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汪延，曾任新浪董事长，卸任后发起并运作新浪扬帆基金。

　　在从榆林到兰州的汽车上，听到成思危先生去世的消息，心里很伤感。

　　思危老先生一直希望帮我(们)，就我的记忆，他至少两次来过新浪。

　　在1999年，我们刚刚结束融资，那时他正以副委员长的身份推动风投和创业板，来公司视察时我以中国区总经理身份负责接待他，那是我们头一次见面。

　　我们先会谈，在我介绍完公司的发展历程后，他特别询问了我两件事，一是对互联网技术发展的展望，二是公司资本运营的每一处细节以及对未来赴美上市的预期。

　　之后思危先生仔细地参观访问了公司的每个部门，他特别对新闻中心感兴趣。

　　在结束访问前，他问我是否有意愿加入他领导的民主建国会，我有些不好意思地回答他说，其实我在半年前就递交了申请书，但申请没得到任何回音。当时他脸上稍显窘态，马上要身旁的秘书递给了我一张名片。在他来访后不到一周，我收到了民建海淀区委的来电，要我去办理入会手续。

　　新浪在2000年坎坷的上市过程思危主席一直密切关注。那年冬天，他约我去他人大会堂里的大办公室谈话，要我整理一份具体材料，总结所有当时遇到的法律法规瓶颈……

　　大约2001年，我被思危主席点名进入了他推动组建的民建中央直属二支部，他自己直到临终还是这个支部的成员。自那以后我们基本上每个季度都有一次支部活动，我都有一次聆听思危主席对国际国内政治和经济状况做内部透彻分析的机会。他几乎每次讲完话都会强调，我们作为民主党派有向中共进言献策的义务，因此我们要在内部集思广益，把想到的问题总结好提上去，但出了这道门，我们要尽力和中央保持一致。他还常说：“我不敢保证中央对一些事情的决策就是因为接受了我们的意见和建议，但我们的确看到，中央的决策方向也是我们建议的方向。”

　　我们心里都清楚，他在说这番话的时候，心里想到的是他一直倡导的金融市场的产业升级，创业板块的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设置等等。

　　2003年，他在民建里设立了IT小组和生命科学小组，要我担任IT小组组长，团结所有IT领域里的民建会员，对该领域的发展向国家提出建议。我们也寻着思危先生的方法，每年都向全国政协递交一两份提案，有的提案被列为民建界别重点提案，后来经国家相关部门组织反复听证会，进入全国人大立法程序，最终居然形成了法律，譬如我提出的关于尽快推动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的建议、王克照提出的关于规范电子政务软件接口协议的建议，以及周航提出的、也是最近在热议中的发展预约叫车IT平台的建议。

　　2003年，互联网的寒冬渐渐地过去了，新浪终于迎来了赢利的一年，04年初，思危主席又来到公司。那次参观和交流的过程让我深深地感觉到，他自己心里也欣喜地分享着我们成功的喜悦。他特别嘱咐我，要培养企业的社会责任感，要在网络媒体的位置上更负责任地发挥社会影响力。但后来有一次，我婉拒了思危主席的点名，虽然我一直觉得那不是推诿，可今天想起来，心里还是难以平静。

　　那是2006年的冬天，我刚刚从新浪的管理层退休，着手开动我的教育扶贫基金“扬帆计划”。思危主席在李晓林刘汉元等几位民建企业家会员的倡议下推动建立“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基金会的报审材料已经上交，正待批复。

　　年底的中委会上，思危主席让李晓林把我叫到他的房间里，他又问了我的年纪，说他羡慕我能够在年轻时就选择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做。他说他自己已经七十有三了，再有一年就要退下来了，当前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思源工程”基金会办下来，这样给会内的企业家们留下一个一起做公益事业的平台。

　　我问思危主席，他自己在退休后是否还能留任基金会理事长，他说，他会尽力，而且，这是他喜欢做的事，但是要听从组织安排。

　　我记得，05年和06年，思危主席有两个项目在全力推动，一个是“建华企业家学堂”，一个就是“思源”，而最终成功了的是后者。回到在思危主席房间里的对话，他问了我对“思源工程”的理解，听了我对基金会发展的建议，我提出了平台建设和项目管理完全剥离的思路，并在纸上画了示意图，紧接着，他话锋一转，对我提了两个“问题”。一是他希望我把“扬帆计划”并入思源工程，二是他希望由我来担任“思源工程”的秘书长。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早已和李晓林谈妥，所以我正式地答应了思危主席，可第二个问题却是突如其来的，我事先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当时直觉告诉我，这是我可以为思危主席做些事情的时候了，但理智告诉我，我不该接受这个岗位：当时我有一半时间陪家人在法国度过，分身乏术；而且我的热情不在基金会的行政事务上而是“扬帆”的项目发展上，而基金会在创立之初必须要有一个拳头项目一炮打响... 在迟疑了几秒钟后，我给了思危主席的第二个“问题”一个否定的答复，并建议由晓林兼做秘书长的工作或者外聘一位职业经理人。

　　思危主席是一位忘年好友、一位楷模、一位一直帮助我、影响我、爱护我的长者。在西部的高速公路上，我停车点一支烟，清清泪水，继续回忆之路。

　　记得刚进民建中央二支部，就听李谠和李兰说，除了英文外，思危主席自学过很多国外语，俄语、法语，西班牙语。

　　思危先生知道我是从法国回来的，很多次问我对法国政经和科技领域的看法，而我第一次听他使用法语是在2011年。

　　那年，当时的法国国资委[微博]主任Bruno Bezard受萨科齐委派来华担任法国驻中国的公使衔经济参赞，他的一项重要使命就是和中国政经各界有影响力的人物接触，理解中国的立场和诉求，在2011年法国接任G20主席国时能够更好地协调与中国的经贸关系。

　　一次，Bezard向我提出希望我搭桥与思危主席会面，思危主席爽快地答应了，但他要服从医嘱，法式大餐力不从心了，因此我就近他家在盘古请他们二人吃中式午餐。

　　席间，Bezard先是讲英文，没想到，思危主席的法语记忆一点点地恢复了，他开始试着用法语来回答Bezard用英文提出的问题，虽然有些费力，但让Bezard大为惊喜，于是Bezard用法语，思危主席还是用英文交流，不时地加入法文，我在餐桌上欣赏了一次高水平的对话，我们一直聊到了下午两点多，思危主席的秘书才敲门进来希望告一段落... 午餐结束前，Bezard还替时任法国经贸部长的Christine Lagarde[微博]约定了G20期间与思危主席的会面。

　　思危先生从小在香港长大，又熟练掌握多门外语，面对大场面不仅从不怯场而且谈吐诙谐幽默，善于运用外国人熟知的典故和比喻，再加上他的特殊地位和以及对经济、金融领域开放的理解，我一直认为他是当代少有的胡适之。可历经了文革的他却从不愿意接这个关于胡适的话茬，只是经常说，他一年里有一半时间在海外参加国际论坛和大学演讲，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论述别人愿意听，他也敢于接受和回答敏感的问题。

　　思危主席在工作和生活中的低调更让我折服！一次他赴南美参加国际会议，中途打算自费在巴黎逗留两天探望年事已高的姐姐。他打电话给我，问我在他逗留的那两天巴黎有没有什么好画展，另外让我推荐给他两三家小美术馆。

　　很多人都知道，思危主席是个紧跟国际先进科技的人，从生物工程到物联网、大数据，都是他和学生们钻研的领域，这回，他对艺术的兴致让我诧异。遗憾的是那时我在国内，不能在巴黎陪同思危主席，所以我当即为他联系了两位巴黎的好友，让他们替我照顾思危主席。结果这两位朋友打回来的电话更让我惊诧！

　　赵国华是我拜托的第一位朋友，他是施耐德电气的老总、中国通，曾在世界各地任职，我麻烦他替我请思危主席吃一顿牛排，我跟他说好，账单要给我，饭钱必须我出。结果他打来电话，说他的司机从机场接到了思危主席，可思危主席的托运行李箱却被航空公司不知道运去了哪里！最终思危主席带着时差、穿着休闲装和运动鞋从机场直接去赴了宴，在席间问了赵国华很多跨国企业在中国的发展中遇到的机会和困难，赵国华非常感动，邀思危主席第二天随他去裁缝店买身西服和一双皮鞋，思危主席谢绝了，说行李会由航空公司很快送到。

　　Regis是我为思危主席约的第二位朋友，他曾是法国社会党总部里最年轻的一位高层骨干，那时恰好在野，他喜欢艺术，熟悉很多博物馆，我麻烦他陪思危主席去看三家博物馆的展览，结果他在陪了思危主席一天后打来电话对我说：真是不可思议，思危主席有一名国家安排的随身保卫秘书，却没有让大使馆安排一辆专车！他就开着自己的私人小车带着思危主席逛了博物馆！而思危主席对西方艺术史的知识和理解更让他瞠目结舌！

　　后来，他把车开去了老佛爷百货商场，心想思危主席也许要利用来巴黎的机会买些奢饰品，结果思危主席请他带着去了唱片专柜，买了很多古典音乐CD。

　　“我不仅没见过这样的中国领导人，我甚至不敢想象有这样的中国领导人！”我至今还记得他在电话另一端激动地对我说。“他退休了，喜欢自由。”我回答。后来，思危主席来电话要我安排时间，在Regis和赵国华来北京的时候分别请他们吃了烤鸭。记得思危主席对我说：没有人和人之间的理解和友谊，国与国之间的友谊难以长存。

　　和思危主席在异国他乡的一次会面是2012年，他病愈出院后又开始出国演讲，我当时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得知他要来美国东岸的消息我非常兴奋，他发邮件要去了我的电话号码，说日程定好后就通知我，可当我接到他的电话时，他说时间紧张，波士顿的行程取消了。我失望之余对他说，“您去哪儿我去哪儿，没关系！”最后，我利用他在纽约机场转机的时间赶了过去，就这样，我们在纽约机场见了短短的一面！

　　虽然思危主席在2007年退休时还是辞去了思源工程基金会理事长的职务，但他依然记挂着扬帆计划的发展，他在我的笔记本里看了我们为扬帆计划五年做的一段视频，让我立即给他用U盘拷贝了过去，我再一次在思危主席的脸上看到了他分享我的成功时，溢于言表的欣慰。

　　他问我对美国教育的看法，我想我必须抓紧时间提醒他注意身体，毕竟没有完全根治病患的把握。“思危主席，您要多静养，少奔波，这样可以做更长时间的研究。”我对他说。

　　我记得他回答：“我已经给自己定了目标，以后每年把出国的时间逐年压缩，一年控制在一百天以内。所以取舍之后，这次就不去波士顿了。不过，很多重要的论坛、重要的演讲我还是要去，不然别人不知道中国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是怎么看的，我的声音虽然不是官方的，但别人听起来更容易接受。”

　　我的眼前又浮现出了胡适的影子，一个“我的朋友胡适之”，一个勤勉于学问的胡适之，一个爱惜人才如命的胡适之，一个诙谐幽默、才思敏捷的胡适之，一个奔走在地球另一端为人民百姓呐喊的胡适之！不过，这一次我没有再对他说出我脑子里的这个幻影，只是起身紧紧地拥抱即将登机的思危主席，让一切尽在不言中吧！这也是我最后一次单独和思危主席见面。

　　回国后我参加过几次中央二支部的活动，最后一次聆听思危主席的内部讲话是2014年的仲夏。记得他精神矍铄地走进会议室，和我们一一地热烈握手，他走到我身旁时，我真想展开双臂拥抱住他，但顾及到左右，也只好伸出了手。

　　他对上海自贸区的设立非常兴奋，之后简短地提到了受托出访俄罗斯和台湾，但没有详细展开，只是浮光掠影地谈了谈社会见闻，接着，他特别把话题停在了执政风格上。

　　他回忆说，曾经有路透社记者问他朱镕基和温家宝两位总理更喜欢哪一位，他回答说，只能谈两人的执政风格我更喜欢哪一个，他在做了一番分析后说从他个人而言，更喜欢朱总的方式，但也坦言，这样的方式有它的弊端。

　　最后，他对大伙说，我们必须大力度反腐，同时也必须为官员指出一个明确的改革方向，不仅要告诉大家什么事儿绝对不能做，同时也要告诉他们什么事儿是一定要做的，如果忽略了后者，就不难发现“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在政府机关中蔓延。

　　2015年7月12日，窗外的乌云越压越低，我们的越野车随着京藏高速驶入了浩瀚的毛乌素沙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