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歇尔计划”，这个60多年前被人所津津乐道的说法在近期再度成为了热门词汇，只是被重新冠以“新马歇尔计划”，或者被称为“马歇尔计划2.0”，而主角也从60多年前的美国变成了现在的中国。

　　然而，所谓“马歇尔计划”，是60多年前美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欧洲经济进行援助、协助重建的过程。这和如今中国对欧洲的投资与贸易又有着多少相似性呢？如果没有，所谓马歇尔计划一说，只是换了个说法的“中国威胁论”？

　　那么，退一步讲，中国到底有没有必要打造一个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

　　“马歇尔计划明确是美国对欧洲的援助，而中国对欧洲则是市场化的投资操作。”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微博]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指出，“美国与中国的出发点就完全不一样，美国提出援助，是避免欧洲经济的衰落最终造成对本国经济的冲击与威胁，而中国对欧洲的投资则是为了化解国内产生过剩的困局。”

　　深耕欧洲

　　中国正在深耕欧洲市场，这已经成为各界普遍的共识。中欧的合作之所以能达成，是中国对同行者的礼遇，也是两个市场自然互补的需要

　　从3月份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欧洲四国，到6月份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访问英国和希腊，再到10月份李克强再次访问欧洲三国。不得不说，今年中国国家领导人到访欧洲的频率的确有些频繁，自然也难免引人侧目。尤其，每次中国国家领导人到访欧洲就意味着多项大手笔订单的面世。

　　显然，这绝非中国单方面的热衷而已，欧洲各国的热情更是高涨。李克强此次访问欧洲期间，中国和欧盟领导人举行了第十六次会晤，并制定了《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欧洲理事会主席赫尔曼·范龙佩[微博]和欧盟委员会主席若泽·曼努埃尔·巴罗佐表示，欧中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广阔合作空间，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积极进展。欧盟正致力于结构性改革，推进欧洲一体化。欧方感谢中方对欧洲和欧元的信心与支持，将继续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原则，与中方保持密切的对话与合作，落实好《欧中合作2020战略规划》，妥善解决贸易摩擦，尽早签署欧中投资协定，为中方投资者提供更好环境。

　　中国正在深耕欧洲市场，这已经成为各界普遍的共识。2015年是中欧建交40周年，这也为中欧关系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契机。而中德两国之间关系的日益热络，成为中欧关系深入发展和持续升温的最集中体现。德国是惟一一个中国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在年内分别前后两次访欧行程中均到访的国家，这也是李克强就任国务院总理一年多的时间内第二次访问德国，而7月德国总理默克尔进行了她的第七次访华行程。

　　李克强这次访问德国的重头戏之一是参加中德政府磋商，中德两国政府26位部长参加磋商。李克强表示，中方对德方支持中欧投资协定谈判表示欢迎，希望德方支持启动中欧自贸区可行性研究，推动欧盟放宽高技术产品对华出口。磋商后，两国签署了贸易、投资及技术合作协定等总额为181亿美元的合作大单。另外，中方将积极考虑德国大众汽车提高在一汽大众合资企业中股份比例的请求，也希望德国允许资质好的中国企业竞标德国的高铁项目。

　　方桌变圆桌

　　欧洲欢迎中国，比任何时候都欢迎，这可以从一些外宾礼仪中看出端倪。中国也需要拓宽欧洲发展与合作空间，但这是不是就是“马歇尔计划”

　　而比起中德两国彼此签订的巨额合作大单，此次李克强访德过程中更引各界瞩目的则是两国领导人言谈举止间所传递出来的那种“亲密”。在第三轮中德政府磋商时，默克尔与李克强坐在一起，两国的众位部长则各自在一边呈圆形排开就坐，而不再是之前彼此面对面而坐。

　　显然，这样一种坐法的变化无疑引起了外界诸多的猜测及揣摩。如果说，谈判坐法的改变，显示两国领导人之间更加的随意与亲近的话；那么，李克强与默克尔长达10小时马拉松式的会面，进一步突显了两国政府首脑层面的交流热度与深度。

　　李克强在对意大利访问期间，两国共同发表《中意联合声明》，签署涉及文化、环保、质检、能源、金融、航空、通讯等领域的近20份总值达100多亿美元的政府间协议和商业合同。双方还就投资便利化、中小企业合作等提出了新举措。

　　其实，在李克强访问意大利之前，中国企业今年在意大利已完成了数笔较大规模的收购。5月，上海电气集团收购安萨尔多能源公司40%股权。7月，中国国家电网[微博]集团斥资约21亿欧元收购意大利电网公司35%股份，正式进入该国能源市场。光明集团于10月宣布收购意大利最著名的橄榄油集团萨洛夫卢卡。李克强表示，签署的协议是中意加强经济和文化联系的切实成果，中国不希望保持同意大利的贸易顺差，将进口更多意大利商品。而且，此次签署的合作协议从结构上看更多是双向投资和技术、金融等领域合作，这表明中意合作已超越简单的商品买卖关系，体现了双方合作的高质量和高水平。

　　而此次李克强访问俄罗斯更是硕果累累。10月13日，李克强和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共同签署了《中俄总理第十九次定期会晤联合公报》，带来了经贸投资、能源、金融、高科技和人文等领域近40项商业大单。双方还将推动中俄双边贸易，到2015年的目标是1000亿美元。在西方媒体看来，有别于中国与德、法、意等西方发达国家之间关系的是，中俄之间的关系更具战略性，因此也往往被“另当别论”。

　　其实，本届中国政府对与欧洲关系的重视程度是不言而喻的，不仅国家领导人们频繁出访欧洲，而且除了加深与欧洲传统经济强国的合作以外，更将寻求合作与发展的空间拓宽至欧洲更多的国家。3月，习近平访问了荷兰、法国、德国、比利时四国。6月，李克强出访了英国与希腊，10月则访问了德国、俄罗斯、意大利三国。而每到访一国就随之产生的一笔又一笔的巨额大单，令西方媒体将中国在欧洲的投资冠之以“新马歇尔计划”或者“马歇尔计划2.0版”。

　　“马歇尔”不慷慨

　　马歇尔计划是美国经济帝国主义的表现。美国企图通过这一计划全方位控制西欧，正如苏联控制东欧一样。美国还试图利用马歇尔计划实现其地缘政治目标，因此这绝不是什么慷慨

　　英国《金融时报》最近推出了“中欧新丝绸之路”(Silk Road Redux)专题，着力探讨中国资本在欧洲的扩张和抱负以及对最脆弱经济体的兴趣。保守派智库美国传统基金会表示，欧元区外围国家正在受益于部分交易，意大利今年在重大合同方面收获最大：总共签署了价值近35亿欧元的合同。

　　这种现象被称为第二个“马歇尔计划”的开端。花旗集团欧洲大陆主席路易吉·德韦基(Luigi de Vecchi)表示，中国投资的历史性转变正在切断战后欧洲形成的某些关系。他说，二战后马歇尔计划有力地支持了欧洲，特别是意大利。而现在这一平衡被欧元区经济危机打破了，随着美国资本从欧洲逃离和中国资本注入欧洲，“欧美关系历史性地改变了，尤其是意大利和美国，如今意大利政府更多地向东看，向中国敞开怀抱。”

　　所谓马歇尔计划(The Marshall Plan)，官方名称为欧洲复兴计划(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对被战争破坏的西欧各国进行经济援助、协助重建的计划，对欧洲国家的发展和世界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该计划于1947年7月正式启动，并整整持续了4个财政年度之久。在这段时期内，西欧各国通过参加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总共接受了美国包括金融、技术、设备等各种形式的援助合计130亿美元。

　　60多年前马歇尔计划对于帮助欧洲经济走出衰退并重新回归到正常轨道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世人对于马歇尔计划对欧洲所产生的政治、经济影响的评论并不是一味地赞美，而是褒贬不一。

　　早期研究马歇尔计划的学者大多把它看作美国式慷慨的又一成功范例。而进入上世纪60年代之后，世人对马歇尔计划的批评之声则越来越盛，不少人认为马歇尔计划并不像人们之前所认为的那样在欧洲的复兴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早在美国的大规模援助到达之前，许多欧洲国家就已经转入了经济增长阶段。而且一些接受援助较少的国家，其发展速度反而更快一些。虽然马歇尔计划确实减轻了欧洲重建过程中的许多困难，并对一些关键部门的恢复起了重要作用，但总体来说，欧洲在战后低谷之后的经济增长与马歇尔计划的联系并不是很密切。”德国历史学家格尔德·哈达赫(Gerd Hardach)在他1994年出版的著作《马歇尔计划》中写道。

　　此外也有不少欧洲的社会主义者认为，由于许多欧洲富人在二战期间把他们的资金转移到了安全的美国，欧洲各国政府完全可以通过把他们手中的企业股份收归国有来获得数目同样可观的重建资金。甚至其中有一些人认为，马歇尔计划是美国经济帝国主义的表现。美国企图通过这一计划全方位控制西欧，正如苏联控制东欧一样。美国还试图利用马歇尔计划实现其地缘政治目标，因此这绝不是什么慷慨。

　　没有人能定论马歇尔计划究竟是好还是坏，如今更没有人能说清美国当初推出马歇尔计划的真实初衷。然而，在西方国家的一些媒体以及人士将中国对欧洲的投资冠之以“新马歇尔计划”之名时，这种究竟是友善还是敌视的区别则逐渐清晰起来。“对于中国在世界舞台的任何一举一动，欧美国家已经习惯了带着有色眼镜来进行审视，并进行过度的解读，这是中国与西方国家意识形态的差异所导致的，所以在所难免。”一位在外资行工作的法国人曾这样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

　　“一方面，中国不再以产品输出为主，而越来越多地向西方发达市场进行资本输出，这在很大程度上对欧美人来说是颠覆性的，毕竟过去几十年来他们才是对中国的资本输出方，他们深谙资本输出的目的所在。另一方面，中国企业的企业性质以及不透明的管理、经营方式，的确令欧美国家感到了不安。”上述法国人进而指出。

　　罗马智库Policy Sonar创始人弗朗西斯科·加列蒂(Francesco Galietti)问道：“中国正在蚕食欧洲的软肋？”暗示一些人认为欧洲放手太多。而且，一些银行家和政府官员们表示，中国对意大利的投资在过去两年急剧上升，似乎是精心制定的战略的一部分。意中基金会的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末，意大利有195家中小企业被中国内地或中国香港的投资者全部或部分收购。而今年7月中国国家电网完成对意大利电网运营商CDP Reti35%股权的收购，更是被视为泛欧电网的门户被中国企业打开了。

　　英国的《金融时报》曾这样写道：意大利官员们承认，中国与意大利签署的基础设施协议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是不可想象的，因为他们并不愿将战略资产的股份出售给外国投资者。于是乎，中国企业的对欧投资就被宣扬成了“新马歇尔计划”。而欧洲人的心态和用意并不难理解。

　　投资并非援助

　　马歇尔计划明确是美国对欧洲的援助，而中国对欧洲则是市场化的投资操作。中国对欧洲的投资则是为了化解国内产生过剩的困局

　　只是这样的冠名真的名副其实吗？

　　回归历史，“马歇尔计划”当年实施的前提是战后的欧洲“面临性质非常严重的经济、社会与政治的恶化”(马歇尔1947年在哈佛大学的演讲)。但显然，“新马歇尔计划”成立的前提并不存在，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都曾表示，“欧盟仍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其5亿消费者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2.5万欧元。”

　　“马歇尔计划明确是美国对欧洲的援助，而中国对欧洲则是市场化的投资操作。”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指出，“美国与中国的出发点就完全不一样，美国提出援助，是避免欧洲经济的衰落最终造成对本国经济的冲击与威胁，而中国对欧洲的投资则是为了化解国内产生过剩的困局。”

　　“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多年持续的贸易顺差必然导致资本输出的结果。”孙立坚指出。而除了前提挑战和出发点的不同，中国对欧洲市场的投资与美国对欧洲援助的资本输出方式更不一样，只是输出的都是以美元计价的资本而已。

　　美国将援助资金交给欧洲各国政府，而欧洲人将大多数来自于马歇尔计划的援助资金用于输入美国生产的商品。欧洲国家在二战中几乎消耗光了他们的所有外汇储备，因此马歇尔计划带来的援助几乎是他们从国外进口商品的惟一外汇来源。而中国的资本是与各项出售的欧洲资产的等值交易。不可否认，中国的资本输出在相当程度上给缺乏资金的欧洲企业注入了新鲜血液，有助于这些欧洲企业改善经营，进而改善欧洲国家高企的失业率，这势必有利于未来中国企业对欧洲的产品输出，让欧洲人购买更多的中国商品。

　　但是，需要指出的一点是，中国当前对欧洲的资本输出绝不仅仅只局限于收购欧洲的资产。中国更期待以购买欧洲的高端科技的方式来输入资本，这也是中国国家领导人多次访问欧洲多国所始终呼吁的。而且，当初美国实施的马歇尔计划的资金是以贷款的方式，而此次李克强访问欧洲三国除了对俄罗斯采用了提供信贷的方式，在其他欧洲国家并没有。

　　人民币“软肋”

　　即使中国要推出“马歇尔计划”，人民币的当前地位也并不允许。人民币国际化的成果与升值行情有关，一旦贬值，情况将大不同

　　中国与俄罗斯签署的众多协议包括，中资银行同意向俄罗斯银行和企业提供价值超过45亿美元的信贷额度，这实际上帮助俄罗斯解冻了因乌克兰危机而被西方国家制裁的信贷市场。俄罗斯国有银行VTB和Vneshekonombank表示，中国进出口银行将向这两家银行分别提供约20亿美元信贷额度。VTB表示，这些信贷额度将以人民币发放，将用于进口包括制造、高科技设备在内的众多中国商品。

　　俄罗斯领先的移动运营商OAO MegaFon表示，已与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敲定一笔规模5亿美元的贷款，用以开发移动网络并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采购设备。据MegaFon称，华为是该公司的主要设备制造商。俄罗斯第一大银行OAO Sberbank和华为还签署了一项协议，该银行将直接从华为采购设备，还将开始在俄罗斯的前苏联市场推广华为产品。Sberbank首席执行官German Gref说，截至目前，Sberbank所使用的高科技设备大多来自美国和欧洲公司，该行将继续并拓展与这些公司的合作，与此同时也将关注其他制造商和供应商。

　　此外，此次李克强访问俄罗斯期间，中国与俄罗斯签署了规模为人民币1500亿元的货币互换协议，这一举动旨在增加以两国货币结算的贸易并降低对美元的依赖。从某种程度而言，中国对俄罗斯银行及企业提供贷款的方式似乎更类似于美国的马歇尔计划。

　　然而，60年前美国在实施马歇尔计划的那几年，取得了GDP年增7%或8%的成果，而且通过马歇尔计划的实施，美元的霸主地位得以巩固。而中国想要通过对欧洲的资本输出来取得那样的成果或回报，则要艰难得多。“马歇尔计划实施时，美元已经是自由兑换货币，而且1944年确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也已经确立了美元的国际霸主地位。而人民币当前在国际的贸易结算领域、投资领域以及储备货币领域的地位和影响力都是微乎其微。即使是已经在国际市场取得的一些所谓国际化的成果，更大程度上也是建立在人民币升值的基础上，说穿了就是市场对于人民币继续升值的预期并未破灭。然而，只要人民币持续几年贬值行情，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值也就没剩多少了。”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院长谭雅玲[微博]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为意大利和德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提供咨询服务曼达林基金的管理合伙人洛伦佐·斯坦察(Lorenzo Stanca)表示，中国公司已经发现在欧洲进行收购很困难。他说：“文化差异意味着在处理人力资源以及与银行打交道方面存在困难。中国企业在欧洲取得成功不容易。”此外，银行家和企业领导人抱怨称，中国企业治理不善，缺乏透明度，这一点在交易达成的过程中会让人感到不安。

　　坚持资本“走出去”

　　不需要“马歇尔”，并不意味着放弃资本“走出去”，尽管阻力重重，中国资本走向海外市场之路一定要走

　　自从中国政府在2001年确定“走出去”战略，鼓励中国企业赴海外投资经营以来，中国的对外投资在过去十几年间实现了快速增长。根据中国商务部公布的数字，2013年，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56个国家和地区的5090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直接投资901.7亿美元，同比增长16.8%。

　　中国在同一时期吸收的外资额为1175.86亿美元。对外投资与利用外资之间的差距正在不断缩小。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在今年1月说：“在这种情况下，不是今年，也可能是明年或者后年，中国的对外投资很快就可能超过利用外资的规模。”在成为资本净输出国之前，中国在年对外投资流量上已经成为全球三大对外投资国之一。

　　10月22日，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向晨预计，今年我国对外投资增速约为10%，对外直接投资金额将达1200亿美元。数据显示，今年前9个月，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为749.6亿美元，增速达21.6%；与此同时，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873.6亿美元，下降1.4%。增幅上的一升一降，预示我国对外投资金额超越吸收外资金额“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张向晨表示，未来5年我国对外投资增速将保持在10%以上，对外投资处于发展快轨道，中国将保持世界投资大国的地位。中国对外投资已成为全球性话题，其投资范围囊括制造业、基础设施、能源矿产、农业、服务业、文化产业等领域。

　　为推进境外投资便利化进程，中国近日实行了新修订的《境外投资管理办法》，确立“备案为主、核准为辅”的新型管理模式。张向晨介绍，国内企业在境外投资开办除金融企业之外的企业事项，98%的内容都不需要审批，只需备案，涉及敏感国家和地区、敏感行业由商务部核准的内容只有100项左右。

　　在孙立坚看来，中国企业必须走出去源于中国经济面临的两个巨大落差。“一个是生产能力与消费能力的巨大落差。几十年的改革开放，造就了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然而中国的人均收入排名世界第70位。在国内市场无法消化中国企业创造的产能之时，就需要进行产能输出来化解困局。”孙立坚表示。张向晨也支持，可以预见，以投资促贸易，通过资本输出带动商品输出将是中国企业应对国际贸易风险、提升品牌价值的积极尝试。

　　“第二个落差就是中国创造财富的能力与管理财富的能力存在巨大落差。多年持续的贸易顺差令中国拥有了全球规模最大的外汇储备。然而，随着美元的贬值，中国的财富也就不断缩水。而海外投资是外汇资产多元化的路径。”孙立坚进一步指出。

　　然而，中国对外投资的存量和一些发达国家的差距依然很大。据介绍，在存量上，中国6600亿美元的存量只占世界的2.5%，相当于美国的10%左右，中国的海外净资产相当于日本的一半左右，中国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

　　张向晨表示，如果用联合国[微博]贸发会议的跨国性指数(TNI)来衡量中国对外投资质量和水平，目前中国跨国性较强(TNI超过20%)的企业寥寥无几。而且，在快速发展中，中国企业的境外投资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如国际形势日趋复杂，境外投资主体和行业日益多元，部分跨国经营经验不足、风险意识不强，企业投资主体地位尚未真正落实。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已经明确提出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的倡议。“无论是否打上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的标签，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已经在这么做了。”邵宇表示。在他看来，中国版“马歇尔计划”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除了投资，还包括贸易和人民币国际化。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咨询研究部副部长王军表示，中国可以效仿美国的“马歇尔计划”，通过贷款，以资本输出形态带动商品、劳务、技术和标准“走出去”。他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说，需要一个国家层面的整体规划，也有必要成立一个“中国国际开发计划署”。

　　世界银行[微博]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提议，为了扫除金融危机给全世界带来的阴影而建立一个富有“马歇尔计划”精神的全球恢复基金。林毅夫建议世界上发达国家和外汇储备大国今后5年内拿出2万亿美元，主要投资于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等“瓶颈”项目，以带动全球经济复苏。在林毅夫提出的新版“马歇尔计划”中，基础设施建设是核心内容。基础设施投资也被视为拉动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的有效手段。事实上，这也是中国资本“走出去”的重要内容之一。发展中国家长期对基础设施建设保持旺盛的需求，而欧美老化的基础设施也需要新的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