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流遭遇“人流”
——新生代流动人口生殖健康独家调研
青春，在城市中流动
对人流低龄化、重复流产率高、流动人口流产率高这些日趋紧迫的问题，需要改变的是社会规范和社会环境，这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
文/吕爽
7月9日，在国家卫生计生委流动人口司与复旦大学主办的“第二届新型城镇化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论坛”上，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顾宝昌说，青年人早已成为流动人口的主体。
涌入城市的新生代流动人口中，生殖健康问题遂成为无法忽视的社会话题。当城市流动的巨大“人流”碰上“人流”，呈现的是怎样的现实？
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先后走访了几个流动人口比较多的城市。正如人们所熟知的那样，外来青年务工者虽然涌入了城市，却独立于城市的生活之外。相对闭塞的环境，让这些外来的青年人更容易相信“老乡”，也更容易在厂子里或者工业园区内滋生“爱情”。但他们当中的不少人，还没有做好接受“爱情”果实的准备。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3》显示，41.8% 的未婚青年农民工有过婚前性行为，43.5% 的未婚青年农民工不知道紧急避孕。
从2013年开始，包括国家卫生计生委科学技术研究所在内的多家研究机构，在全国范围进行了一项大规模的人工流产调查。调查显示，在所有流产女性中，25岁以下女性的比例达47.5%，未育女性的比例达49.7%，流产中首次妊娠的比例也达35.8%。
把这些冷冰冰的数字还原到一个个女孩的身上，就是一件难以言语之事。本刊记者接触到的做人流的工厂女孩中，有些已经是重复人流。
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专家们都提及了性教育的落后和生殖卫生服务的不完善。毕竟，整个社会从谈性色变到较高的婚前性行为发生率，剧变仅仅发生在20年左右的时间里。
对人流低龄化、重复流产率高、流动人口流产率高这些日趋紧迫的问题，需要改变的是社会规范和社会环境，这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正如接受本刊采访的一位专家所言，这项工程，靠任何一个部门“单挑”都无济于事。
从这个视角来看，2014年10月30日，国家卫生计生委、中央综治办等5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做好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预示着一个良性发展的趋势到来。《意见》提出，要“有序推进政府购买卫生计生服务，基本形成高效配置卫生计生公共服务资源的服务体系和供给体系，为流动人口提供更加便捷、优质、高效的基本公共卫生和计生服务。”
“霞芳”的故事
——人工流产低龄化之痛
低龄人工流产和反复人工流产，让一个个不该担此重负的“霞芳”们增加了健康风险，青春的人生也因此抹上阴影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吕爽/上海 北京 江苏南京 江苏常州 山东青岛报道
“很多大人一看别人的气色，就知道那人打胎了。真的这么容易看出来吗？有什么可以避免让别人看出来？多少天可以恢复到之前的正常样子？”在做人工流产手术前，小美(化名)在网上匿名发帖询问。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遇见她的那一刻，19岁的她正脸色蜡黄地坐在医院的休息室里。
“没有想象中的疼，但是让人很害怕。”小美说，“我之前在网上看了点人工流产后应该注意的事项，刚才医生和护士也跟我讲了。”
她没有告诉别人自己流产的事，“我怕家长骂我，怕朋友们议论我。”
早在2009年10月下旬，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联合国[微博]人口基金、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合作开展“中国青年生殖健康可及性政策开发研究”的大型调查，共涉及全国25个省(自治区)、40个县(市、区)。
2010年，基于此调查发布的中国首份《全国青少年生殖健康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有性经历的女青年中，怀过孕的占21.3%，反复妊娠的占4.9%，86%的妊娠最终以人工流产终止。
低龄人工流产和反复人工流产
17岁的霞芳(化名)坐在手术室外，这是她第二次意外怀孕。“必须得流掉，我还没结婚，也不见得就跟他结婚，不能生下来。”她说。
“为什么不做好避孕措施呢？”本刊记者问。
“你有男朋友吗？你要是有了男朋友你就知道了。”霞芳苍白着一张脸，苦笑说。
在做了十几年妇产科医生的汪富蓉眼里，像霞芳这样低龄未婚先孕的例子并不“扎眼”。“我接触的病人中，最多的一个做了11次人流，最小的年龄只有13岁。”
16岁的小燕(化名)曾来向汪富蓉求助。“她来的时候，已经超过了做人流要求的时间，只能做引产。”汪富蓉说。
所谓“人流黄金时间”，是指怀孕35天到50天，此时孕囊不大也不小，适合做人流手术。
伤害显而易见。如果过早做人流，因胚胎刚刚发育，还很小，很容易发生空吸或漏吸，造成手术失利或人流不彻底，需要再次进行清宫。如果过晚做人流，孕囊已经发育得较大了，出血量会增多，对子宫的伤害会更大。
汪富蓉试着给她在医院妇产科工作的医生朋友打电话，希望能够帮小燕的忙，但是入院引产要求开“证明”，而小燕又因为不敢让家里人知道没办法开证明。
小燕能做的，是上网找到一家网页广告看上去还算不错的民营医院，偷偷解决这个问题。
对于这些年轻的女孩来说，错过“人流黄金时间”还不是最糟糕的情况。玛丽斯特普国际组织中国代表处青岛你我健康服务中心的医生王立君向本刊记者介绍，她上个月帮一个女孩做过人流手术，并且千叮咛万嘱咐术后注意事项，但是，“一个月之后她又来找我，再次怀孕。”
低龄人工流产和反复人工流产，让一个个不该担此重负的“霞芳”们增加了健康风险，青春也因此抹上阴影。“每次女孩儿都一脸泪，每次男孩儿都一脸歉意”，但却没有减少年轻女性(25岁以内)人工流产的数字。
2009年10月进行的调查最终获得了相关领域中最具全国代表性的调查数据。全国共发放问卷22535份，收回有效问卷22288份，有效问卷率为98.9%。
其后发布的《报告》显示，在未婚妊娠的女性青少年中，90.9%有过人工流产的经历，有19%的怀孕女性青少年有过多次流产经历。
每年到底有多少人次流产
曾经被视为洪水猛兽的婚前性行为，已然没有了闸门。
《报告》显示，中国未婚青少年中，约有60%的人不同程度上接受婚前性行为或持模糊态度，22.4%曾有性行为，男性青少年性行为比例高于女性。其中大多数在性行为时未使用任何避孕方法。
“不能笼统地说中国的人流率持续上升。但是我们要意识到未婚青年的人流率居高不下，这是个事实。对于这个问题，不仅仅是计生专家发出了担忧的声音，还有一个声音来自于辅助生育的专家，因为发现很多不孕者做过人流，并且做过多次人流。”国家人口计生委研究员、避孕节育专家吴尚纯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中国每年到底有多少人次流产？
1300万人次是一个被广为引用的数字，不过，这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由原卫生部统计的数字。而目前按照《中国卫生年鉴》的数据，每年有600多万例的人流手术。一些人认为，这显然不是全貌，因为许多民营医院的数据并不全，更不用说其他隐蔽的无法统计的黑诊所。
吴尚纯曾在《中国人工流产的现状与对策建议》文章中，汇总了19篇有明确年龄信息的相关论文，结果发现，25岁以内的妇女占比为49.5%，未育妇女的比例是49.7%。
而本刊记者获得的一个开始于2013年的大型调查数据显示，在所有流产女性中，25岁以下女性的比例达47.5%，未育女性的比例达49.7%，流产中首次妊娠的比例达35.8%，其中流动人口、未婚青少年以及在校大学生占绝对多数。
从2013年开始，包括国家卫生计生委科学技术研究所在内的多家研究机构，在中国进行了一项大规模的人工流产调查。通过对全国30个省的300家医院，近8万例人工流产的调查研究，结果显示，流产的平均年龄为28岁，最小的只有13岁。而24岁以下人群占到了31%，19岁以下的占3.1%。
尽管人工流产的手段是成熟的，但不意味着不会给女性健康带来危险和伤害，可能导致盆腔感染、宫腔黏连、输卵管阻塞、子宫内膜异位症、月经不调等，会大大增加女性不孕的几率，甚至导致习惯性流产、继发性不孕、早产等。
2011年，世界避孕日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不孕不育女性中，有88.2%的人做过人流手术，18岁前做人工流产的女孩，患乳腺癌的几率将比其他女性增加110%。
“大家对于人流对身体造成危害的认识远远不够，也说明这部分的教育工作做得还不到位。”吴尚纯说。
未婚人流率缘何居高不下
“知识匮乏是源头。大多数人获取信息是通过网络，不准确，而且人工流产危害知识太匮乏，知识质量也有问题。”吴尚纯对此很焦虑。
广东省妇幼保健院在2013年开展的门诊调查显示，235例调查对象中，有49.8%的人认为偶尔性生活不会怀孕，而在以往的避孕方法中，使用避孕套的占88.1%，但是这些人中，竟然只有4.8%能够完全正确地使用避孕套。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副教授、博士生导师胡玉坤向本刊记者分析，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青少年固然可以通过各种途径接触一些“性”的内容，并获得只鳞半爪的知识，但其知识是残缺不全的，很多人对于避孕只是一知半解。
“譬如，有的人把流产当避孕措施，把紧急避孕药当常规避孕药用，有的人不能正确使用避孕套，而有的仅仅依靠安全期或其他更不可靠的避孕措施。”胡玉坤说。
造成未婚人流率居高不下的，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性生活变早了，而结婚的时间在推迟。这客观地拉长了婚前避孕的时间长度。”吴尚纯说。
2013年，世界避孕日中国调研报告显示，37%的年轻人初次性行为发生在19岁以前，64%的年轻人有婚前性行为。
而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男性平均结婚年龄为25.3岁，女性为23.4岁。10年后，第六次人口普查时，男性平均结婚年龄为26.7岁，延后了1.4岁；女性平均结婚年龄为24.9岁，延后了1.5岁。
结婚年龄推迟在大城市更明显，上海最新统计显示，2014年上海市民平均结婚年龄为男性34.43岁、女性32.00岁，已是连续5年呈上升趋势。
从初次性行为到结婚，其间的时间，成为中国计生工作的空白期。
避孕教育的中外差距
“避孕本是性健康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目前，对艾滋病教育已得到普遍认同，但对避孕教育仍存在阻力。”胡玉坤解释说，“境内外许多经验事实表明，不论是主张婚前禁欲，限制谈论性和避孕，还是限制获得避孕药具或流产服务，其结果有可能适得其反，只能使青少年放弃避孕而不是性活动本身。”
现实是，在激活了的妇科市场，以经济收益最大化为目的民营和私立医院占据了重要位置。从表面看，它们对青年人比较“友好”，但其商业化取向不可避免地导致收费较高。由于医患信息不对称，无收入或者低收入青少年有时“挨了宰”还得接受过度治疗。所谓“无痛”、“微创”、 “可视”或“超导”人流的商业广告与虚假信息铺天盖地，令青少年无所适从。
“如此高的未满足的避孕需求和未婚人流比例，昭示了避孕信息与服务的缺失和缺位。值得关注的是，年龄越小，在性事务上越缺乏知识或经验，因而也越易失败。这不仅凸显了性教育的困境，也昭示了生殖健康服务的匮缺。”胡玉坤遗憾地表示。
美国也曾经历过人流年龄降低、重复流产率攀升的年代，因此开展了“全国防止少女意外怀孕运动”，不断教育青少年男女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同时也敦促政府出台采取负责任的政策。
英国的青少年未婚先孕比例提高后，英国政府通过法律规定，必须对5岁的儿童开始进行强制性性教育。
瑞典的性教育亦称“避孕教育”，是世界性教育的典范。瑞典从1942年开始对7岁以上的少年儿童进行性教育，内容是在小学传授妊娠与生育知识，中学讲授生理与身体机能知识，到大学则把重点放在恋爱、避孕与人际关系处理上。
“荷兰瑞典等国家与中国的计生工作重点不同，他们主要对未婚人群提供免费的计生工具，而对于已婚者则需要自费。”吴尚纯说。
“青少年的安全而健康的性活动，不仅需要增加其知识，改变其行为，更需要改变社会规范和创造支持性的社会环境。所以，靠任何一个部门‘单挑’都是无济于事的。”胡玉坤说。
谁是人流的更高危人群
2007年至2009年间，在不足一年半的时间里，李丽恋爱三次，失恋三次，怀孕三次，流产三次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吕爽/上海 北京 江苏南京 江苏常州 山东青岛报道
在寮步镇某厂上班的李丽，在广东东莞完成了一次痛苦的成人礼。
18岁的她离开河南老家，跟随亲戚来到东莞，进入工厂务工。2007年至2009年间，在不足一年半的时间里，李丽恋爱三次，失恋三次，怀孕三次，流产三次。
2007年春，刚刚工作不久，李丽就与同厂一名20岁的男工陷入热恋。那个时候，她甚至不知道与男性发生关系需要采取避孕措施。
不久，李丽与男友分手，但几乎同时，她怀孕了。“他给我200元，一个姐妹带我去一家小诊所做了(人工流产)，花了60多(元)，很痛。当时我恨死这个男的了。”
但这并没有阻止悲剧重演。李丽后面的两次恋爱，依然以怀孕、人工流产告终。
在新生代流动人口中，有不少女性像李丽这样，在异乡完成了痛苦的“成人礼”。
打工女孩
曾经有一篇名为《东莞打工女：几个女生围着一个男生争着养》的报道，讲述了东莞外来打工者“多女一男”的情感模式：
女工小芳的男朋友有3个女朋友，并且她们彼此都知道对方的存在。她的男友是名来自四川的普通男工，名叫李兵。
李兵貌不出众，在东莞务工10年。2008年一年内，李兵同时和3个女工交往并发生关系，1个同居，1个恋爱，1个情人，“她们互相都知道的。”
李兵称自己对3个女孩都十分坦诚。他记得，至少有两个女孩是想嫁给他的。
在当地的一些厂区里，男工同时与几个女工交往并发生关系被认为是件“正常的事”。在厚街白濠村，间杂林立着众多的塑胶厂、鞋厂、拉链厂，多数工人因为籍贯住在了一起。
玛丽斯特普国际组织中国代表处项目主管王龙玺曾经去过这样的工厂，即性别比例严重失调的工厂，“一个男工有多个女朋友，有些男工跟我们说，得到她们太容易了。”
王龙玺向本刊记者介绍，因为调研项目的需要，他们曾对一些男工、女工做了一对一的深入访谈，结果发现在性别比例极不平衡的工厂里，很容易出现“一女多男”或者“一男多女”的现象。
王龙玺说：“这时候性就容易成为讨好对方的方式，尤其是在‘一男多女’的情况下。于是，人流率不仅高，而且反复人流情况多。”
2014年初，玛丽斯特普以“青年流动人口生殖健康和社会融合促进项目”的调查为契机，梳理出新生代流动用工主要活跃在五类就业场所：制造业、建筑业、运输业、批发零售和服务业。
在调查中，他们发现，身处这些场所的工人由于普遍教育水平低，加剧了社会地位的底层化，更因缺少相关有效的保护政策来消除歧视，使得工人们难以得到均等化的社会公共服务，比如医疗服务。
411医院海军计划生育宣教中心曾作过一项针对在沪外来女工生殖健康的调查，结果显示，在约500名“90后”外地来沪女工中，有358名(71.6%)的外来女工性活动早于18岁，只有不到30%的被调查女性表示有经常性的避孕措施，而承认有流产史或因不洁性接触导致生殖系统疾病的比例，均超过10%。
外地来沪女工小梅(化名)是第二次怀孕，老家还有一个两岁的儿子。孩子的爸爸“都是老乡”，她没有结婚的打算，表示不会要肚里的这个孩子。而第一个儿子是因为她之前发现怀孕时已经晚了，不然也不会生出来。据小梅的小姐妹说，在她们这些年轻女孩的圈子里，几乎每个人都有男朋友，很多人做过人流。
更高危的人群
和城市本地居民相比，新生代外来流动人口成为人流的更高危人群。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3》曾对流动人口的性行为和生殖健康情况作过调查，结果显示，41.8% 的未婚青年农民工有过婚前性行为，36.3% 的未婚青年农民工未曾在学校接受过生殖健康教育，43.5% 的未婚青年农民工不知道紧急避孕，29% 的未婚青年农民工认为没有必要进行婚前体检，27.4% 的未婚青年农民工没有意识到使用安全套可以减少艾滋病传播。
“他们知道一些生殖健康知识，但是很不全面、存在误区，也不重视。”王龙玺说。
玛丽斯特普青岛你我健康服务中心为一家工厂的女工进行体检后的数据显示：244名女工中，有106 名存在妇科方面的健康问题，包括子宫肌瘤、卵巢囊肿、盆腔炎、附件炎、节育环下移、阴道炎、宫颈炎、子宫肌腺症、宫颈囊肿等。
本刊记者了解到，在2015年4月，玛丽斯特普青岛你我健康服务中心为一家位于胶东的代工工厂女员工体检的时候，一天共检查219人，几乎全部做了B超，其中只有56名女性做了妇科检查，主动要求做宫颈筛查的只有2人。有的女工觉得麻烦，就省略了妇科检查。
封双在这个健康服务中心已经做了近10年的护士，曾多次去青岛市内以及周边的外来务工人员集聚的工厂，为女工提供体检，“有些没结婚的女孩子，会偷偷地跑到你耳边说想做个妇科检查。”封双对本刊记者说。
“我们还没有完成的一项调查中发现，在某个大城市，非本地户籍的外来人口的人流量比例很大，达到80%。”国家人口计生委研究员、避孕节育专家吴尚纯说，“当然，这与大城市里非户籍人口多也有关。”
国家卫生计生委近日发布《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4》显示，到2013年末，全国流动人口的总量为2.45亿，超过总人口的六分之一。
2012年流动妇女平均初婚年龄为23.7岁，与2000年相比提高1.3岁。流动人口是一个庞大的数字，而流动人口人流率高只是一个笼统的描述，针对这些做了人流的流动人口的具体分类，目前还没有。
“流动人口包括很多，比如外地来上学的学生，外地来务工的白领，工厂从事生产的工人，但是这部分的细分数据调查并没有。每个城市情况不同，外来青年的构成比例就不一样。”吴尚纯说。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新生代流动人口中，各类人群基本上都是完成了九年义务教育的，在某些问题的认识上，差距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大。
“我们向新招进来的新员工发放调查问卷，作一些关于生殖健康以及艾滋病的悉知情况调查，发现并没有因为学历有差异而在这个方面的认知水平就有特别大的差异。”熊猫集团计生办公室杨洋对本刊记者说。
熊猫集团下属的诸多分厂中，有技术研发工厂也有制造类工厂，所招收的外地员工中不仅有研究生本科生，也有普通的流水线工人。
流动人口和未婚人口的双重身份
在整体生殖健康知识水平不高的前提下，从事简单生产的青年流动人口获取正确生殖健康知识的机会较少。
“流动人口生殖服务可达率低。”南京邮电大学人文与社会学学院副院长孙晓明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他们做过一项针对流动人口的生殖健康情况的调查，结果发现，“这些女孩遇到问题一般都是问自己的小姐妹、找老乡，所得到的生殖卫生知识也几乎都是来自广告，如果遇到需要人流的情况，基本上都是选择民营医院或者回老家解决。”
“现在出来打工的新生代流动人口，有相当大的比例是中国的第一批留守儿童长大成人的，他们中的许多人从小缺乏应有的关爱，所以当进入青春期之后，尤其是女孩子，就会特别希望获得关爱，甚至有意无意地以性来讨好对方。”玛丽斯特普国际组织中国代表处执行总监肖远鸿告诉本刊记者。
在南京某电子制造厂中，曾出现了一个未婚女工怀孕的案例。“她非要回到老家，把孩子生下来，但又没有跟孩子的爸爸结婚。后来我们了解到，她自己就是非婚生孩子，是妈妈一个人把她拉扯大的。”该厂的一个女工代表说。
未婚流动人口兼有流动人口和未婚人口的双重身份，他们普遍年龄不大、社会经验不足，生殖健康知识较为匮乏。据玛丽斯特普提供的数据，40.9%的流动青年选择从同伴那里获得生殖健康方面的知识。
因此，同伴教育中增加社会融入内容显得格外重要。
除此之外，城市的工业园区多建在城市边缘甚至是周边，远离市中心，往往成为一个封闭的小社会。工业园区的基本公共服务与城内市民所享受的基本公共服务，经常有着很大差别。
这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
融入城市困难、生殖健康服务可达率低，却与庞大的不断增加的新生代流动人口撞在一起。困境因此而生。如何破解？
2014年10月30日，国家卫生计生委、中央综治办、国务院农民工办、民政部、财政部5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做好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的指导意见》，提出做好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的5个主要任务。
其中的一个主要任务是：“各地要充分发挥计划生育协会等群团组织和社会组织在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中的社会协同作用。创新服务模式，有序推进政府购买卫生计生服务，基本形成高效配置卫生计生公共服务资源的服务体系和供给体系，为流动人口提供更加便捷、优质、高效的基本公共卫生和计生服务。”
2012年，中国计生协联合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原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专家团队，对常州本地1114名企业外来工开展了基线调查。调查显示，这些被调查的青年普遍缺乏丰富的文化生活，没有享受完全的市民化待遇，在获取健康服务尤其是性与生殖健康服务方面存在力所不能及的问题。
流动人口在性与生殖健康上面临的挑战，不仅给这个群体自身的健康带来损害，而且也给企业带来损失——员工的病假休息和因病离职会降低劳动效率和企业生产力。
“这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需要社会方方面面的共同参与。健康的企业生产者，生产效率有了人力基础，生产率提高也有了保障，从而就能推动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常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王莉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流动人口为常州带来了活力。根据统计部门反馈的资料，2014年底常州市常住人口总量达469.21万，其中有35%左右的常住人口是外来流动人口。
从2012年开始，常州计生委开始在外来流动人口比较多的工厂里搭建健康驿站，截至2015年中旬，全市已有11家。本刊记者走访发现，每个健康驿站所设设施不尽相同，但都有生殖健康知识手册，都有可以刷身份证即可免费获取避孕工具的设施。
“前两年有女工无故旷工，后来经我们了解是因为做人流手术。今年一个都没出现。”常州市某工厂的党总支书记告诉本刊记者。在这个工厂，外来务工者达到一半左右。
“我们希望通过 ‘社会支持’ ‘同伴教育’等方法，让流动人口体会到‘新市民’待遇，这不仅仅是有利于降低人流率这么简单，而是会促进社会生产力，也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孙晓明说。
希望为未婚青年提供免费避孕工具
——专访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教授李银河
所有的流产都是不想生孩子的意外怀孕，
如果性教育做得好的话，1300万就该变成零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吕爽/北京报道
当中国低龄人工流产、反复人工流产，以及流动人口人工流产比例等数据叠加的时候，其所呈现的不再仅仅是卫生健康问题了。本刊记者就此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教授李银河。
未婚人工流产率居高不下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人工流产数量增大和低龄化问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显现的？
李银河：这还是要追溯到改革开放以后，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管理还是很严格的，但1997年流氓罪从刑法中取消是一个明显的标志。在此之前，从理论来讲，所有婚姻以外的性行为都是犯罪，可以被抓起来。虽然没有很严厉地执行，但那时候婚前性行为就是犯罪。而在1997年以后，婚前性行为就大量出现了。
1989年我做过关于婚前性行为调查，那时有过婚前性行为的人占15%，而2013年我看到的一个调查数据显示，婚前性行为发生率已经是71%。性行为低龄化已经非常明显，那么势必带来人工流产的低龄化。
《瞭望东方周刊》：未婚人工流产的比例是在逐年上升吗？
李银河：未婚人工流产并不能说是逐年上升，而是居高不下，人工流产人群，未婚比例占一半左右，这也并不是最近才出现这样的情况。
人工流产中一半是未婚，这个情况我早就知道，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我有一个学生在北京市妇产医院做调查，结果发现，婚姻之外的人工流产就已经占到50%左右。
《瞭望东方周刊》：低龄流产以及流动人口流产数量攀升，折射出哪些社会问题？
李银河：最简单直观的，就是中国的性教育工作没做好。因为所有的流产都是不想生孩子的意外怀孕，如果性教育做得好的话，1300万就该变成零。我看到有个北欧国家的资料，里面提到，性教育成功与否的检验指标就是争取100%避免人工流产。
普及正确生理卫生知识的最佳途径
《瞭望东方周刊》：调查显示，除了极少数人，去做人工流产的未婚青年都知道应该使用避孕套，但是并没成功避孕，这是为什么？
李银河：明明有知识但不去避孕，有一个原因是不在意流产，觉得就像得一次感冒一样，这就非常不好了。有些国家堕胎是非法的；有些地方有宗教信仰，坚决反对堕胎，在这种社会氛围的压力下，堕胎就不那么轻松了。我们有很多人拿人工流产不当一回事，没有内心的矛盾。
另外，一些对人工流产对身体损害的信息传播不够。很多人觉得无所谓，对身体没什么害处。其实，人工流产对身体带来的伤害是挺大的。在这方面一定要加强宣传和教育的力度。
《瞭望东方周刊》：这部分的教育应该谁来做，何时做？
李银河：这部分教育应该放在学校教育中。在小学、中学、大学的受教育过程中，性教育和生殖健康知识应该不断被持续地深化。
中国的九年义务教育是普及的，而且执行得不错，无论是不是打工的流动人口，基本都是接受了九年义务教育的。这是正确的生理卫生知识普及的最佳途径，也是最佳时刻，但是许多学校不讲这些知识，或者是避讳地讲。如果在中学就能跟孩子们讲明白流产对身体的损害，很多孩子就会注意避孕。
《瞭望东方周刊》：很多家长和老师担心，这会对学生产生不好的诱导。
李银河：对性教育一直有个阻碍，就是一些人认为跟青少年谈论关于性和生殖健康的问题，是一种诱导，孩子本来不知道，你跟他说了，于是引起孩子的好奇心，会过早地尝试。其实这种担忧根本站不住脚。
有一项调查显示，中国青少年平均上网年龄是六年级，在这个时候，其实孩子就朦朦胧胧地知道了，但是网上的正确信息零碎又少。怎么能拒绝给孩子系统的正确的性教育呢？
所有的传递正确信息的性教育都是必要的。我们去荷兰考察，发现荷兰对青少年从4岁开始进行性教育，讲对于男女的认识。不同年龄有不同内容，到了青春期的时候开始讲授与性交有关的知识。这个是绝对必要的教育，也没有诱导的问题存在。
《瞭望东方周刊》：在车站、或者是公交车上多见无痛人工流产广告，你觉得这是一个不好的诱导吗？
李银河：不能说它是诱导，但是无痛人工流产广告传递出的信息非常糟糕，效果是不好的。过多地强调“无痛”，就等于对身体没有“损害”了吗？那些广告词就是在告诉人们，人工流产就是个感冒，甚至比得感冒还容易治疗，只要三分钟而已。
对于流动人口而言，城市提供的生殖卫生计生服务并不均等，自然会把一部分人吸引到那些“宣传无痛人工流产”的小医院。
不是诱导，而是解决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以前的计生工作主要针对已婚妇女，但是在现在人工流产低龄化的情况下，应作出哪些调整？
李银河：一二十年前，有一条新闻引起全国性的大讨论，就是出售避孕套的机器能不能进大学。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我们应该根据人们的行为，制订相应的措施，而不是在意识上拒绝。
现在全国婚前性行为比例占71%，同时未婚低龄人群人工流产率那么高，那就应该采取正确的方法，来降低人工流产率。而且现在中国的人口流动率越来越大，那么对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工作是不是也应该更加便利以及可及？应该根据社会的发展而改善卫生与计划生育政策和服务。
《瞭望东方周刊》：到底要不要把对年轻人的避孕节育放到计划生育工作之中？
李银河：我希望看到的是对未婚青年也能够提供免费的避孕工具。许多国家的经验都证明，这样做能够明显降低未婚低龄人工流产率。这么做不是诱导，而是在出现问题的时候，从某种角度上解决问题。
《瞭望东方周刊》：一些性别配比极其不合平衡的工厂，出现女工生殖健康问题。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李银河：这个问题确实存在，企业因为工种可能在招工方面有性别偏好。但是企业需要关注性教育的工作。这么高的人工流产率，企业也是有这个责任的。如果企业发现女工因为生殖健康问题或者是流产而影响工作，企业就应该马上意识到，需要为这些年轻的外来务工者提供相应的知识宣讲，宣传人工流产的危害，灌输正确的生殖健康知识。
我们以前在珠三角作过调查，女工各种权益比较差，各种保险、基本的劳动保护都没有，噪音、污染、暴露等非常普遍。十几年前打工潮刚起来，南方某城市的一个工厂，老板把门锁起来防止员工工作时间外出，结果发生火灾时烧死很多人。现在这些基本的福利方面有改善，但是应该提供更多与时俱进的福利。
而且地方政府也有责任，生殖健康是一种公共产品，理应向这些来务工的“新市民”提供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