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全球拥有最多读者的经济分析师，对世界经济保持悲观，却不吝唱高中国。 他建言国企改革，如何突破攻坚期，释放制度红利？智慧经济时代，全球比拼创新，中国能否拥有自己的硅谷？反腐进入新阶段，罗奇如何解读其经济影响？本期《财经面对面》对话华尔街最有影响力学者之一--史蒂芬·罗奇。

　　人物简介

　　史蒂芬·罗奇，摩根士丹利前亚洲区主席及主席经济师，现任耶鲁大学教授。

　　Part 1. 中国亟待消除安全感缺乏

　　主持人：随着GDP增速的下降，今年对中国经济来说至关重要。在您所知道的所有改革任务中，您认为最紧急、最需要政府推动的是哪几项？

　　罗奇：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在我看来，对中国经济未来的争论始于2007年，当时温家宝总理提出了非常著名的评论，即中国的经济仍然不稳固、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这是他的原话，不是我说的。这引发了关于中国经济未来的争论，也导致了“十二五计划”在2011年3月诞生。

　　这个计划包含了三个关键元素，可以让中国从生产者转型成为一个鼓励消费的、平衡的经济体。这“三条腿”指的是，更多的工作岗位(主要是在服务业方面)、通过城镇化实现更高的工资，以及更加可靠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会鼓励中国家庭花费他们的收入，而不是将之储蓄起来。就像凳子的三条腿。

　　“十二五计划”至今已经进行了三年有余，而凳子却仍只有两条腿着地，即服务业的发展和城镇化。而坐在一个只有两条腿的凳子上，你会发现你难以保持平衡。也就是说，第三条腿仍然缺失，这条腿便是建立和资助一个牢固的社会保障体系。所以我觉得最为重要，最亟待解决的问题，是根植于中国家庭心中的畏惧与安全感的缺乏，这包含“独生子女”计划生育政策、户口改革、利率自由化。

　　还有一项提案是，至2020年起，国有企业的所得税将从15%上调到30%，这为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提供了筹资机制，也确实能使社会保障体系变得更加牢固。同时它填补了空缺，让凳子找到了第三条腿，让中国经济转型更为顺利，我认为这是一项非常鼓舞人心的进步。

　　Part 2. 中国短期不会有自己的硅谷

　　主持人：刚刚谈到国企改革，另一项正在实施的措施是“混合所有制改革”。不过直至此时，似乎这个措施并没有对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形成挑战。您对此项改革有什么建议吗？

　　罗奇：我认为这项措施联合巩固的作用是很明显的。所谓的市场化，公司化进程，引入公众持股的股份制，引入更多符合传统西方式属性的公司治理方式和会计透明度，这些事项都很重要，但在我看来，最迫切的要务是真正地为中小企业的成长提供激励与扶持，让他们变得足够强大，可以与国有企业良性竞争。

　　主持人：但究竟如何鼓励中小型企业去和国有企业竞争呢？

　　罗奇：财政支持肯定是必需的，还有许多关于扶持较小型的银行，甚至民营银行的讨论，这是提供资金支持的一种机制。需要鼓励创业和创新，以及中国的顶尖大学与新的创业类型的企业家人才之间的协作，并没有一个具有魔法的配方能让事情变得更容易。

　　有时，这些公司的运转确实需要一点点的魔力。美国在过去25至30年间也有很多的问题，也有很大的压力，但是到目前为止，在创办有新产品、新想法的新公司方面，我们仍然具有这种魔力。中国需要自己的硅谷，这会对中国经济有很大帮助。

　　主持人：你觉得中国有潜质建设自己的硅谷吗？

　　罗奇：短期内不会有。

　　主持人：为什么？

　　罗奇：将优秀的学术界、企业家还有风投集资平台这三者结合起来，使之发生临界反应，是需要很长时间的。我认为中国已经意识到了达成这一目标所需要的要素是什么。这是一种需要一代人努力后才能取得的发展，并不会在一夜之间就完成。

　　Part 3. 反腐不会影响中国经济

　　主持人：您在您的新书《失衡》中谈及到了这个问题，即“腐败是否有能力搞垮经济”。习近平主席在今年发起的反腐败运动是有目共睹的。您认为腐败是否有能力搞垮经济，反之，反腐运动会影响经济发展么？

　　罗奇：我认为，习近平先生在当选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那一天所作的讲话，几乎说明了一切：为了维持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奇迹，中国必须做出改变，不能安于现状，固步自封。

　　大多数的经济体，都会遇到发展瓶颈，它们从非常穷苦的水平增长到中等收入水平，然后就停滞不前了 。像是阿根廷以及其他多如牛毛的例子。这被称之为“中等水平陷阱”。指经济在发展一段时间后，便失去了增长动力 。而之所以他们会失去动力，正是因为他们没有改变经济模式。因此对中国来说转型至关重要。

　　习近平主席在他上任时就说，这次经济转型的最大风险，是权力集团通过腐败之网，形成巨大利益集团，从而阻碍了改革的进程。所以我认为，此时此刻，腐败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是有极大负面作用的。并且我相信——正好回答你的第二个问题——反腐败不会影响中国经济，相反，反腐败会驱逐那些阻碍改革的利益集团 。

　　主持人：不过我们确实看到了很多高端餐厅，现在生意很冷清。

　　罗奇：接受改变吧。 每一天，每一周，报纸上都会出现一些非常知名的重要人士被反腐败运动拉下马 ，当你读到这些消息时，你会想知道谁将是下一个。但是我觉得这些都会过去。

　　现在的领导层发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息，即这个体制必须摆脱掉这些不正当的，有害的腐败行为。 没有比让这些贪污腐败的个人接受法律制裁，来得更好的解决办法了。整个过程会有阵痛，但长痛不如短痛。

　　Part 4. 城镇化不应靠决策者的直觉

　　主持人：我们探讨推动着中国经济发展的三大原动力，至少在过去，投资是其中的一个原动力。此时此刻，您认为中国政府是应该加大投资力度还是削减投资？

　　罗奇：中国是高投资型经济体。鉴于在现代工厂设备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资，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开始，高投资型经济体是必须的。所以它由一个非常低的基准开始发展 ，在当时那种大环境下，引爆投资是非常有必要的。

　　第二，就像我不久前所说的，城镇化在中国过去、现在、将来的发展战略中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元素。城镇化是资本密集或者说投资密集的。如果按照中国其城镇化计划所表明的那般，到2020年止，将再从农村转移一亿人到城市，那就需要大量的新城市，大量的建筑，大量的投资。投资与GDP之比在更长的时期内，会高于大多数经济研究者的预期水平。

　　但这里的小窍门是，应该让城镇化过程基于市场的需求，而不是凭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某些中央计划者的直觉来进行。为了实现城镇化战略，引入基于市场的投资体系将会成为中国的一大挑战。

　　Part 5. 中国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主持人：在很多受众的印象中，您对全球经济增长持悲观态度，但却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持乐观态度，这是为什么呢？

　　罗奇：相对于悲观主义者或乐观主义者，我更愿意被理解为一个现实主义者。在过去的十五六年中，我对中国经济都非常乐观，的确如此。我也曾经对发达经济体表示过担忧，尤其是日本、欧洲。我也对美国的经济表达过很多的忧虑，我认为这些警告几乎都成为了现实。

　　我也曾给中国高层官员提出过建议：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的发展模式高度依赖西方发达国家的外部需求。而在未来几年内发达国家要处理危机过后的余波，中国这种出口驱动型的增长模式将会遇到麻烦。

　　而这并非是因为内在竞争力的流失，据我了解在中国有很多这方面的讨论，仅仅是因为需求将会远低于历史标准。中国想要用出口驱动的扩张战略维持以往的增长和发展进程将会困难得多。

　　主持人：支撑您对中国保持乐观的原因是什么？

　　罗奇：因为你们在改变以往的经济模式！你们致力于经济转型，你们的政府理解转型的必要性，避免陷于同样的模式。而不变的模式往往导致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很少有国家能躲过一劫，但中国将会是其中之一。（翻译：董斌）