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接受新浪财经独家专访时指出，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取决于一系列配套的政策和制度，而延迟退休政策应该加强对人力资本的教育。

　　“在其他发达国家，当你找不到合适的劳动力的时候，六十岁的人再干两年三年至少从受教育程度上是可行的，他们可以学新的技术，可以继续工作。但在中国，六十岁的人受教育程度非常低，学技术的能力也差很多，因此企业往往可能不会要这些人，可能把他们放在比较脆弱的劳动力市场地位上。”蔡昉指出。

　　“放开二胎”应有配套政策

　　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到底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是多大？这是放开“放开二胎”政策中普遍关注的问题，对此蔡昉给出的答案是：“取决于一系列配套的政策和制度。”

　　他解释说，即使全面放开二孩，其实不应该仅仅是一个指标的放开，应该是从医疗、生殖健康、教育，以及一系列其他的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的调整，出台的是一个一揽子的政策，既是允许生二孩的，又是鼓励人们生二孩的，让其生育的成本有显著的下降。

　　蔡昉提到的这些一揽子政策包括：一是收入分配的问题，比如说在初次分配领域，再分配领域，都能够有利于鼓励二胎，既有激励机制，让大家努力工作，同时又能够越来越均等化，显著地降低收入差距。

　　二是社会保障均等化，城乡不同收入群体之间、不同的就业类型之间，都越来越享受覆盖面全面的、一致的社会保障。解除了后顾之忧，也敢于按照政策来生孩子。

　　教育也是非常重要的政策：当义务教育达到比较充分的覆盖率时，应该把义务教育向学前和高中阶段去扩展，显著提高全民的受教育程度，真正惠及于普通的居民和中低收入者。

　　延迟退休需要先发展教育

　　延迟退休是发达国家解决养老金缺口的一个主要方法，但在中国这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对此，蔡昉解释说：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最大的不同是“未富先老”，人口老龄化了，但人均收入水平还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程度。人均收入水平是一个综合指标，意味着中国还有很大差距，其中一个因素就是教育。

　　“我们新一代的劳动者，新成长的劳动力教育水平越来越高，但是快退休年龄的这部分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明显是很低的，这和发达国家有显著的不同。”蔡昉指出。

　　在其他发达国家，当你找不到合适的劳动力的时候，六十岁的人再干两年三年至少从受教育程度上是可行的，他们可以学新的技术，可以继续工作。但在中国，六十岁的人受教育程度非常低，学技术的能力也差很多，因此企业往往可能不会要这些人，可能把他们放在比较脆弱的劳动力市场地位上。

　　“因此说我们最终要走延迟退休这条路，但是现在又很艰难，所以你要创造条件，条件就是说第一让未来的劳动力，人力资本越来越高，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因此你必须发展教育。” （新浪财经 江艾欣 元平 发自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