成了器官移植的主要来源。截至2009年底,卫生部统计数据显示,有超过65%器官移植的器官来源于死刑犯。

  2007年,死刑纳入最高院核准,“这几年,每年死刑都是成倍下降。”黄洁夫在其一篇论文中表示,如果继续依靠死囚器官,而不努力地去建立公民自愿捐献器官的移植体系,我国的器官移植发展就将面临无源之水的困境。

  在2014年12月3日召开的中国医院协会OPO联盟昆明研讨会上,黄洁夫正式宣布:从2015年1月1日起,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供体来源,公民逝世后自愿器官捐献将成为器官移植使用的唯一渠道。 

  中山市人民医院院长、器官移植中心主任袁勇告诉界面新闻记者,公民不愿意捐献器官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方面来自“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传统观念束缚,另一方面来自于对器官资源使用的顾虑。

  过去由于中国并未建立全国统一的器官捐献系统,医院享有分配有限的器官资源的自由权。2005年6月,被诊为肝癌晚期的电影演员傅彪在天津第一中心医院进行了第二次换肝手术,引起舆论界对器官分配公平性的强烈争议。

  这种情况在2011年卫生部委托中国红十字会在全国试点“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后得到改变,也由此避免了“给哪个病人做手术完全由医生或医院说了算”所产生的管理漏洞。

  袁勇认为,“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是保证器官分配在阳光下进行的制约机制,“《中国器官捐献指南》也涵盖了这一点,并使得更系统化。”

  《中国器官捐献指南》对中国器官捐献相关原则和政策进行了阐述,包括公民器官捐献的伦理道德、法律、捐献组织架构,中国器官捐献三类死亡判断标准,供体维护、器官功能的评估,器官获取的有关技术及分配准则,器官捐献协调员队伍建设,以及人道主义救助政策等内容。

  黄洁夫在会上称,截至2015年8月19日,中国实现公民逝世后自愿捐献4737例,捐献大器官12748个。其中,2015年已实现捐献案例1590例,大器官4414个。目前中国器官捐献在数量上已处于亚洲国家首位,百万人口捐献率达到2左右,相比2010年的0.02,增长了100倍。

  近年来,中国公民器官捐献率虽呈上升趋势,但是相比西方发达国家仍然偏低,据全球器官捐献与移植观察机构的数据,西方发达国家的捐献率普遍较高,其中,西班牙为35.1/百万人,法国为25.9/百万人,美国为25.8/百万人,而亚洲的平均水平为4.27/百万人。

  “提高公民的器官捐献意识非常重要。”袁勇介绍,OPO志愿者会主动接触潜在捐献者的家属,赢得家属的理解与支持。其中,约有1/4的潜在捐献者最后会捐出器官。随着市民观念的改变,潜在捐献者的捐献比例也在逐步提高。

  以中山市人民医院为例,近几年来,器官捐献案例逐年递增,其中2012年8例,2013年16例,2014年33例,而今年,截至8月24日已有28例。“从捐献案例的地域上来看,有从城区到镇区扩大的趋势;从捐献人员的平均年龄来看,以前普遍较年轻,现在适龄范围内各龄段都有。”袁勇说。

  另一方面,由于器官的获取、移植是个复杂过程,手术、运输、保存、检测等都需要费用支撑,因此对不少家庭来说,器官移植费用是个天文数字,而能否将器官移植纳入大病救助也成为社会所关注的重要话题。

  对此,黄洁夫表示,未来,我国将对器官移植进行单病种费用核算,随着器官来源越来越阳光透明,公民自愿捐献器官全面铺开,这已是一个恰当的时机来研究大病救助政策。明年全国“两会”,他将提交将器官移植纳入大病救助范围的相关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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